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理论巨著，《资本论》不仅融汇有多种理论视角，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因而为后世解读留下了巨大的理论空间，诞生了多样化的阐释方式。不同的阐释方式赋予《资本论》以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逻辑学等不同的理论定向，对于全面理解《资本论》的丰富理论内涵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把《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理论定向及其唯物史观性质作为一个可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预设，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各种阐释方式，尤其是经济学和哲学的阐释方式都存在着特定的视域局限性；同时也会看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与《资本论》的内在关联，如何看待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黑格尔环节以及《资本论》中的黑格尔因素，既是经济学与哲学阐释方式相碰撞的焦点，也是合理呈现《资本论》唯物史观理论定向的关键之点。

　　《资本论》理论定向的多样化阐释

　　毫无疑问的是,《资本论》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因此对《资本论》做经济学理论定向的阐释具有当然的理论合法性，它对于完善、推进和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呈现《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资本论》又不单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同时还具有哲学的维度，是一部唯物史观的理论巨著，因而又不能完全局限于经济学的阐释维度。从历史看，对《资本论》的单纯经济学的实证化解读倾向肇始于第二国际的所谓理论正统。严格说来，在作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甚至普列汉诺夫那里，他们并不否定《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统一。但是，当他们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时，对《资本论》的经济学阐释就实质性地丧失了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从而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降低到它本已全面超越了的古典经济学水平，更多的是在李嘉图意义上解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因而无法应对来自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流派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攻击。面对由庞巴维克挑起的论战，尽管希法亭写了专门的论战著作，但马克思主义阵营基本处于守势，伯恩斯坦甚至以“边际效用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彻底背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立场。

　　然而，在进一步的理论反思中，一些国外学者却把根源归结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陈旧落后和理论上的不够实证精确，要求更加彻底地清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以进一步淡化《资本论》的哲学色彩，并在方法论上更为主动地向主流经济学靠拢，用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替代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一理论努力的典型代表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独特的哲学方法，主张运用分析的实证的现代研究方法重新界定马克思的问题和理论，以便使其更具“科学”性质。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也将数理分析运用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并在吸纳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前提下与主流经济学展开论战，以维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在经济学理论的技术性层面上，《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定向的现代阐释有助于提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呈现《资本论》的当代性意义。但是，《资本论》的科学性及其当代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理论及其技术性层面上，它同时还体现在《资本论》内在包含的唯物史观理论以及其分析现代社会的哲学立场与哲学方法中。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资本论》的实证化阐释的不足，催生出卢卡奇的哲学化阐释方式。哲学化的阐释试图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引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凸显《资本论》的哲学理论定向，呈现《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及其当代意义。但是，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不同理解，在《资本论》的哲学理论定向的阐释中，诞生了诸如黑格尔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等多种阐释维度。

　　作为哲学化解读路径的开创者，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它试图把黑格尔哲学重新代入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法，并从《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出发透视物化现实，重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找回革命主体。继卢卡奇之后，阿尔都塞开启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化解读路径。在阿尔都塞看来，卢卡奇以黑格尔哲学解读马克思哲学，不仅导致了主观主义，而且将辩证唯物主义归入历史唯物主义。因此，祛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恢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地位，成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进行哲学化解读路径的基本理路。

　　不论是对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还是对于卢卡奇的哲学化解读之症结，阿尔都塞都有着清醒的认识：“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马克思理论上的缺陷和弱点恰恰是马克思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同他的批评者以及某些最亲近的拥护者的根本区别。”但是，当他试图恢复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哲学”力量，并把它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并据此从共时性的实体结构或关系结构去解读《资本论》时，马克思所要竭力呈现的那个社会关系实体自身的能动展开过程却消失不见了，我们既看不到马克思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回溯，也看不到马克思对价值形式自我否定性的现实性呈现及其必然性超越。可以说，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所成就的既不是《资本论》，也不是唯物史观，而是把《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割裂乃至对立起来的抽象辩证唯物主义教条，是由之而发生的《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对立。

　　在阿尔都塞及其后学竭力驱逐黑格尔哲学影响时，英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掀起了黑格尔哲学的再次复兴。但与卢卡奇诉诸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读路径不同，他们更多的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对《资本论》展开系统辩证法与价值形式的分析，因而被称为“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其势头甚至完全压过了英美本土产生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就哲学化解读路径对国内学界的影响看，以卢卡奇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哲学解读范式曾经在国内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并主要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交的哲学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哲学界对《资本论》唯物史观性质及其当代意义的关注，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辩证法学派的哲学化解读路径在国内学界的影响迅速扩大，并引起众多学者的呼应。

　　《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理论定向的阐释是一种在国内理论界广泛流行的阐释维度。该阐释维度集中表现在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关系上的“推广应用与反证说”。就其最初的理论表现形式而言，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发生归结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结合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从而把《资本论》看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应用与反证；在其最新的理论表现形式上，它主要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论》的更为直接的关联以及在这种关联中的推广应用与反证。这一阐释方式对于推进国内的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发挥了不容抹杀的重大理论贡献，但也存在着可以讨论的理论空间。

　　唯物史观的《资本论》指向

　　我们通常把《资本论》看做唯物史观的应用与发展，虽然这一解释方案在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并不足以呈现唯物史观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因为在这一解释方案中，唯物史观的创立常常被看做发生于《资本论》研究之前和之外的一个独立事件，而后来的《资本论》研究不过是唯物史观立场方法的运用、发展与反证。但是，纵观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中就已经提出了《资本论》研究的理论课题，而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创立的唯物史观则不过是破解《资本论》研究必须首先回答的两个前提性任务的结果。因此，唯物史观自创立伊始就本质性地从属于或者服务于《资本论》研究，因而具有鲜明的《资本论》定向。这才是把握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内在性关联的理论切入点。

　　唯物史观具有鲜明的《资本论》定向，即以《资本论》为最终理论成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逻辑主线，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乃是破解《资本论》研究的两个前提性任务的理论结果，因而它本质性地服从于《资本论》研究课题并在《资本论》中真正呈现；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并未纠缠于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展开与体系建构，而是依据唯物史观的立场方法迅即转入《资本论》研究；因此，尽管《资本论》首先表现为一部经济学著作，但它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是一部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唯物史观的《资本论》定向同时还意味着唯物史观的创立本身并非直接就是马克思的理论目标；对于马克思来说，唯物史观的理论意义并不在于“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而是“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马克思因此把基于唯物史观“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看做“困难才开始出现”的地方。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文本，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部纯粹的哲学或唯物史观专著；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因此他的理论兴趣完全不在于把这种“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发展成为哲学巨著，而是以此为据进入那个真正困难的“实际阐述资料”的工作。这就是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实际发生的由《形态》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渡，而《资本论》就是唯物史观走向现实世界关注的理论成果，真正的唯物史观就存在于《资本论》中。如果把唯物史观看做先于《资本论》课题的自觉并与《资本论》研究相并列的另一个理论目标，就会把唯物史观看做传统哲学的延续或一种新形式的纯哲学——我们即将看到，这一点与祛除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实质性影响有关。

　　如果说唯物史观具有鲜明的《资本论》定向，那么我们同时还必须看到：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来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而这一哲学范式的确立则与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唯物史观看做从黑格尔哲学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果。

　　《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定向

　　作为一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对象，旨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辉煌巨著，《资本论》具有严谨的理论结构，并构成一个类似于先验结构的价值形式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资本论》在结构方法上借鉴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反复提醒人们：《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结构体系只是借鉴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表达方式，它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存在着本质性的界限。

　　“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只看到了《资本论》与黑格尔思辨哲学或《逻辑学》理论体系的外在相似性，一味强调《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结构体系与黑格尔哲学或《逻辑学》的外在相似性，但却忽视了《资本论》价值形式结构体系的唯物史观立场，即忽视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性区别。

　　如果说黑格尔所揭示的“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乃是有内容的辩证法，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倒立着的”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就是有内容的颠倒，就是破除经济范畴的抽象统治，把每一个经济范畴作为那些统治个人的一定现实关系的观念形式，把由全部经济范畴所构成的结构体系看做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理论表达，这就是价值形式分析范畴的唯物史观性质。

　　只有紧紧把握住马克思的每一个价值形式分析范畴内在包含的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我们才能深刻领悟《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唯物史观性质；只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每一个经济范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关系的理论表达，才能避免把《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再度理解为凌驾于现实经济关系之上并反过来支配现实经济生活的精神力量，才能彻底理清《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结构体系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之间的本质界限，从而不会把《资本论》变成《逻辑学》的理论翻版。

　　历史性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品格，也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它在《资本论》中的运用与发展，就是贯穿于价值形式分析的中介性和可回溯性的辩证法。它有力地阻止着人们把价值形式分析方法再度拖回到黑格尔的《逻辑学》。

　　不仅把每一个价值形式范畴看做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表达，而且据此呈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来历，处处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起源的回溯，这就是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方法的唯物史观原则。马克思正是据此打破了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赋予的经济范畴的抽象性与永恒性，从而在超越逻辑形式，在实质性的内容层面上，本质性地呈现出《资本论》与《逻辑学》形式分析方法的界限。这也正是被卢卡奇、“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遮蔽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正是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的实质性出场赋予了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以唯物史观高度，使得《资本论》不论在结构体系上，还是在价值形式分析的经济范畴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深刻地凸显出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根本性超越。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