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别与区域研究热潮席卷高校、科研单位和社会智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了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真诚对话、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重要性，激励中国学者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国别与区域研究。在此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研究不仅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力支撑，也成为中国了解世界，发展与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友好交往的知识保障。当前，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亟须在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前提下，在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新的话语体系。而这就需要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开创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

　　一、国别与区域研究：新学科还是新体系?

　　当前学界对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应当设立单独的学科的讨论上。目前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已经正式将国别与区域研究设定为“二级学科”，一些学者认为，应当成立独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来促进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但是将国别与区域研究定性为“学科”，是根据学科的“本体”提出的定性，而不是根据国别与区域研究涉及议题和现实需求所做出的定性。因此，构建“新学科”，必然涉及一个核心问题：究竟以哪一个学科为基础，建设中国的国别与区域“学科”。当前，在构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问题上，依据学科背景和学科特色，国内学者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观点。

　　首先，有观点提出，应当突出“外语”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外语能力，是一个研究人员应有的专业素质，也是开展深入研究的必要条件。当前，国内各个高校和专业机构的“一带一路”研究，普遍缺乏“国别通”和“区域通”的人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金融、安全、文化、宗教等领域，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进行研究，而现有的研究人员队伍中，能够熟练掌握相关国家和区域语言的人少之又少。外语学科人才应当意识到通过抓住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机遇，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

　　其次，也有观点认为，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当以历史学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开展历史学研究，能够帮助深入理解和领悟不同文明、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发展脉络，把握国际和地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历史研究通过深入挖掘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具体案例，提炼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背景资料，帮助研究者熟悉和研判分析对象国家和对象区域的信息。国别史和区域史的研究，成了历史学研究尤其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通过研究不同对象国家和对象区域的历史变迁，总结和提炼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规律和特征。

　　再次，也有主张认为，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延伸。一般来说，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理论、问题导向型理论、案例导向型理论和政策制定四个方面。国别与区域研究，既可以从理论视角予以阐释，也可以政策制定为重心进行构建。在中国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别与区域研究大多被置于国际关系/外交事务研究机构，侧重于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开展研究。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提出，应当在现有的法学和政治学学科下，设立研究国别和区域的二级学科。

　　最后，应深入挖掘其他学科在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的作用。国内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多学科交叉对于国别与区域研究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当融会贯通，除了传统的语言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之外，还可以积极地通过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和分析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具体议题。“由于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发展，区域和国家有着同向发展、相似发展、相互依赖等特点，可以将语言文化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和政治社会研究等方法有机结合，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

　　实际上，国别与区域研究需求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决定了单独学科和单独类型的研究主体，都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一方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涉及的议题复杂，单独的研究主体无法有效应对。另一方面，不同研究主体，既有研究优势，也有研究劣势，因此需要相互合作，形成体系，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功能。从研究者个人层面，需要具有极大的研究热忱和综合的专业技能。从研究学科层面，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多学科共同发力。因此，谋划构建研究“新体系”，而不是以某一个学科为基础构建“新学科”，应当是未来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围绕议题构建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体系，需要凝聚不同学科、不同机构、不同领域科研人员的共识，服务于国家建设，服务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局。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特点和方法，已经形成了多重共识。

　　首先，国别与区域研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为现实目标，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关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外宣方针，强调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区域和国家的认知需求迅速增长。在此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当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己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关怀，促进中国了解世界，也帮助世界读懂中国。

　　其次，国别与区域研究力图突破学科壁垒。国别与区域研究不仅涉及不同的区域和国家，还涉及不同类型的复杂议题。“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的议题，往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探求一个国家的政策动向，不仅要深入观察当事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多方面背景知识，还要了解所在区域与周边国家的地区情况和相互关系。研究人员不仅对当事国具有深厚和长期的知识储备，还要具备多种学科的专业知识，突破传统的学科研究范式。培养既要“专”又要“通”的研究队伍，是“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必然方向。

　　再次，国别与区域研究要重视语言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沟通不同文明的重要纽带，也是贯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语言是文明的重要载体，是认知世界的重要媒介。尽管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通用语言已经能够帮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相互了解，但是要想深入理解和分析不同国家与不同地区的国情风貌，需要研究者熟练掌握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的语言。既要熟练掌握通用语言，又要熟练掌握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语言，是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最后，国别与区域研究重视中外人文交流机制，重视中外交流平台的搭建。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不同种族、国家、区域和文明间的相互交往。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期待了解中国。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和实践，有利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不同类型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有助于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近距离接触研究对象国与对象区域，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社会风貌，帮助培养更加专业和优秀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团队。

　　在共识基础上，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调动各个学科，共同解决实践中的复杂议题，并根据不同议题的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

　　首先，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议题，具有不同的周期性特征，包括“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三个任务目标。长周期议题需要较长的讨论和研判，可以结合不同学科的特点，共同争鸣和探讨；中周期议题往往需要一定的学科积累和背景材料的支撑，来做出准确的解读和判断；短周期议题则较多需要“迅速决策”“提出建议”，因此需要研究人员在长期跟踪和专注某一领域、某一国家和地区的同时，较快地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方案。

　　其次，国别与区域研究在不同学科视角下，出现了不同的侧重点。长周期议题涵盖某一区域和国家的文化、历史、宗教、音乐、文学、民族和语言等研究领域，往往和国内高校学科挂钩，需要通过长期的学科积累予以支撑。中周期议题，需要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和语言学，通过跟踪研判和学术交流等手段，予以研究和分析。短周期议题，需要从国际关系、政策分析、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和军事学等，通过动态跟踪、学科积累等方式，予以分析和研判。

　　再次，国别与区域研究面对不同的需求，需要通过不同的路径予以解决。国别与区域研究议题多样，内容丰富，因此需要学科积累，也需要实际的走访调查和国际交流，最终得出相关的结论。长周期议题，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学科积累，而研究结果的影响周期也较长，因此需要学术成果如学术书籍和期刊文章予以支撑。中周期议题，往往关注议题既具有长远影响的可能性，也具有短期影响的现实性，因此既需要学术观察，也需要动态跟踪。短周期议题，往往侧重现实变化，具有现实紧迫性，因此需要动态跟踪与预测相结合。

　　最后，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发挥不同机构和单位的优势。面对不同议题，需要发挥不同研究主体的特征。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学科背景优势和人才培养机制的优势，因此应该着力挖掘研究人员兴趣和特长，通过稳定的投入和专业的学科建设，关注中、长周期议题，并在此基础上观察短周期议题。驻外使领馆和社会智库，对于外交、经济、法律、社会等某一领域保持关注，应当发挥自身接触对象国家和区域一线，具有切身经验的特征，帮助解释中周期议题。短周期议题具有紧迫性的特征，对于国家决策往往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驻外机构、社会智库和新闻媒体等多单位的合力，从多角度及时发表观点和建议，共同应对和解决。

　　三、构建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对的是复杂多变的议题。因此，在其研究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国别与区域研究应继续坚持“综合型人才”的培养观念。“综合型人才”，既要有出色的语言能力，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同时还要对研究对象区域与国家的人文、历史、政治、舆情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观察，尤其是对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具有相当的熟悉度。培养“综合型人才”，不仅需要通过多学科的培养与交叉，还要提供多种渠道的出国交流和访问机会，通过较长时期的实地考察和调研，来理解和观察所研究区域和国家的社会舆情。

　　第二，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统筹学科优势和强项。不同的学科在应对不同类型的议题时，具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短板。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当针对不同议题的自身特征，来提出不同的应对之策，整合不同学科的特征和优势，发挥学科集群最大的效能。

　　第三，国别与区域研究应重视对相关国家和区域的实地调研。实地调查是促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国别与区域研究者，应当有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和生活经历，更好地理解和体会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文化和社会风貌；另一方面，国别与区域研究者，应当与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科研机构密切合作，保持中立和客观的立场，了解研究对象国的立场和观点，把握对象国相关学科的未来走向。

　　第四，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加强对热点议题的探讨和研判。现实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突发的热点和敏感议题，需要相关研究者及时和准确地予以研判和预测。但是针对不同国别和区域的热点议题和敏感议题跟踪，往往耗时耗力，难以产生学术成果。应当出台鼓励科研人员长期跟踪和讨论热点敏感议题的措施，既要鼓励科研人员“坐冷板凳”，也要帮助“冷板凳”能够坐得下去，防止热点议题到来时“一拥而上”，热点议题结束后“一哄而散”。

　　第五，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打破不同研究单位的壁垒。长期以来，高校和科研单位倾向于针对长周期和中周期议题的讨论和研究，驻外机构和新闻媒体则关注短周期的议题。在国别与区域研究实践中，针对不同研究议题，往往既需要分析和解释历史、语言、社会和文化背景等“长周期”因素，也需要分析政治、经济、战争、纷争等“短周期”因素。不同的研究单位之间，需要打破学科、属性和观点的束缚，密切合作，形成合力。

　　第六，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评价机制，应当对国别与区域研究有所倾斜，积极鼓励。相对于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以事实研究为主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耐心。国别与区域研究耗时长、议题小、效果少、发表成果难度大，在同样的科研评价体系中，国别与区域研究容易“无人问津”。因此，无论是高校的科研评价体系，还是各类学术平台，都应当给予具体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更多的帮助和关注。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原题《议题与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体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蔡毅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