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政权开始于南宋第四代皇帝宁宗朝后期的嘉定二年（1209），持续到第五代皇帝理宗朝前期的绍定六年（1233），作为宋朝（960—1279）政坛上专权时间最长的人物，史弥远为人们所广泛知晓。他在理宗朝严厉镇压了真德秀、魏了翁等所谓道学派官员领袖，所以其政权被认为是与士大夫舆论乖离的极端强权。这种看法的结果，是史弥远被视为南宋“专权宰相”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始终与道学派官员对立的存在。

　　但是，如果从史弥远政权长达25年的事实来看，将其在后期的理宗朝所见的政权特征不加批判地推衍到前期的宁宗朝，不得不说存在着疑问。而且，正如以前拙稿所认为，在成立之初的史弥远政权并未看到强权的倾向，而是以士大夫官员的支持为基础来进行政权运作。真德秀当初也与史弥远政治立场一致，加之后来作为史亲信的朱熹之子朱在的名字被提及一事，也不可忽视。史弥远在学问上和政治上都和道学派官员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情况不可置疑，所以将两者截然分开视为二元对立，似乎有不合理之处。

　　理宗朝史弥远与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之间出现的对立，既是历史上的事实，针对其对立而追溯到宁宗朝时，他们之间实际上已经存在着某种矛盾，也似乎有联系的必要。宁宗朝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对史弥远政治抱有的不满，到宁宗死后，环绕理宗之兄济王遇害的处置上，终于公开化，从而形成在理宗朝前期他们之间的对立。那么，早在宁宗朝时，他们的矛盾究竟表现在哪里？关于这一点，应该关注嘉定七年在南宋中央围绕对金国输纳岁币的存废议论，以及嘉定十年宋金战争复发的始末。以下拟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嘉定七年停止对金国输纳岁币的决定过程

　　嘉定二年五月，史弥远服完母丧，时隔半年后重返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职务，这被视为史弥远政权的正式开始。此外，当时南宋政权面临开禧年间（1205—1207）因应对金战争而滥发的会子价格下跌及在其荆湖南路郴州发生的黑风峒之乱等重大问题，史弥远政权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嘉定四年，除了镇压黑风峒之乱以外，最迟到次年成功地提升了会子的价格。对于如此实现稳定的政权运作并妥善处理国内问题的史弥远，不难想象，宁宗皇帝会表示坚定的信任。

　　但是，南宋国际环境的变化，给这种局面投下了阴影。因为统一蒙古高原以后的成吉思汗，力图进攻金国，并在嘉定六年突破长城，翌年又包围了中都（现在的北京）。此时由于金国新帝宣宗即位，南宋派遣真德秀作为贺登位信使，但因金国混乱之故，无法进入金国领地，于嘉定七年二月中途返回南宋，向中央复命，并断言金国灭亡之日将近。同年七月，金国迁都开封府时，真德秀即上奏废除向金国输纳岁币。以此为契机，南宋中央围绕是否废除岁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嘉定七年七月以后围绕对金岁币问题，在南宋中央有哪些人、展开了怎样的争论呢？虽然窥知全貌极为困难，但综合现存史料，作为岁币废除派的人物，有起居舍人真德秀、兵部侍郎李珏、权刑部侍郎刘爚、国子监司业袁燮、知汉阳军黄榦、国子监录徐侨、秘书省校书郎郑性之等人。另外，虽然没有明证表示参与议论，但据说主管建宁府冲佑观魏了翁也赞成废除派的想法。作为岁币持续派人士，则有右丞相史弥远、淮西转运司判官乔行简、主管管诰院程珌、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曹彦约等人。其中，除了当时还只是低级官员的徐侨、郑性之以及留在四川的魏了翁以外，其他人物不论是废除派或持续派，与史弥远接近的人物相当多。

　　其次，从学派角度来看废除派、持续派，废除派黄榦、刘爚、真德秀都是朱熹弟子、再传弟子，这一点也引人注目，但同为朱熹弟子的曹彦约则属于持续派。而且，史弥远、乔行简也是朱熹盟友吕祖谦门下，所以并不能单纯地认为道学派全都支持废除论。如同前面“序言”所见，可以再次确认这场论战不能界定为史弥远与道学派之争。

　　真德秀以金国开封迁都为借口主张取消岁币，大多数的官员、太学生都支持该主张，但乔行简建议继续输纳岁币，可将金国作为抵御蒙古的防波堤。史弥远认为乔行简的论调正确，太学生黄自然等人对乔行简的主张大为震怒，聚集丽正门伏阙上书，要求将乔行简处刑。问题在于，持续派将金国作为防波堤加以利用的说法，来自笔记小说的记载，其真实性如何，尚须慎重研究。

　　经过这种论战之后，嘉定七年十一月，南宋派遣贺正旦使到金国，但此时南宋中央以运河不通为借口，决定暂时中止输纳岁币，并于翌年向金国要求减少岁币。关于南宋政权采取这种外交方针的理由，梁庚尧认为是因为史弥远屈服于高涨的舆论，郑丞良同样分析认为是因为史弥远有试探金国反应的意图。两者见解虽然不同，不过认为当时政策决定的主体是宰相史弥远这一点，则是共通的。但是，宋朝皇帝对政策有最终决定权，这本是原则之所在。姑且不谈在史弥远拥有立帝之功的理宗朝，即使在宁宗朝，史弥远有权对如此重大的事件有最终决策权吗？

　　宁宗于开禧年间支持韩侂胄的主张，与金国开战而遭到惨败，致使南宋政权陷入了巨大危机之中。这样的结局，可能会在历史上留下很大耻辱，如果废除岁币，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屈辱的宋金关系，不难想象对宁宗而言是充满吸引力的。另外，太学生曾经在皇城南门伏阙上书这件事，或许在宁宗看来，它代表了舆论之所向。在这种动机之下，如果宁宗决定中断对金国输纳岁币，作为宰相的史弥远应该只有服从而无他途。而正因为如此，史弥远在一边停止输纳岁币的同时，通过派遣使者要求金国减少岁币，摸索着宁宗能够接受金国让步的程度。在上述南宋政权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背景下，可能隐藏着这样的事实。

　　那么，通过对金强硬论者和太学生的行动而导致宁宗所下的决心，对于之后的南宋政治造成怎样的影响？下面笔者拟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江淮制置使李珏幕府与泗州战败

　　嘉定七年南宋中断岁币输纳以后，金国多次派遣使者催促输纳，但由于南宋不从，金国对南宋出兵的论调开始高涨。嘉定十年四月，金兵侵犯南宋领地光州（河南潢川），宋金战争再次爆发。在本节中，笔者拟通过聚焦当时被任命为南宋江淮制置使、站在与金国战争最前线的李珏这位人物，探讨这场战争的经过。

　　李珏被任命为江淮制置使，是在宋金战争复燃仅仅二个月前的嘉定十年二月，明显是为了因应对金战争的人事安排。江淮制置使司置于建康府（江苏南京），统辖江东、淮西、淮东等广大地区的防卫。李珏起用许多熟知的同乡人为幕僚，在某种意义上可说理所当然。而在南宋中央与李珏一起主导岁币废除论的真德秀、刘爚也都来自福建地方，从与朱熹接近的人物这一点来看，这些事实也决不能忽视。而且，于嘉定七年及其翌年进入执政，与史弥远一起成为宰执的郑昭先、曾从龙也都是福建人。

　　也就是说，在当时南宋中央执拗地主张对金强硬论，成为宁宗下定决心中断岁币输纳的重大原因的多数人士，要不就是出自福建地方，要不就是受到朱熹思想深刻影响。在本文中，为了与思想学问上的朱子学者加以区别，我们姑且将这些人称为“福建、朱门系人物”。

　　拥有这种背景的福建、朱门系人物，于嘉定七、八年间，从官僚机关的核心执政、侍从官到末端的太学生，相互共鸣并形成对金国的强硬舆论。如果说这种活动的最终结果导致了宋金战争的话，那么从嘉定七年中断对金岁币输纳，到十年宋金战争复发的这一政治过程，我们不得不说，这很明显是由福建、朱门系官员所主导的。

　　在这种情况下动员起来的李珏幕府，如史料记载所述：“其时幕府书馆，往往轻儇浮靡之士。”其组成人员的轻率行为引人侧目。“适闻二十七日三统制之败，极为寒心”，“今乃深入，以取败衂，是何轻率如此。闻有制干者实主其事，想是后生不晓事，欲以是取功名耳。”黄榦上述在书信中所写，显示这种轻率对后来的宋金战争产生了不良影响，导致了嘉定十一年泗州之战（泗上之役）的惨败。

　　这次泗州之战发生的具体时间，史书记载很不一致。南宋在这次战争中失败的详细情况，史料也十分缺乏。若将上述史料与“京口一军，自泗州失利之后，缺额极多，老弱大半”的记载合在一起考虑，可以推测这是一场丧失了一万余将士和大量物资的大败仗。

　　由于泗州之战惨败，当然也改变了南宋官场的舆论风向。当初支持对金强硬论的南宋官场舆论在泗州战败以后突然转为低调，并且在建康府批判李珏幕府的声浪高涨。由此，正可以看出泗州之战是南宋中期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导致泗州战败的，是福建、朱门系官员。在下一节中，将探讨这些状况的演变导致南宋中央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

　　史弥远强权政治的诞生及其性质

　　从嘉定七年到十年的政治过程中，可以说史弥远在福建、朱门系官员的牵连之下，让宋金战争复发。然而，这些福建、朱门系官员由于造成泗州战败，又令南宋政权陷入困境。因此，南宋中央和平论骤然抬头，仍主张强硬论的官员对此又表示强烈抵制。对掌握南宋政权的史弥远而言，可以说是夹在来自金国的外患与来自主张强硬论的官员、士人的内忧之间。

　　那么，如果因泗州战败而加剧外部危机严重性的话，可以想见，当时对史弥远来说紧要的课题是建立渡过这种危机的体制，即加紧确立以宰相为首的指挥系统。在此状况下，嘉定十二年李珏被罢免江淮制置使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最初，李珏为服母丧而离开江淮制置使之职，但不久，就有来自言官的主张，遂以泗州战败负责人为由遭到弹劾并被剥夺职位。紧接着，同年六月，江淮制置使被废除，管辖地区及权限一分为三，即沿江制置使、淮东制置使、淮西制置使。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被任命为位于宋金战争最前线的淮东制置副使和淮西制置副使的人分别为贾涉与赵善湘。其中，贾涉娶史弥远兄长史弥正之女为妻，而赵善湘最小的儿子则是史弥远女婿。此外，担任湖北方面防卫的京湖制置使赵方，本来就是与史弥远一族亲近的人物，在其去世后，史弥远族姪史嵩之被派任京湖制置使的幕僚，最后被擢升京湖制置使。在四川方面，也尝试派遣史弥远的心腹聂子述作为四川制置使。从这一连串人事安排来看，可知史弥远想通过与自己亲近人物掌握最前线的指挥权，建立绝不允许前线再度失控的体制的意图。在宋金战争这种外部危机的形势下，进一步地将行政权力集中于宰相的现象，有助于形成以史弥远为首的指挥系统。

　　拙稿曾经指出，史弥远政权的特征是：将宰相属官的都司官（尚书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与检正官（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的官署于嘉定年间合并，通过在两个职位上安排精通实务的人物，使之成为亲信，进而掌握权力，并通过将枢密院关系的官署设置于私邸，垄断来自前线的信息。史弥远政权的这一特征，可以说是嘉定十年以后将行政文书和来自前线的信息通过组织化集中到宰相府而形成的。理宗时代史弥远强权政治的底子，可以认为是在嘉定十年以后就已经准备就绪。

　　进而，仿佛与这种政治上的演变相呼应，嘉定十二年以后，执政成员也发生了变化。同年，曾从龙被罢免；翌年，福建人、朱熹弟子任希夷虽成为执政，但到了嘉定十四年，郑昭先、任希夷一起被罢免，之后福建、朱门系人物便从执政集团消失了。在此以后，史弥远的姻亲、心腹宣缯和薛极等人陆陆续续成为执政集团人士。可以看到，以史弥远为首的极为封闭的文件行政流程和执政集团最终得以形成。南宋政权在这个体制下，有力地展开对金国的战局，并且在嘉定十六年成功争取到实现停战。但是，这种体制的形成，如同“于是朝无莆人”的说法所表明，主张对金强硬论的福建、朱门系士人受到了冷落。

　　相对于史弥远担心“诸贤士”结成党派，魏了翁认为其为君子之党而加以拥护，因而扫了史弥远的兴。魏了翁在临安府的时间是从嘉定十五年起的三年间。当时，可以说史弥远与强硬论者感情上的对立相当严重。我们或可以下结论：在此状况下积累的福建、朱门系士人的不满，为理宗朝时期史弥远与强硬论者之间的激烈对立铺了底，最后成为导致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

　　结 语

　　史弥远于泗州战败后确立的政治体制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史弥远将最前线的防卫交给自己的心腹和姻亲、族人，这是为了构筑体制来抑制前线再度因专断而失控；第二，由于战争发生，宰相府的行政文书数量剧增，史弥远起用自己的姻亲和心腹担任正式及非正式的宰相属官，借此将从前线获得的信息集中、垄断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进而达到可以秘密统制前线的目的。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说所谓史弥远的“专权体制”是为了对应因福建、朱门系官员引发的外部危机而形成的战争时期下的统制性体制，这也许才是其专权的真相。而史弥远所形成的中央宰相通过安排自己心腹为前线最高将领以统制国防的体制，可以说是后来史嵩之、贾似道分别形成的对蒙古防卫体制的原型。

　　（作者单位：日本熊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孙龙/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