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克马论断：中国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准同步”接受现象

　　1984年，荷兰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在其《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节“后现代主义的不可能性”中提出了一个堪称“佛克马论断”的重要观点：“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接受是不可想象的”。这一论断也多次出现在中国学者的后现代主义著述中。佛克马做出这个论断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佛克马所接触的改革开放以前的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这一论断也包含着佛克马带着过去的刻板印象来想象当时的中国现实及其未来的可能性。中国自身的内在张力增加了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引发各种问题的复杂性。

　　事实也是如此，从“后现代”一词正式出现在中国学术期刊的1980年开始算起，中国文论中的后现代研究已经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各种“后”学话语进入到了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对我们的文学观念、批评策略以及理论思维本身，都带来巨大影响。那么，这一中国文论的“后现代奇观”是否证伪了“佛克马论断”？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引入过程中，中国文论研究者的学术主体性是如何体现并形成中国化后现代议题的？我们如何评估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所带来的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影响？

　　与对20世纪后现代主义之前的所有文论美学思潮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时，这一思潮还处于正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因此，从影响者与接受者的关系角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与处于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西方可以被视为在“同时期”。但是这一“同时期”是否就一定能够成为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则需要进一步的辨析，而这也正是本文所预设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的内在张力所在。

　　按史蒂文·康纳在《后现代主义》一书的描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先后经历了从“积累”到“综合”、“自主”和“耗散”四个阶段。其中“综合”阶段以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作为起点；“自主”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耗散”则从作者写作此书的21世纪之初开始。以此为坐标，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始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第一阶段的末期。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应用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分析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并逐渐形成“中国问题”意识的自觉。“当代中国”成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论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重要立场,并影响到此后对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译介、批评和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虽然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思潮的译介与研究仍未停止，但是中国文论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总体性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思潮的热潮逐渐消退。因此，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也大体经历了几乎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准同步”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0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起步阶段；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接受达到目前为止的顶峰阶段；第四个阶段（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至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接受开始降温，显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也正在进入史蒂文·康纳所说的“耗散”阶段。

　　二、美式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的第一印象

　　“后现代”一词从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就被中国学者接受了。尽管有学者考证，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里就已经包含了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关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但是“后现代”登陆中国的时间还得从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思潮和建筑艺术思潮的“后现代派”（或“后现代主义”）被正式引入开始算起。时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是将“后现代”作为文学创作思潮正式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中国最早接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无论是从文学还是建筑两个领域来看，其实主要是“美式后现代”。这种“美式后现代”带给我们对于后现代艺术的想象就是以伊哈布·哈桑的“反讽”“抽象性”“反文化”“支离破碎的结构”、戴维·洛奇的“矛盾”“排列”“不连贯性”“随意性”“比喻的极度引伸”“虚构与事实的结合”、詹克斯的“现代建筑之死亡”以及文丘里对后现代建筑风格的“凌乱、暧昧、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强调。

　　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在相当长时间里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认知，这也成为“美式后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詹明信应邀到北京大学授课，其讲演录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出版引发中国学者关注。讲演录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介绍与詹明信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几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或演讲密切相关。詹明信为中国学者确立了三个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极为重要的观念：（1）“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定义，艺术风格仅仅是组成部分之一。他在此处所讲的“文化”有多重含义，即在“耕耘”“农作”之外还包含三层含义：浪漫主义时代的“个性的形成，个人的培养”；与自然相对而言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作为“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的“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很显然，詹明信的“文化”定义与雷蒙·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所做的“文化”定义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2）“后现代主义”还是一种文化分期的概念，即相对于资本主义已经经历过了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之后的第三个阶段“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特征。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显著特征被詹明信概括为“文化的扩张”，即“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是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所以（3）“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与“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文化特征，并非这一时期所有的文化因素都可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詹明信强调“后现代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导形式”，认为“只有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后现代主义，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文化特质”。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何以更容易被中国学者接受？这大概与中国学者的“前见”和“期待视野”有关。虽然事实上并没有一种大写的单一的后现代思潮，而是由多种小写的复数的后现代理论组成，但是中国学者更希望将后现代视为一个有别于现代主义的新的学术范式来予以整体性把握。正是在这一点上，詹明信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首先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角度切入，进而将后现代主义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的方式，使得中国学者获得了这样一种从社会历史的视角整体上审视和把握后现代思潮的能力。

　　三、法式后现代：影响当代中国文论的“后学”思维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学界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译介开始多了起来，初步形成了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整体认知。这一时期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介绍中，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果说“美式后现代”为中国学界提供了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握方式（“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伊哈布·哈桑对后现代主义艺术风格的诗学辨识标准（不确定性、碎片、狂欢等）的话，那么，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维的领悟则主要是通过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完成的。中国通过接受而形成的对西方后现代的认识其实是“美式后现代”（以詹明信和伊哈布·哈桑为代表）和“法式后现代”（以利奥塔为代表）的“二元三面”结合体。

　　不过，利奥塔的理论进入中国的时间相对较晚，他最早被提及的时间是在1985年。他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这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开宗明义提出的观点。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其实是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以及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的综合体，这一“后现代状态”自身所包含的理论和思想资源对于中国学者建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思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何为“元叙事”？如何“怀疑”？为什么“对元叙事的怀疑”就可以被看作“后现代”？这里其实包含着太多需要解释的内容。不过，中国接受者似乎并不太在意利奥塔提出“后现代”问题的社会条件、问题意识、特殊内涵以及他提出的解决之道。中国接受者更多地受到了“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这一简洁明快的定义或公式的影响。它使得每一个接受者都可以套用这一思维和表述模式，赋予它全新的含义。比如说“元叙事”被等同于“宏大叙事”，进而将20世纪90年代之前所有的文学观、历史观、社会观、政治观等都视为一种“元叙事”（“宏大叙事”），从而对这些“元叙事”（“宏大叙事”）的“怀疑”（以及相应地“颠覆”“解构”“否定”等）也就被认为是一种中国式的后现代姿态。而这种姿态又正好能够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各种当代文学创作思潮中找到相对应的叙事类型，这也正是利奥塔的这一“法式后现代”能够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中大行其道、被广泛应用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的重要原因。

　　四、中式后现代：话语狂欢与“后学”辩证法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话语开始被用来分析新潮诗歌、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不仅仅作为思想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转化为文论话语，在文学批评实践领域开始发挥作用。

　　从热情地拥抱“后学”到有意识地折返“中国”，这是许多中国学者在接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过程中都发生过的一种学术转向。我们以张颐武、陈晓明和王岳川这三位比较早将后现代主义应用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为例，为何张颐武刚接触后现代主义，就很快强化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意识，并且高举起“中华性”的旗帜？为什么陈晓明在不断追问中国被卷入后现代主义全球想象过程中的“历史的误置”，并提出“后东方”的设想？为什么王岳川也在21世纪开始“发现东方”，主张“文化输出”？这里包含着“中式后现代”两个极为鲜明又充满内在张力的因素：一方面是致力于颠覆和解构、追求不确定性为特点的话语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差异、关注身份、最终强化自我认同的文化立场，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接受。

　　与这种将后现代主义话语引入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同时的，是中国文论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围绕“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关系的争论。首先，后现代主义是地方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抑或是在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早期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地方性的，进而扩散到了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性景观”？从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过程来看，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是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文化景观来看待的。因此，基于中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学者始终都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西方特有的学术思潮来看待。不过，随着全球化思潮的引入，后现代主义也相应地超越了西方特殊的地方性限制，成为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非西方文化的全球性问题了。这种具有全球意识的后现代已经与王治河几年前将后现代视为“扑朔迷离的游戏”有了显著区别。其次，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是“语境”“背景”“氛围”，还是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内部，使当代中国具有了“后现代因素”甚至是“后现代性”？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当代中国是否具有了产生后现代的土壤？如果能够产生后现代，那么，发生在中国本土的“后现代因素”和“后现代性”是否具有自己的特点？最后，我们该如何评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这是一次“文化殖民”，还是中国文化进入全球化的标志？

　　在完整回顾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40年的历程之后，我们再重返“佛克马论断”，就会发现这个论断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一方面是中国展开对后现代主义接受的同时，后现代自身也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性思潮向全球性景观演变的过程，这使得“佛克马论断”既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又有其因时而变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中西方文化传承和社会现实的巨大差异以及后现代思潮自身的理论特质又使得这一论断准确预言了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的显著特征，即中国在接受后现代主义过程中受到各种不同力量（需要）的支配，混合着多种复杂交织的情感：一种是现代性的动力，将后现代主义视为“现代主义之后”、现代性的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中国追赶和同步；一种是反思现代性的动力，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动，用以克服现代性存在的不足；一种是反传统的冲动，表现出对既有的文化价值、宏大叙事都表示怀疑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一种则是传统复兴的冲动，借助后现代对多元文化的强调、对边缘和差异的认同以及其中包含的受东方文化启发所形成的思想共鸣，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在后现代思潮接受过程中也找到了新的接合可能性。尽管后现代话语正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耗散”，但是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40年的发展历程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展开对“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的思考。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