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格局变动看“海丝”取代“陆丝”缘由

　　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早在两汉、三国已有零星记载，但汉唐时期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陆路进行的，此即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逐步兴起的陆上丝绸之路。其特点是路远、时长、量小，只能以价高、量轻的奢侈品为主，主要服务于各国贵族和统治集团，与老百姓生活关系不大。自晚唐以降，海外贸易逐渐兴盛，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主要通道，这是由多方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兴起和独立建国，遮断了中原内地通往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特别是党项崛起并占据河西走廊后，中原与西域、大食（阿拉伯帝国）陆路贸易已掌握在西夏和辽朝手中。当世界历史进入第二个千年之后，小国云集的南洋地区则是中国海商和阿拉伯商人的交汇地带。实际上，东亚之宋朝和西亚之阿拉伯，构成当时国际贸易中最为活跃的两极，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全球化历史浪潮中的第一抹绚丽浪花！而海上丝路则是连接欧亚大陆的第一座海上桥梁。

　　海上丝路勃兴的第二个原因，即公元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旗帜下实现统一，哈里发大帝国（唐宋时即称为“大食”）横空出世。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先知”穆罕默德（570—632）原是商人出生，“大食”帝国从诞生之日起便有重商血统。随着这个新兴帝国的疆域扩大、人口膨胀和经济增长，再加上其地理位置处于波斯湾、地中海和印度洋之交汇处，阿拉伯商人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的信使。

　　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这就是北宋晚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基本完成，江南取代汉唐时期的中原成为新的经济重心地区。这样一种“南重北轻”的经济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未移易。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地区因向东南方向的持续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港口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农业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交换经济逐步过渡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正是在经济重心加速南移的过程中，汉唐时期的单一农业经济，至宋逐步演进为农商并重结构，以陶瓷、纺织品等为主的手工业品生产不仅门类齐全、规模可观，而且多数手工制造业的生产重心也已经转移至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带，这为海上丝路的勃兴提供了规模性手工业产品输出的物质基础。当然，宋代先进的船舶制造技术和海上导航仪器的发明，更是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重要原因。

　　宋代农商并重经济结构的初步成型

　　宋朝从南洋和印度洋、波斯湾进口的“蕃货”，主要是以香料、药材、矿产和动植物初级产品为主，而宋代的输出品则以手工制成品为主，其中尤以纺织品、瓷器和铜钱为大宗出口商品。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又有“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等名称。特别是南宋宁宗时期（1195—1224）严禁铜钱出口，“止以绢帛、锦绮、瓷漆器之属博易”之后，丝绸之类纺织品的外销量更大，所以“海上丝路”之命名更为确切适用。

　　宋代手工业产品的规模性输出之根基，即是其时工商业文明的勃兴。市场在城市和乡村地区不断的扩展，市场在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市场力量正在把汉唐以来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步推向以商品货币关系为特征的工商业经济。

　　需要强调的是，两宋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为陶瓷、丝绸等手工业制品的规模性输出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货源。不言而喻，手工业的成长和发展，本身就是工商业文明渐趋繁盛的主要内容。宋代手工业的主要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门类齐全、分工细密，“三百六十行”行行皆备。若与汉唐时期相比，宋代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明显扩大，内部分工更加细密，生产技艺显著提高，而且拥有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因而出现了产销两旺的喜人局面。

　　二是除矿冶、军工和铸钱等少数行业外，多数是与生活资料相关的纺织业、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和食品制造业等，而且其中民营手工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三是宋代技术革新与工艺革命有重大进展。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率，也增强了手工业者在市场上的谋生本领。由此可见，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早在宋代已经启动。

　　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工商业文明的快速成长，导致宋代经济结构发生了部分质变。汉唐以来单一农业经济正在逐步转型为农业和工商业并重的经济结构。在元朝统治的江南地区和明朝中后期、清中叶以降等历史阶段中，农商并重之经济结构仍在顽强地扩展着自己的地盘。自北宋中叶起，以两浙、江东西和福建沿海地区为依托的江南经济区，已经率先进入农商社会的门槛；而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农商社会的主要特征已经基本成型。

　　农商社会的主要特征及其运行机制

　　“农商社会”理论是从产业演进角度观察社会经济形态的嬗递轨迹而提出的一种假说或设想，迄今仍在不断完善、补充和构建之中。

　　1．“农商社会”的观察视角与存在时段

　　“农商社会”概念提出的初衷，是试图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史实出发，重新总结中华文明史演进脉络及其阶段性特征，以突显自身民族风范；而社会经济形态则是一个可行的分析视角。如果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划分中国三千余年文明史的发展阶段的话，会发现它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古代农业社会（先秦汉唐时期）、近世农商社会（宋元明清）、现代工商社会（19世纪中叶起步，21世纪初总体跨入）。

　　汉唐时期，中国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农业是唯一的支柱和基础性的产业，交换和商业活动即使有也无足轻重。与此相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与农业相比，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需要从市场上获得。而在这两种社会之间有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城市化进程启动，商业逐步发展，市场明显扩大，交换和货币逐步变得重要起来。手工业和商业已然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农业一起成为社会经济体系顺畅运行的重要支撑。在中国，这个经济过程起始于两宋时期，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长达千年之久，这个阶段的中国传统社会即是处在“农商社会”阶段。

　　2．“农商社会”的经济内涵与主要特征

　　与古代农业社会相比，农商社会的第一个特征是农村经济同时在两个方面发生改变。首先，从微观层面看，有日益增多的个体小农经济由自给性向自给性和交换性相结合的方向转化，且交换性持续加强。其次，是从中观层面看，农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得到增长。

　　农商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市镇兴起与城市化进程加速。不仅种植业中粮食剩余率得到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为城镇手工业提供日益丰富的各种原料，而且城乡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都市化进程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活力。

　　农商社会的第三个特征，是早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进程启动。这导致社会整体发展方式由传统的“广泛型成长”转向具有近代性的“斯密型成长”的特点。

　　农商社会的第四个特征是交换活动显著增加，贸易市场容量扩大，经济由封闭向开放转变。这也正是宋代政府商税收入大幅增长，以致不少年份甚至超过农业“正赋”收入的奥秘所在。

　　同时，在海外贸易拉动之下，东南沿海地区新型、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逐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意义的重大变化。

　　农商社会的第五个特征，是带有近代色彩的新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有所成长。首先是交换手段发生变化，“交子”这种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北宋前期横空出世。同时，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称量货币跻身流通领域，白银货币化进程启动。其三是纺织、茶叶和果树种植业中“包买商”出现。

　　3．“农商社会”的运行机制

　　与先秦汉唐时期的古代农业社会相较，农商社会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生产由原先单靠生产效率提高来缓慢推动，开始变为由生产效率与交易效率发生良性互动，并共同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动力机制。首先，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农商社会赖以出现的逻辑起点。农商社会中，农业仍然是基础性、支柱型产业，这不仅因为粮食、布帛等仍然是全部人口的衣食之源，更因为农业剩余率的提升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其次，交易效率的改进和提高，又是农商社会不断前行的内生动力。作为总产品的“输出口”，市场“是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只有参与交易的农业产品，才在根本意义上与农商社会发生关联。而交易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商贸活动的多少，商业活动的增进又依赖于技术与制度的完备。

　　最后，市场容量增加，会促使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同时得到提高。在一国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决定其产业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场规模。只有当市场需求足够大时，才能刺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从而为市场需求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概而言之，至少从北宋中叶以降，江南农村经济正在逐步演变为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在内的有机体系。这是笔者将之命名为“农商社会”的根本依据。

　　并立对峙的三种文明及其背后的推动力量

　　若以“大宋史”为视野，可以说10—13世纪的宋辽夏金时期，在今日中国疆域之内，已经由汉唐以来华夏农耕文明一枝独秀的局面演变为三种文明并立对峙的态势。这就是正在崛起的游牧文明、根基深厚的农业文明和势头迅猛的工商业文明。这三种文明背后的推动力量，是正在成长壮大之中的四个新兴社会阶层。

　　第一，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等上层贵族集团，他们自10世纪以来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与中原王朝争夺东亚霸主地位，其统治区域逐步向内地推进。第二，持续扩大的科举选官体制在中原内地造就了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取代原先的门阀世族，成为国家精英和统治阶层。第三，商人阶层和手工业群体的壮大，是推动工商业文明勃兴的主体力量。第四，以民庶地主和乡绅阶层为主的地方自治力量开始崭露头角。总之，以中下层士人和乡绅为主体的民庶地主阶层，作为地域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自治力量已经初露端倪，且有成长壮大之势。

　　共时性结构中的内在紧张和历史演进的分岔路口

　　历史行进至宋辽夏金时期，已经出现三种文明并立对峙、同台竞争的格局：在根基深厚的华夏农业文明的周边地带，游牧文明正在勃兴；而在农业文明内部，特别是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工商业文明正在加速成长。不可否认的是，契丹、女真、蒙古不断深入中原内地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连年战乱、人口减少、耕地荒芜以及带有各游牧民族特色的奴隶制、农奴制统治方式，延缓了中原地区的发展速率。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对峙所导致的第一重紧张。

　　在农业文明高度发展且拥有沿海港口的东南地区，作为农业文明对立物的工商业文明却在加速成长之中。其重要表征是，从宋元直至明朝初年，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均呈扩展之势。这不仅是因为江南地区保持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和平环境，而且得益于江南地区受“北制”影响较小，江南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赖以存留。两宋时期，工商业文明力图冲破自然经济的束缚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在自然经济地基上生长出来的政制、习俗和思想观念却处处牵绊着工商业文明前进的脚步。这可视为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专制集权政体与工商业文明对峙的第二重紧张。

　　以士大夫精英为主体的官僚阶层取代之前的门阀士族，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及中下层士人和乡绅作为地方自治力量参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显示出中国传统政体迈向“开明专制”的一线曙光。然而在此后的历史行程中，专制主义的大一统集权体制再呈强化趋势。加之宋、明两朝统治阶级内部党争频发，统治效能大为削弱；同时，由周边部族带入内地的奴隶制、农奴制残余又不同程度地死灰复燃，长期存留；无论是乡村自治势力还是自治城市，均缺乏适宜生长的制度环境。这是城乡自治力量与专制政体之间的第三重紧张。

　　专制集权政体对工商业文明和地方自治力量的压制和整合，科举制度导致工商业文明推进主体的异化，以及工商业阶层聚集的城市缺乏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等因素，对传统中国近代转型的阻碍作用最大。其后果是两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专制”未能走向近代的“立宪共和”，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未能顺利转型为近代的市场经济，工商业阶层中的佼佼者反而异化为官僚阶层，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牢固结盟。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传统中国才极不情愿、一步三摇地向近代文明靠拢。而从“农商社会”初步成型、“开明专制”初显端倪的北宋中叶即11世纪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800多年，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华文明已经远远落在世界演进大势之后。这个历史的分岔路口，若从蒙元攻灭南宋的1279年算起，也已有600年之久。工商业文明与农业自然经济之博弈，民族独立与大一统潮流之博弈，以及皇权独大与皇帝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博弈，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结果，其缘由很可能要到传统中国的制度底色、思维基因和民族性格中去寻找。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思彤/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