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接受的中国主体性”这个命题不同于国内学界流行的“二元对立论”，而是表达了中西文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状态，它也不同于国内学界流行的“全盘西化论”，而是揭示了西方文论以一种未完成的方式进入中国之后的动态存在，以及中国文论参与建构西方文论的动态过程。这种描述更符合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更接近历史事实本身。

　　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讲西方文论，这往往遮蔽了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成为“二元对立论”和“全盘西化论”产生的主要认识论根源。层层深入、不断推进是理论思维自身逻辑运动的内在要求。我们需要对西方文论概念做进一步的区分，把在西方的西语西方文论和在中国的汉译西方文论区别开来。在西方的西语西方文论是我们无法施加影响、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存在，在中国的汉译西方文论则完全不是这样。

　　如果说，中国主体性主导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那么，汉译西方文论的概念就是理解西方文论中国化的一把钥匙。汉译西方文论经过了中国学者的选择、介绍、翻译和评述，渗透着建设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强烈主观意图，用实践派美学的话语来表述，是中国学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汉译西方文论进一步划分为受欢迎的西方文论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文论，两者在中国的境遇和影响有极大的不同。如果说，受欢迎的西方文论体现了中国文论的接受主体性，那么，不受欢迎的西方文论同样甚至可能是更为强烈地展示了中国文论的接受主体性。汉译西方文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中国学者对西语西方文论的解释和关于西方文论的话语建构，是西方文论接受的中国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本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身份在中国的流动和挪移为例，对中国主体的建构实践、理论特征和逻辑线索加以讨论。

　　一、汉译西方文论的中心位置

　　文艺理论或者以逻辑架构的方式展开，这是文艺基本理论；或以历史脉络的方式展开，这是文艺理论史，两者形态虽有不同，但并无实质性差别。在中国的汉译西方文论，作为一种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结果，不是中国学者对西语西方文论进行简单复制，而是中国学者经过选择、介绍、翻译、评述等程序所描绘的西方文论图景，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学者关于西方文论的话语建构。如果把中国学者主观建构后的汉译西方文论，简单地等同于在西方客观存在的西语西方文论，那我们就没有保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把握住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辩证法的核心要素就从我们手里轻轻滑过了。

　　在西方的西语西方文论，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和广袤的地域、多样的民族语言和复杂的文化传统。欧洲大陆传统与英美传统有别，西欧文论和东欧文论不同，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现当代文论呈现出明显差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论和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很大不同。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学者建构的西方文论图景不包括20世纪西方文论。我们所建构的西方文论图景，背景是西方古典文论，居于中心位置的，则是我们所择取的在当时尚属西方文论较为晚近的一支，即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论和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理论图景逐渐发生改变，但是其基本理论范式已经稳固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个图景所添加的，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翼文艺理论的内容，其他的20世纪西方文论则居于边缘地位。

　　汉译西方文论是国内学界几代学者建构的结果，居于这个图景中心位置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离不开左联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有计划的宣传和传播，中国主体因素更为显著。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新文艺理论的建立”“左联”组织译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佛理契等人的文艺论著，这个尚不够完备和成熟的汉译马克思主义文论图景，由周扬进行了权威性的动态调整后逐渐趋于稳定。

　　二、中国本土经验空前彰显

　　1944年周扬再次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该书的引人注目点在中国文艺思想直接走上前台，它辑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反对党八股》、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等论著，空前彰显了中国本土文艺思想的地位。

　　该书不再仅仅是把原始资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有着比较完整和鲜明的逻辑架构。它按照逻辑结构把原文拆分后再进行排列：第一辑是“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第二辑是“文艺的特质”，第三辑是“文艺与阶级”，第四辑是“无产阶级文艺”，第五辑是“作家、批评家”。尽管周扬并未完全考虑成熟，但是已经大致包括了关于文艺的起源论、本质论、作家论、批评论等基本框架，而阶级论的逻辑线索则一以贯之，大体上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理论教材的基本方向与主要范围。

　　周扬阐释了中国革命文艺理论所提供的新的本土经验，他强调指出，“贯穿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周扬具体论述了毛泽东的三个理论贡献：第一，什么叫做大众化？第二，提高与普及的关系，第三，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认为，“这三个问题过去我们从没有解决过，至少没有完全解决过，有的甚至没有提出来过”。

　　如果仅看该书目录，我们很容易认为，在周扬建构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论图景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苏联文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该书内容就会发现，在这个中西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图景中，实际上有着很强的“以我为主”的中国主体的文论建构，占据这个理论图景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文艺理论。这表明有意识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至少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系统工程稳步和有序的推进。

　　三、去苏联化的理论走向

　　周扬主导的以汉译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核心的话语建构，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不断强化。1959年，中国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之后，周扬在河北省的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这里的重点是“中国自己的”，明确表达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理论，也有别于苏联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而是中国主体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建构。

　　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旅行，但中国本位的基本思路始终保持不变。周扬多次表达了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观点。针对日丹诺夫的“唯物—唯心”思想史模式，周扬提出“唯心主义也不一定反动”，“文学理论上是否用唯物、唯心，这值得研究”。针对苏联文论只讲文学的积极和正面的作用，周扬认为，“现在书中只讲文学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我看消极作用也要讲，对文学的坏话一句不说也不好”。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高校中文系长期开设“马列文论选读”并列为专业课，这门课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国内一些高校开设了“马列文论选读”，大多是作为专题课或选修课讲授，与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等课程并列。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门课的地位更为突出。“文革”结束后，国内绝大部分高校保留了马列文论课，把它列为中文系的专业基础课。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高校累计的马列文论课的教材和辅导资料已达十多种。较有代表性的教材是纪怀民、陆贵山、周忠厚、蒋培坤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在西南师范大学讲授“马列文论”课时仍使用该教材。该书编选、讲解、注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著13篇，列宁、斯大林的文艺论著14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文艺论著8篇，严格按照历史顺序编排。

　　国内学界一度流行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当代文论仅仅是苏联季莫菲耶夫体系的刻板复制，这是不正确的，它低估了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文论时的主体性因素。实际上，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是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建构起来的。在目前所能看到的周扬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多次谈话中，只字未提季莫菲耶夫和苏联文论教材。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的主要框架和周扬编纂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进一步阐释，已经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基本理论架构。这个理论架构的突出特点，是强调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意义，强调世界观与思想改造等理论观念。这些文艺思想，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现实主义的胜利”（生活、实践对作家创作的决定性影响）、 斯大林关于“让作家去向生活学习，写真实就会达到共产主义”等思想影响的结果，毋宁说更多的是中国古代“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等哲学和文艺思想的延续。

　　马克思主义源自西方，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现在往往不把马列文论视为外来的西方文论，并且将两者加以区别对待。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列文论已经和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并列，这一方面说明了马列文论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外来的马列文论在文化身份上已经变得模糊。尽管马列文论尚未被视作中国文论，但是其文化身份已经挪移，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化了。80年代后，国内学术环境日渐宽松，西语西方文论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现代性日益为我们所把握，20世纪西方文论日渐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并且成为汉译西方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汉译西方文论的理论图景因此已经有了改观，但是中国本位的话语建构仍然一以贯之，我们依然有着很强的主体性和选择性。

　　20世纪西语西方文论的多元话语，本质上是不同的学术范式：生态批评研究的是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女权主义批评聚焦于性别视野，后殖民批评关注的是文化殖民，不同的学术范式之间往往不可比较并且处于激烈竞争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中国学者建构的汉译西方文论话语，尽管更为宽容和更富弹性，但是也并非向所有的西语西方文论同等开放，几十年来已经定型的汉译西方文论图景仅仅是有所调整和修正，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导的总体框架和基本面貌并未发生实质性变革。在涌入中国的各种各样的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最受欢迎的，主要还是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有着学术亲缘关系或是相通相近的西方文论，主要包括卢卡契、葛兰西、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萨特、伊格尔顿、詹明信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包括福柯、法农、萨义德等左翼或受左翼影响的文论，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论也进入这个图景之中。

　　相反，那些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或中国文论传统的学术范式相距较远、具有较强的文化异质性的西方文论，仍然位于汉译文论话语的边缘地带，甚至被拒斥在外。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论谱系的第二国际领导人的文艺思想，由于我们长期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加之早已时过境迁，难以引起我们的兴趣。中世纪文论带有神学性质和强烈的文化异质性色彩，只能居于汉译西方文论的边缘地带。同性恋等文论由于迥异于我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和主流价值取向，始终受到我们的冷遇和拒斥。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文论等由于具有较强的自然科学色彩，和中国文论传统范式相距较远，也难以引起国内学界的共鸣。如果说，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西方文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学者建构西方文论话语的主体性；那么，在中国受到冷遇甚至拒斥的西方文论，同样是一面明亮的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了西方文论接受中的中国主体性。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