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农村“新人”形象是指文学作品中走在时代前列，具有特定时代精神的理想人物。他们的思想观念、人格结构、行为习惯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召唤着读者对农村进行富有时代特点的未来想象。可以说，时代同构、精神引领是农村“新人”形象的基本文化内涵。如土改小说中的“革命农民”张裕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合作化小说中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创业史》）、农村改革小说中的“新农民”孙少安、孙少平（《平凡的世界》）等。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日益加速的时期，是全球化、市场化以不同速度冲击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时期。从“乡土中国”转向“城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依然是乡村现代化的时代主潮。在城市安家立业是部分农村人特别是农村青年的梦想；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土地流转政策实施、乡村振兴及精准扶贫战略的开展，引发了当下农村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如何叙述当下鲜活的乡村经验，讲述“中国故事”，以及怎样描写农村“新人”形象成为当前小说创作的重要命题。客观地说，当前小说暂时还没有创造出具有时代共鸣的人物形象。但是，一些具有艺术抱负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在进城者、返乡者以及乡村干部（包括扶贫干部）等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艺术探索。

　　一、进城者的奋斗之路

　　创造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同构的人物形象是当代文学中国经验书写的重要内容。农村青年在城市奋斗求生是一个常写常新的题材。在价值多元、冲突，阶层流动凝滞等社会问题受到关注的当下，如何书写与时代同构的人物形象，怎样发现农村“新人”的精神面貌，如何书写农村“新人”“心里有火，眼里有光”的精神内核？怎样描写进城者流动的生存状况和艰难的现实遭际？不同世代作家给予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塑造了不同的文学“新人”形象。

　　近年来，书写这类人物形象是从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形象的征用开始的。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渴望逃离乡村土地，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们进行的富有激情的奋斗激励了许许多多青年，这样的文学形象成为许多进城者的精神偶像。更准确地说，高加林这一文学形象是与80年代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相匹配的。高加林对乡村的逃离和对农村恋人巧珍的抛弃，象征了乡土中国奔向现代文明的决绝态度，也喻示着传统中国在现代性追求道路上的艰难历程。尽管高加林最后回到了乡村，不得不面临着“失败”的命运。但是，他身上的这股“气”一直没有散去。他的命运一直牵动着读者的心，人们总是相信他会东山再起。“从高加林时代开始，青年一直是‘落败’的形象——高加林的大起大落，现代派‘我不相信’的失败‘反叛’，一直到各路青春的‘离经叛道’或‘离家出走’，青春的‘不规则’形状决定了他们必须如此。他们是‘失败’的，同时也是英武的。”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借用80年代人物形象的原因。高加林、孙少平一直作为精神偶像形塑了当下青年的精神建设。

　　21世纪以来，一些作品关注进城农村青年形象，写他们的奋斗之路和向上跃动的心态，包括他们所经历的种种失败和复杂心态。2013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莫让青春染暮气》的短文，批评未老先衰的“青年观”。这是主流媒体对某些青年生存状态的担忧，并且寄予了殷切的期望，“青年在时代的召唤前应当奋起，更有担当和责任感。”

　　“70后”作家石一枫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具有更多的时代气息。小说为我们塑造了陈金芳这一丰满的人物形象。石一枫试图剖析城市化进程导致的社会深层结构变化，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的沉疴。城乡差异、贫富对立、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内化为“我”与陈金芳之间的交往与遭遇。客观来看，陈金芳们是这个时代具有勃勃生机的一类人，对向上跃升充满渴望。他们能吃苦，可以为此做任何事情，本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和回报。但实际上，他们却受尽屈辱，得不到城市的承认。作为个体，陈金芳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到城市的凌辱。石一枫深入而形象地记录了时代发展洪流下“人的缺席”。陈金芳这一进城者形象不仅折射了一位青年的奋斗史，而且反映了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诸如生命的尊严、生活的艰难以及挣脱艰难的可能性。

　　近代以来，在启蒙叙事中乡村成为传统、落后的自我身份指认。城乡二元对立成为小说书写常写常新的主题。阿Q（《阿Q正传》）是进城而不得的青年、祥子（《骆驼祥子》）是失败的进城者；香雪（《哦，香雪》）对城市充满了诗意的想象；冯家昌（《城的灯》）为了进城失去自我、失去人性。而在革命话语中，城市与乡村的地位发生了置换。《我们夫妇之间》形象地描写了这种身份的置换，《创业史》中的徐改霞也是怀着悔恨，落寞地从农村来到省会城市西安工作。一百多年以来，城乡对立书写绵延不绝，日久弥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加入WTO后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乡土中国向现代化加速迈进，“城乡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振兴乡村的时代要求。文学创作中“城镇文学”随之开始大量涌现。“对小城镇日常生活与人性进行想象与建构成为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鲜明的美学特征。”陈金芳、翟小梨是21世纪以来从乡村出走的众多农村青年之一，她们艰难曲折的命运是城镇中国底层青年真实而又平凡的写照，是城乡变革和乡村图景脉动的展现。

　　二、返乡者的乡村恋曲

　　土地制度变迁书写是乡村小说的主要内容。每次农村土地制度变化都会引发乡村社会权力秩序发生重大变化，乡村精英的谱系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像“土改”之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合作化运动之于《创业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于贾平凹的农村改革小说一样，土地流转这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也被《麦河》等小说给予了审美再现。与之相应的是一些生动立体的乡村精英形象得到了成功书写，特别是返乡者曹双羊这一形象。

　　中国百年来的乡村叙事取得了跨越式发展，而这种叙事绝大多数是围绕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展开的，书写转折时期乡村的时代风云和精神裂变。这些作品往往着眼于当时的土地政策，致力于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的论证，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也塑造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人物形象。但是，政策对这些作品的掣肘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如《创业史》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与乡村生活水乳交融，农民语言生动、地域描写鲜明、民俗精神丰富，但涉及现实利益、情感体验和交往细节时却显得矫情而违背生活常态。新时期以来，乡村小说逐渐摆脱了阶级斗争叙事的桎梏，日益显现出题材的特色与成熟。这些作品中乡村风物的谙熟、人情世故的表现，都继承了既往乡村叙事的传统，乃至更加成熟。但遗憾的是，这些叙事对当下社会历史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它们往往满足于对乡村文化的眷恋，对乡村传统破败的惋惜，缺乏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建构的责任，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家常常对时代、现实持怀疑的态度，对历史和传统容易感伤。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就是对于理想的追求。但是，这种追求也容易耽于想象，在现实世界投射了太多的情感和心理暗示。当下乡村土地流转等制度创新开展得热火朝天，部分作家却在对乡村凭吊的叹息中错过了捕捉时代的脉动。

　　关仁山的《天高地厚》《麦河》《日头》即“中国农村三部曲”沿袭了一贯的乡村情怀和现实主义风格，记载了冀东大地几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其中《麦河》以盲人白立国的视角展开论述，同时借助苍鹰虎子和狗儿爷的鬼魂辅助叙述，对麦河流域鹦鹉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和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史进行了全方位、整体性的描述。小说围绕曹双羊回鹦鹉村开展土地流转这一事件展开，描写了乡村的矛盾和冲突，具体而微地对中国近百年的农村土地问题展开纵深式复述。关仁山敢于直面现实，写出现实变化背后所敞开的种种可能，试图为新乡土中国的人心聚合寻找新的路径，同时也为书写当下乡村探索新的可能。

　　不同于以往一些作家对主人公的出身态度模糊暧昧，关仁山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人物内在血脉和活动的时代背景。曹双羊的土地意识是和时代发展紧紧相连的，是和现实利益合为一体的。曹双羊的不断蜕变，是农民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自我寻找。《麦河》还塑造了众多的农民形象，有代表乡村文化守护者的白立国，乡村文化逃离者的桃儿等。其他还有被权力和欲望异化的陈锁柱、陈元庆之流，也有像张洪生、赵蒙这样的现代工业怪胎，还有郭富九这样的老一代农民形象……关仁山注重将自己浓郁的土地情结熔铸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这使得《麦河》的人物画廊显得非常丰富。后来，关仁山继续创作了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塑造了范少山这一文学形象。这是一位酷爱《创业史》，以梁生宝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返乡者。《金谷银山》延续了《麦河》的叙事模式。

　　客观来说，21世纪以来关于返乡者形象的书写已非常普遍，如高子路（贾平凹《高老庄》）、夏风（贾平凹《秦腔》）、吴志鹏（李佩甫《生命册》）、喜旺（陈应松《归来》）等。但是这些人物形象要么寄托创作者诗意的乡村想象，要么隐喻尖锐的“三农”社会问题，没有聚焦土地流转这样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大事件，因而不能准确地呈现新时代乡村“星移斗转的时代影像”。

　　每次农村土地制度发生重大变革都会促使乡村小说在题材、价值和美学形态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关仁山等作家克服了知识分子观照现实的审视心态以及个人化叙事自说自话的叙事弊端，重新建立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恢复了宏大叙事的尊严，积极思考乡村中国与现代性的关联与冲突，并且为构建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有效路径进行富有意义的探索。目前，书写土地流转的类似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王宏甲的非虚构作品《塘约道路》这样的优秀作品还不多见，像关仁山笔下曹双羊这样丰满的人物形象更是凤毛麟角，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三、乡村干部的成长与蜕变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乡村振兴进入扎实推进阶段。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是国家围绕“三农”问题实施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了当下乡村脱胎换骨的变化。精准扶贫书写续接了现当代文学乡村书写传统，塑造了富有时代特点的农村或乡镇干部形象，这里所说的农村或乡镇干部自然包括扶贫干部。

　　对于乡村干部形象，我们并不陌生，如梁生宝、邓秀梅、萧长春、高大泉等人物形象已经成为几代人的文学记忆。这些人物形象承载了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空间的功能。新人的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历史进程中，一些作家响应精准扶贫的时代召唤，饱含深情地书写乡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韩永明的中篇小说《酒是个鬼》等。关于精准扶贫的书写扬弃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挽歌式、浪漫式、野蛮式乡村书写模式，积极寻找当下乡村书写的新路径。

　　《战国红》《经山海》《酒是个鬼》等小说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书写范式，在精准扶贫的伟大事业中聚焦个体的精神成长，特别是扶贫干部个体的成长。这些小说在塑造农村干部形象时，注重性格的复杂性和精神成长的曲折性，从而扬弃了乡村小说革命叙事的局限。他们所描写的城乡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一起成长和发展变化的，从而也拒绝了乡村小说启蒙叙事高高在上的姿态。通过对扶贫干部和扶贫事业的深入描写，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干部与群众在不断交流对话中，得到了碰撞和交融，展现了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多样图景，更描绘出生机盎然的希望的田野。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形象，塑造文学“新人”形象是历代作家的梦想。梁生宝、萧长春等是他们所属时代的“新人”代表，他们健康、阳光、活泼、积极进取，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和隐喻，这些形象不同于阿Q、华老栓、祥林嫂、老通宝等贫穷、愚昧的形象。同样，新时期的香雪、孙少平等“新人”形象全身洋溢着时代活力，躁动的、蓬勃的时代气息跃然纸上，他们不同于陈金芳、翟小梨这样奋斗挣扎的进城者。而曹双羊、范少山这样的返乡者以及陈放、吴小蒿、王大用这样的农村（扶贫）干部形象又给我们带来新的时代特征，他们的成长性和复杂性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复杂而又孕育着勃勃生机的时代精神面貌，为当下中国经验的艺术表达提供了可贵的人物形象基础。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