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人创造的天命论，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影响深远：周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天命依人事而变动的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人文主义先河；天与天命观念的确立，促进了“天下”概念的形成，开启了华夏民族天下国家的信念；天与天命思想的设定，肇始了古代王朝政权合法性来源的理论。直至有清覆亡，“奉天承运”仍是统治者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可以说，天命是大一统王朝正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了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有关西周时期的天命思想，学者们已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一般观念中，春秋一代接续了西周晚期的光景：王权愈益削弱，天命急剧衰落。郭沫若先生的相关论析，十分典型。据郭沫若所说，天命观念自西周晚期以来即已动摇，春秋时期，天的信仰在现实的困顿、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多重冲击下，愈发凋零。天与天命观念的发展必当有曲折、复杂的历程。春秋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对这一时期的天命观念需要更加细致的缕析，以深入了解西周、春秋时期思想变化的基本线索，深刻考察春秋社会观念意识的复杂面貌。

　　一、传统天命观的至上性遭遇质疑

　　西周中期后段，王室始衰。西周晚期，情形日益恶化，幽王之时，三川皆震，岐山崩坏，一系列的天灾人祸，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一时间，“天降丧”的说法颇为流行，上天降下灾祸，不再如往昔一般赐予周邦福祉了。不但如此，社会中出现大量疑天、责天之论，人们对于上天的神圣性产生怀疑，埋怨天命无常，哀叹上天不再佑周。因此，以天的神圣性跌落来描述西周晚期的境况，并非没有依据。可是还需要看到，尽管天的权威在西周晚期以来饱受质疑，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中还存在其他的因素，支撑、维系着天的尊严。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春秋时人对于天灾与人祸的辨识，维护了上天的崇高性；二是春秋时期的礼制对于支撑信仰领域中上天的尊贵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西周晚期以来，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时人而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导致危机的因素是天灾，还是人事？倘若是天的失误，则天的至上性将彻底陨落；如若失误在人，则将无损于天的至高性。天抑或人，是需要时人辨析的问题。两周之际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呈现出纠结状态。一方面，人们将乱政归咎于天，认为是天的失察导致灾难深重。另一方面，上天固然遭受人们的疑问，但是人们也意识到，人事才是造成西周晚期危局的主要因素。尽管灾难重重，但非从天降，而是由人所致，天灾的根源在于人祸。周人敬天的传统在时事剧变之际面临冲击和考验，但是，在思考天命与人事这样一组关系时，春秋时人依然保持了周初所开创的重人事的传统，由人事角度解释了西周晚期混乱局面的缘由，在观念上廓清了上天并非乱政之源，从而使得“天”在西周晚期经历跌宕起伏之后，其崇高性得以稳固，天的象征意义得以继续延展。

　　此外，春秋时期人们对礼制的维护也有效稳固了天的至尊地位。春秋社会虽然僭礼之事层出不穷，但社会对礼的需求依然存在。礼制与信仰系统的紧密结合，等级关系的固化，对于稳定天帝的尊贵地位起到重要作用。春秋社会，祭祀中的尊卑等级屡屡为时人所强调，而天帝总是与人间权力最尊者相匹配。祭祀制度体现出天子至卿大夫的社会等级差别，反过来，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祭祀秩序也造成天帝与其他神灵之间存在金字塔式的等差关系，而占据金字塔顶端的，是皇天上帝。故此，礼强调上下尊卑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信仰系统中神灵地位的等级化。由于礼制的作用，天帝在神灵等级中高踞于上，与人间的至上权力紧密结合，其至尊地位无可动摇。

　　春秋时期习见皇天至高无上、天意不可违背之类的说法。在时人看来，君主或者诸侯国得到天的护佑，其势即蒸蒸日上，无可匹敌。皇天雄踞于上，象征最高旨意，人在天之下，天意不能违背。这一类的观念在春秋社会有一定普遍性，表明在人们的观念中，上天依旧庄严、崇高。综之，西周晚期以来，王室衰微、霸主兴起，旧的秩序风雨飘摇，上天的神圣性受到怀疑。可是，春秋时人对于天灾与人祸有清醒的分辨，实质上未将乱局归咎于上天。加之周礼对于等级制度的维护，天帝与王权位列礼制金字塔的顶端，一系列的原因，使得天帝在人们的意识之中，仍保有尊贵地位。

　　二、“天命属周”观念的动摇

　　春秋时代，即便上天的地位得以维系，但现实状况却是与天命休戚与共的王室威严一落千丈，这种情况，又不得不使人们思考天命是否属周、是否专佑周天子一家的问题。所谓“天命属周”，是指西周时期，周人以为上天将统治天下的大权授予周天子，而将他人排除在外，天命只为周天子所有，他人不得觊觎。西周时人认为，天命为王朝命脉所在，天命是国祚的象征、王权的终极依据，绝对不容他人染指。然而入春秋以来，霸主迭兴，挑战王权之事时有发生，王室摇摇欲坠。现实的状况，必然会刺激人们思考天命是否在周这一现实问题。可以看到，人们的思考呈现出相反的两面。一方面，有人对于天命在周这一信念坚守不移，坚持天命专佑周天子，天命非周王室莫属。另一方面，人们怀疑天命是否依然归周，更进一步，认为天并非专佑周天子一家。西周晚期，天灾人祸，有识之士即已担心有周为天所抛弃。一旦意识到王朝不再为天所佑，这怎能不让周人担心呢？

　　春秋时期，“天命属周”这一传统观念的变化加快了步伐。时人以为天降丧、降灾于周家，意味着天或将抛弃周室，天命或将发生转移。春秋时期的周王不仅没有了文、武时代膺受天命的豪迈、成康昭穆时代恢弘天命的壮志，甚至也没有了周厉王“我唯嗣配皇天”那样的自信。更加严重的是，有人认为春秋霸主代行王事，在事实上已经接续了三代正统，这意味着天命发生转移了。

　　总而言之，春秋时期，“天命属周”的观念动摇了，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天命不再专属周王室所有，天命行将发生转移。但是，如果天命转移，将转移到哪里去呢？人们虽然看出周王室已经不堪大命，甚至智者如子产也已经挑明春秋霸主接替了周室正统，距离宣言天命转移到诸侯也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即便如此，春秋时期却没有一个人明确说出天命将转向何方、降于何人。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在意识领域留下了空白。可是，转向现实，则可见到，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拥有大命。这是天命观在春秋时期的重大变化。

　　三、两种天命观的并行

　　春秋社会，诸侯纷起，敢于宣示获有大命者，主要是各路诸侯。诸侯虽然从未明示自身接续周家天命，但并不怯于宣称自己拥有大命。那么，春秋诸侯所称的天命，其含义与西周人所发明的天命是否一致，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特点是什么？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念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值得注意之处，有如下几项。

　　首先，承当天命者出现显著变化。西周时期，唯有周天子才能膺受天命，神圣的天命是周人的立国依据。而在春秋时期，各路诸侯纷纷宣扬身当大命。见诸金文记载的，就有姬姓之晋、蔡，也有异姓之秦、楚等，表明天命已经不专属一家一姓，不唯周天子所独有，姬周以外的族属亦可获取天命，诸侯同样可以拥有大命。在这个意义上，可说天命的神圣性打了折扣。

　　其次，诸侯所具有的天命并非昔日文武王所膺受的大命，并非由周王室转移而来，也不是周王室的天命“碎片化”的结果。由金文记载，众多诸侯宣称保有天命，如此，天命并非文武王传递下来的唯一的天命，而是有相当数量的天命存在，晋国有晋的天命，秦国有秦的天命，各个诸侯国有各个诸侯国的天命。但是，这样的局面，不免造成棘手的问题、难以逾越的思想困境：原则上，溥天之下，天命只能有一个，而现实中，诸侯纷纷宣称天命。诸侯所拥有的天命，与周王室的天命，存在怎样的关系？春秋时人如何思考这一问题，已经不得而知了。或许诸侯们早已心存席卷天下、囊括四海之意，但他们就是不宣称所拥有的大命是由周王室转移而来；也或许颟顸的诸侯们对这一问题根本置之不理，只是一味宣扬自己拥有天命，获得天的佑助。无论怎样，春秋社会，实际的情形就是，天命不再只有一个，天命可以有多个，各个诸侯国的天命并行，诸侯的天命与周王室的天命并存，但没有一人敢于宣言其所有的大命由周天子转化而来。从这一方面说，王权的至上性仍然不容小视。

　　最后，天命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西周时人发明天命观念，意在强调周人取得政权，合于天意，其统治具有绝对的正当性。然而，春秋诸侯等宣扬的天命并非取代周王室而来，其所说天命并不意味朝代更迭，政权转换。由春秋金文观察，诸侯所称的天命有三种情况：一是称扬始封诸侯受天命，这是表示诸侯国之建立得天之大命，其立国最高依据在天；二是颂扬先祖受命、恭敬大命，这主要用以颂美祖先，显示先祖功业；三是自诩恭敬天命，这是自夸功绩，同时显示天佑诸侯国的信心。

　　总之，诸侯们宣称的天命，指获得上天的垂顾以昌盛国运，并非意在觊觎王权、改朝换姓，其意与周初人所称的文武受命，革除殷命，特指易姓换代具有根本的不同。天命赋予君权以神圣性，这应当是春秋诸侯热衷于称颂天命的根本原因。这一套原属周王朝的理念，已经被诸侯们娴熟地用作自己治国的根本法宝了。当大命在身时，君主的所作所为就有了合理性、正当性，甚至拥有了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如人们所说“天方授楚，未可与争”，重耳“天将兴之，谁能废之”，有了天的庇护，诸侯国君们的兴起就顺理成章，带有了一种势所必然的意蕴。相反，若时运不济，则被看作“天祸之”“天弃之”，也具有了一种不可抗拒、无法阻止的命定性。在政治领域中，天所具有的最高权威，天所代表的神圣力量，依然为人们所认可。这也正是周王室之大命与诸侯之天命，在春秋观念中能够并存的原因。可以说，终春秋一世，天命依然是社会中解释君权来源的最有效理论，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路诸侯，仍然都需要天命的支持。新的学说，还没有成熟。

　　四、春秋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变化

　　春秋社会，天、天命由周天子独揽转化为诸侯国国君、卿大夫皆可承天休命，天命观念发生明显变化。人所共知，西周时人发明的天命观念，为政权建立提供了最高依据，在此之外，天命包含的重要内容还有“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说有懿行善政之人，才能膺受大命、承接天休，这是受命的前提条件。将天命与德行相连，这是周人政治文化中高超的观念。但是，春秋时期，王权式微，天命的承受者已由周天子降为诸侯、卿大夫，在这种局面下，传统天命观念中所承载的德行方面的内容如何安置，如何最大限度地顺承、转化西周时人开创的高超政治观念？易言之，西周时期的天命传统是否已经断裂？

　　考诸春秋文献，可见春秋时人较少正面阐述天命与德行、善政之间的关联，但德行与上天相关的思路仍在。此外，传统的天命故事在春秋社会也有流传，借助于讲述三代受命之事，传统的天命观继续传播。春秋时期，人们认为出类拔萃、获得大命的诸侯，也是由于德正行善才得到上天的庇护。春秋社会，虽然天命观念发生了种种变化，但西周的传统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传统的天与天命观念在春秋以来遭受质疑与挑战，但是并不能以没落、徒有虚名来完全概括当时的情形。春秋智者对于西周晚期之后的乱局是出于天灾还是人祸的辨析，从观念意识方面廓清了上天并非乱政之源，维护了天的崇高性。春秋礼制的系统化，又从等级制度方面对于神灵的尊卑贵贱加以固化，一系列的因素，支撑了上天的尊贵地位。天的庄严性，无可撼动。

　　春秋时期，传统的天命观念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诸侯宣称天赐大命。天命由周王独有下降为诸侯亦有。春秋诸侯所说的天命，是诸侯国自己的天命，与周王室的天命并行并存，并非由周王室转移而来。诸侯们热衷称扬身有大命，是由于他们仍然需要天命的支持。天命仍然是政权合理性的最高来源，是诸侯立国、国君握有权力合法性的最终依据，是国运长盛不衰的保障。在政治领域内，天与天命的力量不可低估。诸侯心目中的天命，并非改朝换代的象征，它更多的是表示上天的庇护、佑助。从这一方面说，西周天命观念的含义发生了显著变化。

　　诸侯们竞相标榜天授大命的做法，以今天的角度言，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逻辑上的矛盾：即诸侯们的天命、周王室的天命，在普天之下，何以并存？这是一个时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局面表明，以传统的天命观念解释春秋现实，已经无效了。新的形势，需要新的学说。西周时人所发明的天命观念，在春秋时期发生重大变化。但是，需要看到，传统的天命观虽并非社会主流，但它不绝如缕，依然存留。传统天命论所推崇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意识，在春秋时期继续传播，它启迪了战国时期的德政观念，也成为此后大一统王朝思想意识的直接来源之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思彤/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