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叶美育新潮在西学东渐语境下滥觞至今，中国现代性美育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切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段。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对应于清末和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现代时期，是中国现代性美育在中西文化交流汇通中进行本土化初创与构型的阶段，基本问题域和理论关系的创设，核心性概念、范畴、命题与观念的建构，都奠基于此一时段，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美育的发展提供了本土化观念、思路、方法上的先导和范型以及具体实践层面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在面向未来构建中国当代美育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经常地回望现代时期，在对中国现代美育的深入研究和反思中，一方面客观地重估其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又辩证地阐释其当代意义，从而有机重构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与中国当代美育话语的动态性演进脉络和整体性思想关联。在这其中，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生性与核心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而在历时性的演进中，这一关系又经历了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转型。研究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及其内在转型，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现代美育本土化过程中的价值追求有更为深切的历史把握，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美育价值观的当代思考与话语建构。

　　一、中国现代美育源于新民、立人的时代需要

　　历史地来看，作为人类教育的一种形式、一个领域，审美教育或美育的价值追求历来都是指向人，落实于人生之上的。在现代西方，最早提倡和专论美育问题的是德国文学家、思想家席勒，在他看来，审美状态是人由被动的感性自然状态达到主动的理性道德状态必经的桥梁，只有通过美育的途径，才能拯救人性，将分裂的人性重新弥合起来，恢复人的天性的完整性，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现实经验中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问题才能够得以解决，理想的道德国家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在我国，当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现代思想先驱在20世纪初叶的时代情势之下取法德国古典美学，直接从席勒那里向中国学界引介美育概念和美育观念时，无论是王国维将美育列为 “完全之教育”之一部分，还是蔡元培倡导“以美育代宗教”，梁启超主张情感教育、趣味教育，其理论旨归在根本上与席勒也当是不无二致的，首先也是着眼于美育在人性解放、人生教养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大体上都不脱王国维所谓培养“完全之人物”的鹄的。进而言之，席勒的审美教育自由理论直接来自康德哲学和美学，尤其是康德以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二分以及主体具有的智、情、意三种心理能力为基础的审美津梁说和审美无利害功利说。这一点，中国现代美育先驱们也有其精准的把握。

　　在中国现代，将美育的价值追求紧紧地与人道、人生连接起来，不仅仅源自与席勒和康德思想的直接渊源，而是有其更为迫切的现实语境和历史需求。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向东方、向中国的强力扩张，尤其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重大历史事变的失败经历与惨痛祸乱之后，中华民族国将不国、种且不保的艰险危局促使一部分先行觉醒起来并有强烈社会使命感的学者思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方略与路径。在当时那些先觉者看来，中国之所以国势颓萎、积弱积贫，究其根源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而要改变这种局面，根本的办法在于通过变法改造国民素质，培育与现代国家制度相适应的具有现代意识和民主权利的现代国家公民，梁启超称之为“新民”，鲁迅则称之为“立人”。中国现代美育固然与西学东渐的语境有关，但最根本上是源起于新民、立人的时代需要，从一开始它就与人的改造、人生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二、中国现代美育价值追求中理论关系的转换

　　由于中国现代美育源起于“新民”“立人”的时代需要，这便在其理论发展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美育与人生的关系问题，又由于现代的美育思想家特别是美育实践者们大多将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美育与人生的问题又进而转换为艺术与人生的关系问题。无论是美育与人生的关系还是艺术与人生的关系，由于都是把人的提升、人生的改良作为目的，因而都是极具人道和人性内蕴的问题，从中体现出了中国现代美育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取向。

　　以席勒《美育书简》为代表的近代美育著作具有深切的人道主义思想情怀，其主旨在于借助美育，解决近代社会与文化上的种种矛盾，弥合片面的德性教育尤其是片面的知识教育所造成的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内在分裂及其生命存在的片面化、异化，实现人格、人性的全面发展，达致人生自由、和谐的理想境界。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美育主旨也被中国现代美育所继承，并在中国自己特有的历史语境下得到了本土化的呈现，这突出体现于中国现代美育功能的设定上。概而言之，中国现代美育的功能设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助推教育宗旨的实现，二是补古今片面化教育之弊。就第一个方面而论，现代美育一开始便明确了美育是现代教育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为“完全之教育”之一部，其宗旨在于通过发达人的精神而使人获得全面发展。关于第二个方面，王国维、蔡元培等不仅认为美育有自己的科目、内容和实施方法，而且可以补救其他教育之残缺和不足。不过，美育在这方面的功能与其第一个方面的功能虽有一定的区别，在根本上实则是一致的，第二个方面的功能正是为更好地实现第一个方面的功能，以使教育宗旨得以完满实现。

　　既然美育作为现代教育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负载着培养完全之人物这一至高价值使命，那么它又如何来实现这一使命呢？这就关涉到美育的手段和路径问题。当时的学者基本上都将美育等同于美的艺术的教育，将艺术作为美育的基本手段，美育的基本路径就是将美育落实于艺术教育之中。这样一来，美育与人生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将美育视为艺术教育，是中国现代时期普遍流行的观点。将美育落实于艺术教育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似乎是缩小了审美教育的领域和范围，但事实上是找到了美育的基本抓手，不至于使得学校美育流于无形和空转。艺术（包括文学在内）是包罗广泛、有形可见且诉诸情感、入人也深的文化形式，将其纳入教育领域，最有利于实现教育涵养人类精神的作用。此外将艺术导入教育领域，也暗合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诗教、乐教传统，这显然也有利于来自西方的美育在中国落地生根。

　　三、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

　　中国现代美育在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上不是一开始就达到了人生艺术化的思想认识高度，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转型。

　　大致说来，中国现代美育早期的倡导者们都是持一种艺术为人生服务的美育观点，将艺术视为美育人生的工具或曰“利器”。应该说，具有深切人道主义精神内涵的“人生论”文学观不仅体现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论在更为宏大的层面上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之革故鼎新的追求，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的优秀传统，而且就教育学的角度言之，其人学价值的充分彰显与现代美育艺术为人生观念的时代精神旨趣是殊途同归、协同共振的。

　　细加体认，五四时期“人生论”文艺观实质上从人生改造和教育的角度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了文学和艺术应该如何做的问题，就是要研究人生、综合地表现和反映人生。这一方面解决的是艺术对于人生所具有的功能性价值问题，这就是艺术为人生而存在，要为人生服务。二是触及了人应该如何活着，人生的理想如何的问题。

　　大约20世纪20年代前后，人生艺术化的思想便开始以不同的理论提法涌动开来。1919年2月29日，田汉在一封写给郭沫若的信中率先使用了“生活艺术化”的提法，或许正是受到田汉的启发和影响，1920年，宗白华在《青年烦闷的解救法》和《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二文中开始倡导建立一种“艺术的人生观”。比宗白华稍晚一点，1922年12月21日，梁启超在一次人生观问题的讲演中如同田汉一样也使用了“生活的艺术化”的提法。至1932年，朱光潜出版了他的《谈美》一书，正式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命题，在这一命题的阐释中，朱光潜既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又不赞成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自此以后，“人生艺术化”就成为中国现代美育中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命题。在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之下，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思考，已经不是艺术如何为人生服务，而是转型到人生应该如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理想人生的问题了。

　　四、中国现代美育价值追求的历史定性与意义研判

　　中国现代美育在其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确立下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性理论框架，并且在这一框架内经历了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转型，这是当代美育研究应该面对的一个客观事实。看不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就不能对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定性与价值追求作出准确的把握和分析以及理解和评价。

　　其一，是中国现代美育价值追求内在转型中的矛盾和统一问题。就从艺术与人生关系的历史结构来看，早期思想家们秉持艺术为人生的理念，在现代教育理念下将艺术审美作为“新民”或“立人”教育的“利器”，虽然把人作为教育的目的，但就美育或艺术教育自身而言，就是持一种工具论的观点。而在后期的“人生艺术化”阶段，多数论者似乎又将艺术（美）作为目的，而不把现实的人生作为目的，现实的人生成为达到艺术化的也就是美的理想化人生的加工材料。正是在对艺术美作为手段还是作为目的这样一种定位上的差异或者说矛盾，致使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在很多情况下显得不是那么特别具有理论逻辑上的自洽性，也使后来研究者由于理论立场和立论角度的不同而对其作出各种不同的评判。

　　美育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其目的性在于它合于人性解放和人生自由的目的。对中国现代美育价值追求中的内在转型，我们也应该如此看待。无论是前期艺术为人生阶段对艺术教育的工具性理解，还是后期把艺术作为人生的理想，人是目的的价值指向始终未变。人是目的，或者说“新民”“立人”的时代主题，赋予了中国现代美育在艺术与人生关系理论言说上的内在统一性。也正因如此，对中国现代美育从艺术为人生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转型，不应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心态，而应加以辩证对待。后期的人生艺术化不是对前期的艺术为人生的否定，从前期到后期，变换的只不过是艺术与人生关系的言说重点，如此而已。前一时期的言说重点是艺术在人的教育中有何功用，后一时期的言说重点是人生如何过，其理想何在，二者的叠加与交融才构成了艺术与人生关系应有的完整内容。脱离开人生目的谈艺术，艺术就失去了其教育功能；而抛开艺术谈人生理想，也会使人生追求脱离开艺术审美教育的有形支撑。

　　其二，是中国现代美育在艺术与人生关系之论中张扬的人生价值追求问题。中国现代美育以“新民”“立人”的时代任务为起点和动因，在发展进程中始终未曾改变人是目的的价值指向和追求。正是这一始终未变的价值指向，为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性美育确立了精神基调，使之富有深切厚重的人道主义意蕴。可以说，在中国现代美育的理论言说中包含着对人应该怎样生活以及什么才是理想的人生的丰富思想内容，而其基本价值指向则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国民或曰“新人”的养成。在强调以人为本、一切精神文化和教育活动都要以满足人民需要为中心的当今时代，中国美育依然是在沿着这样一种指向而前行。

　　中国现代美育在艺术与人生关系论中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性发展理想和生命存在状态，这是中国现代美育从一开始便有自觉意识并努力加以追求践行的。在中国现代美育中，这种人生理想是以美的艺术精神为标杆，在完美艺术与完美人生的类比中加以描述和阐发的。宗白华之所以要求在艺术的人生观上建立起一种艺术的人生态度，就在于他认为我们生命创造的现象与艺术创造的现象，很有相似的地方，要明白生命创造的过程，可以先去研究艺术创造的过程。

　　正是因为强调艺术的人生观、艺术的人生态度，因而中国现代美育特别重视主体的感受力和至性深情，重视生命的整体性与和谐，特别是神往人生的趣味（梁启超）或情趣（朱光潜）。这些观点的提出既包含了对人生自由和理想的憧憬和追求，也隐含着对现实人生和教育的审视与反思，直至今日仍然不失其理论价值和意义，中国当代美育话语建构和教育实践应当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借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韩卓吾/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