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天命论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影响深远:周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依人事而变动的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人文主义先河;天与天命观念的确立,促进了“天下”概念的形成,开启了华夏民族天下国家的信念;天与天命思想的设定,肇始了古代王朝政权合法性来源的理论。
直至有清覆亡,“奉天承运”仍是统治者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可以说,天命是大一统王朝正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了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春秋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对这一时期的天命观念需要更加细致的缕析,以深入了解西周、春秋时期思想变化的基本线索,深刻考察春秋社会观念意识的复杂面貌。
一、传统天命观的至上性遭遇质疑
考察春秋时期的天与天命,须从西周晚期的社会动荡说起。尽管天的权威在西周晚期以来饱受质疑,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中还存在其他的因素,支撑、维系着天的尊严。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春秋时人对于天灾与人祸的辨识,维护了上天的崇高性;二是春秋时期的礼制对于支撑信仰领域中上天的尊贵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周晚期以来,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时人而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导致危机的因素是天灾,还是人事?倘若是天的失误,则天的至上性将彻底陨落;如若失误在人,则将无损于天的至高性。天抑或人,是需要时人辨析的问题。
两周之交人们对于天灾与人事辨析的结果是:并非将社会的混乱、自然的灾难笼统地归罪于天,而是在人事的范畴中探寻原因,以人事的变化来解释世事的莫测,甚至相信尽力人事可以挽回天意。这一思路,正是因循周初人所开创的传统而来。春秋智者依然是在这一思路中行进,将祸乱的根源归罪于人而非上天。
可以说,周人敬天的传统在时事剧变之际面临冲击和考验,但是,在思考天命与人事这样一组关系时,春秋时人依然保持了周初所开创的重人事的传统,由人事角度解释了西周晚期混乱局面的缘由,在观念上廓清了上天并非乱政之源,从而使得“天”在西周晚期经历跌宕起伏之后,其崇高性得以稳固,天的象征意义得以继续延展。
此外,春秋社会虽然僭礼之事层出不穷,但社会对礼的需求依然存在。对传统礼制的僭越与对西周礼乐的执着维护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组强烈的矛盾运动。礼制当中的等级观念深刻地渗入信仰领域,信仰系统中的神灵有了严密的等级差别,不同的神灵位列不同的级别,不同等级的人群对应不同级别的神灵,神灵的上下尊卑变得极其森严。礼制与信仰系统的紧密结合,等级关系的固化,对于稳定天帝的尊贵地位起到重要作用。由于礼制的作用,天帝在神灵等级中高踞于上,与人间的至上权力紧密结合,其至尊地位无可动摇。
综之,西周晚期以来,王室衰微、霸主兴起,旧的秩序风雨飘摇,上天的神圣性受到怀疑。可是,春秋时人对于天灾与人祸有清醒的分辨,实质上未将乱局归咎于上天。
二、“天命属周”观念的动摇
春秋时代,即便上天的地位得以维系,但现实状况是与天命休戚与共的王室威严一落千丈。这种情况,又不得不使人们思考天命是否属周、是否专佑周天子一家的问题。可以看到,人们的思考呈现出相反的两面。一方面,有人对于天命在周这一信念坚守不移,坚持天命专佑周天子,天命非周王室莫属。另一方面,人们怀疑天命是否依然归周,更进一步,认为天并非专佑周天子一家。西周晚期,天灾人祸,有识之士即已担心有周为天所抛弃。
种种迹象表明,春秋时期,“天命属周”的观念开始动摇,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天命不再专属周王室所有,天命行将发生转移。但是,如果天命转移,将转移到哪里去呢?人们虽然看出周王室已经不堪大命,甚至智者如子产也已经挑明春秋霸主接替了周室正统,距离宣言天命转移到诸侯也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即便如此,春秋时期却没有一个人明确说出天命将转向何方、降于何人。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在意识领域留下了空白。可是,转向现实,则可见到,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拥有大命。这是天命观在春秋时期的重大变化。
三、两种天命观的并行
春秋社会,诸侯纷起,敢于宣示获有大命者,主要是各路诸侯。由文献看,诸侯虽然从未明示自身接续周家天命,但并不怯于宣称自己拥有大命。那么,春秋诸侯所称的天命,其含义与西周人所发明的天命是否一致,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特点是什么?以春秋时期的有关青铜铭文予以申论。
目前所见彝铭中,屡见秦人宣称拥有大命。春秋时期晋国君主也颇醉心于称颂先祖有天命。传世晋公盆即有“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的说法。春秋时期的霸主,多有受上天青睐的自信,而对于齐、晋、楚这样的霸主,时人也认为他们受到上天的眷顾与支持:“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由春秋金文观察,原本高高在上、专属周天子的天命,在春秋时期与众多诸侯都拉近了距离。
春秋时期蔡国只是一个二等小国,受尽楚国欺凌。铭文中蔡侯自谓虽是年轻人,但不敢怠慢荒宁,他虔敬而不变易,佐佑楚王,勉力为政,恭行天命,安定众邦,美善而有大福。蔡侯申对楚王态度卑微,但他自诩不忘遵循天命,天命显然是他为政的必要条件、治国的依傍,须臾不可离。
上引皆为诸侯宣称先祖或其自身承受天命、严恭大命。春秋金文中,还可见若干贵族宣扬先祖身当大命。湖北随州文峰塔近年出土的两件曾侯與钟铭文,涉及天命,内容特别,对于了解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念,提供了新的材料。铭文中数次出现天命与命,其所指不尽相同,值得重视。首先,铭文清晰地说明天命为诸侯国所有。其次,铭文表明天命变动不定。天命的变化与政权的稳定程度、国运的盛衰联系在一起。总之,曾侯與钟铭文典型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念,即天命不再为周王室所独有,诸侯国、诸侯国君各自有各自的大命。
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春秋时人所说的受命于天,包含有受天之赐的意义。受天之命似乎开始向受天所赐之福祉的方向倾斜,与个人之命运联系起来了。近年面世的春秋中晚期封子楚簠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铭文中的封子楚,其身份与上引春秋铭文中称受天命者完全不同,他不是诸侯,也非一国之君,仅仅是楚王之士,但他也声称受命于天。显然,他所说的天命,无关国祚、国运,而更多的是个人之“命”,是上天所降的无期眉寿、无终禄位。铭文中的这层意思与春秋时期逐渐兴起的关注个人之命运的思潮相契合。
综合上述金文内容,可说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值得注意之处,有如下几项。
首先,承当天命者出现显著变化。西周时期,唯有周天子才能膺受天命,神圣的天命是周人的立国依据。而在春秋时期,各路诸侯纷纷宣扬身当大命。见诸金文记载的,就有姬姓之晋、蔡,也有异姓之秦、楚等,表明天命已经不专属一家一姓,不唯周天子所独有,姬周以外的族属亦可获取天命,诸侯同样可以拥有大命。其次,诸侯所具有的天命并非昔日文武王所膺受的大命,并非由周王室转移而来,也不是周王室的天命“碎片化”的结果。最后,天命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西周时人发明天命观念,意在强调周人取得政权,合于天意,其统治具有绝对的正当性。然而,春秋诸侯等宣扬的天命并非取代周王室而来,其所说天命并不意味朝代更迭,政权转换。由春秋金文观察,诸侯所称的天命有三种情况:一是称扬始封诸侯受天命,这是表示诸侯国之建立得天之大命,其立国最高依据在天;二是颂扬先祖受命、恭敬大命,这主要用以颂美祖先,显示先祖功业;三是自诩恭敬天命,这是自夸功绩,同时显示天佑诸侯国的信心。
总之,诸侯们宣称的天命,指获得上天的垂顾以昌盛国运,并非意在觊觎王权、改朝换姓,其意与周初人所称的文武受命,革除殷命,特指易姓换代具有根本的不同。
四、春秋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变化
考诸春秋文献,可见春秋时人较少正面阐述天命与德行、善政之间的关联,但德行与上天相关的思路仍在。春秋社会,虽然天命观念发生了种种变化,但西周的传统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周初所开创的敬人事、保天命的传统并未由于春秋社会出现的变迁而断裂、崩溃。西周时人天命惟德是与的政治理念依然不绝若线,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新的诠释和发挥。这一时期,人们对周人何以获取天命,增添了新的解说。
揆诸文献,周人主要是从文德方面来说明文王膺受大命的道理。春秋时期,尽管距离文武王受命历时已久,但人们却对于此事增添了新内容,以祥瑞、征兆等来言说天命,增加了天命的神秘色彩。春秋时人将神秘事件附会于文武王受命,不同于一般的谶纬,它是以神秘的手法解说朝代的更迭这样最为重大而敏感的事件,对于政治人物而言,其意义非凡。相较于传统的西周天命论,它是一种新的手法,一套新的体系,这种新因素的出现,预示了新的观念在酝酿,新的阐释王朝易代的理论在涌动。而当这些新的理论成熟之时,已经是战国时代了。
传统的天与天命观念在春秋以来遭受质疑与挑战,但是并不能以没落、徒有虚名来完全概括当时的情形。春秋智者对于西周晚期之后的乱局是出于天灾还是人祸的辨析,从观念意识方面廓清了上天并非乱政之源,维护了天的崇高性。
春秋时期,传统的天命观念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诸侯宣称天赐大命。天命由周王独有下降为诸侯亦有。“天”被频繁地用于解释诸侯、卿大夫的兴衰,“天”与这一社会群体发生了更多的关联。天降贵纡尊,与诸侯、贵族群体产生了联系。春秋诸侯所说的天命,是诸侯国自己的天命,与周王室的天命并行并存,并非由周王室转移而来。在春秋霸主及诸侯们看来,他们各自的天命与周王室的天命皆是同根所生,都源自皇天之赐。承认周王室为天下共主,与宣示自己拥有天命,两者在春秋社会可以并行不悖。春秋时期的人们认同“天命靡常”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天命的确是变动不居的,只是天命随诸侯国兴衰起伏,而不是在不同的王朝之间转移。
诸侯们竞相标榜天授大命的做法,以今天的角度言,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逻辑上的矛盾:即诸侯们的天命、周王室的天命,在普天之下,何以并存?这是一个时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局面表明,以传统的天命观念解释春秋现实,已经无效了。新的形势,需要新的学说。西周时人所发明的天命观念,在春秋时期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传统的天命观虽并非社会主流,但它不绝如缕,依然存留。传统天命论所推崇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意识,在春秋时期继续传播,它启迪了战国时期的德政观念,也成为此后大一统王朝思想意识的直接来源之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