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意识

　　诠释学作为一门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首先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谓中西文化和哲学的关系问题。此问题可区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统学术形态的“西方化”问题，二是外来文化及其思想形态的“中国化”问题，三是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自19世纪末以来经历了一场现代化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当国人鉴于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无能，感到需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和新文化，发愤图强，借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产生的。西方化的现代化，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是学科分化，过去的经史子集分化为哲学、文学、历史诸人文社会科学；另一方面是学术话语转变，我们固有的传统学术话语几乎主要由西方的学术话语所替代；再有一方面，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哲学的观念、旨趣和功效完全变了，我们所面临的不再是天道人伦、内圣外王，而是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整个哲学视域和哲学经验。可是，这样一条现代化道路也逐渐受到质疑。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了现代中国学术最严重的问题是“失语症”，认为我们当代文学理论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以致我国文论从根本上丧失了解读传统和现实的能力，也丧失了提出任何创造性理论的能力。之后，又有人说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是所谓“汉话胡说”，它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因此提出要创建自己本有的中国哲学，“运用汉语自身的思想语汇”来进行哲学思考、创造、写作和表达。这样在我国哲学界慢慢出现了所谓“回归中国”的要求，即反对“以西解中”，而要求“以中解中”。甚至有人提出“自己讲，讲自己”，即“以我为主”，依靠中国哲学自己的原创性能力，依据中国本有的哲学，自己定义自己、发展自己，并超越西方，所谓以儒学解释儒学，以儒学解释中国，以儒学解释西方，以儒学解释世界。一句话，就是以“中国解释中国”。这种西方化的困境一直“折磨着”我国中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害怕自己受西方影响，而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感到自己是否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我们是否把外来文化及其思想形态“中国化”。自东汉末年，印度佛教东渐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格义佛学”，至隋唐最终转化出成熟的“中国佛学”，尤以禅宗为显例。但我们19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传播是否中国化了呢？如梁启超讲康德，贺麟先生说他是用中学来格义康德，康德面目皆非。格义与反格义只是这种融合达成共识过程的初级阶段，真正的融合达到相互理解就不会有格义陌生感。现在的情况当然比民国时期好，但是否真正中国化了，比如是否有真正的“中国的现象学”“中国的诠释学”呢？今天有人提出建立汉语哲学，说我们听到的都是西方老师的声音，而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讲中国化的西方哲学、“从中国来的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走向世界。这也是面对西学东渐而产生的中学西传的问题。我们知道12世纪朱子学与16世纪阳明学，曾东传朝鲜、日本，并与当地本土文化融合而发生“韩国化”“日本化”，形成韩国、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即我们现在所谓“东亚儒学”。同样，在欧洲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时代，中国思想和哲学也曾发生过影响，沃尔夫曾写过《中国实践哲学》，他说“自身包含有基础的东西就是真，自身不包含有基础的东西就是伪。运用这块试金石来判断，中国哲学的基础有其大真”。同样，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也对中国哲学抱以肯定的态度，伏尔泰曾说“中国的儒教是令人敬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当时西方主流哲学家、思想家对中国思想和哲学给予好评和注意，而中国主流思想家只注意西方的实证科学。但这种情况在19世纪倒过来了，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哲学家、思想家热忱于介绍西方哲学，试图以西方哲学来改造我国固有传统哲学。反之，西方主流哲学家却对中国哲学无知。

　　中国哲学的发展是否要借鉴外国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走向世界。的确，我们现在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是在接受西方哲学观点之下建立的，它的许多概念和观念都是从西方哲学接受来的，但这是否是西化呢？在我看来，这只是吸收和充实，而不是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如果我们不站在后殖民主义和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话，那么我们中国文化主体经过西方的洗礼，这不是主体失落而是主体更加充实，因为我们是摆脱了落后的东西，向先进的行列走去。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新世纪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经济腾飞，中国文化走入世界，这正是前一阶段的结果。如果没有前一阶段的现代化，那么中国学术不会有今天的成果。因此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不应遭到质疑，而应得到肯定。我们必须反对那种借中西之异来抵抗古今之变的原教旨主义。人类教化的本质就是舍弃特殊性和同化陌生性，从而达到普遍性。

　　至于我们中国哲学为什么现在不能走向世界，其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和哲学是否有活力。尽管传播媒介语言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在于内在思想与观点的活力和先进。此问题现在之所以存在，可能还是上述所谓中国传统哲学未进入现代世界的原因，其理论体系未能与现代世界融合，我们还未能形成自身的强大品质，从而进入世界的先进哲学行列。因为所谓的“真正化西”就是让中国传统哲学进入现代世界，以此超西，从而中国哲学就可以西传，可以成为“从中国来的哲学”。中华传统文化要复兴和弘扬，首先必须走向世界，而不是封闭在自身内部，要借鉴世界先进文化改造自己落后的方面，从而使自身得到国际的认可和尊重，才有可能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主流之一。

　　由此只剩一个问题，即西方哲学如何中国化，这一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真正的使命和任务。就其真正目标而言，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的意图和目的决不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只是我们研究的平台，我们的目的是哲学，我们的出身和传统是中国，我们应当推进的是中国的哲学。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不是把西方哲学作为客观目的来对待，而是要把它们作为我们思考自己哲学问题的资源，作为我们进入世界哲学的桥梁。中国哲学的舞台不是只有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同样是主流。真正说来，哲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思想和智慧，是不分东西的，东西的不同只是其表现形式的不同。

　　西方哲学如何中国化？作为中西思想沟通桥梁的诠释学在这里就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也只有这样，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才能走向世界。

　　二、从经学到经典诠释学

　　西方诠释学不仅是哲学诠释学，同时也有文学、历史、法学、神学、艺术等诠释学。中国与西方诠释学传统相对的应当是经学，它是一门类似西方诠释学的人文学科。如何由传统经学发展出现代的经典诠释学，这是当代中国的汉语哲学所要尝试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工作。

　　中国经学如何走向哲学，这是目前学术界的难题。曾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所谓“新经学”之路，其基本途径是摆脱西方概念的框架和语言，试图通过整理我国经学的已有实践和经验，焕发我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活力；另一条是走“诠释学”之路，即主张在自己民族传统经典注释的丰富地基上，建立一种既融合又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我们主张后一条道路，即走诠释学之路，也就是在新的更高的世界哲学视域下，批判性地与我国传统经典对话，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独特的哲学之路。为此，我们提出从中国经学或者说“中国经典注释”到“中国经典诠释学”的转换。一方面是肯定我国具有历史悠久的经典注释传统和丰富的经典诠释经验；另一方面也主张我们要创建的“中国经典诠释学”既不同于传统经学，也不同于一般西方的经典诠释理论，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

　　不论是西方诠释学的中国化，还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似乎都可从中国经学里找到一条途径。中国经学自有其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对于构建普遍性的中国经典诠释学是一份意义不可估量的重要财富。中国经典诠释有严格的经、传、注三层结构。经为核心，传、记为辅翼，注解、章句、义疏则锦上添花。经学不仅规定了经、传、注三层的独特格局，还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包括训诂、考证、文字、音韵等各种各样的学问在内。中国经典诠释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实践性而不是纯理论性的道路。中国经学强调经世致用，强调实践、践行。在中国经典诠释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学人对于经典有一种不同于西方古典诠释学的理解方式。在中国经典诠释学家看来，经典理解不是一个单纯的方法论问题，而是属于人自身的教化和德性培养问题。相对于西方经典诠释学家，中国经典诠释学家更重视通过实践和践行实现道德和德性的培养。

　　中国哲学家大多靠经典注释和诠释来发展自己的思想。这种复杂性和多向性，我们可以理解为经典诠释之圣典化（Kanonization）的必然结果。这种圣典化由经学意识所支配，这种经学意识首先表现为经典诠释者都有一种学术使命，即所谓内圣外王的理想，其典型表现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经学意识把经典视为绝对权威，强调“信而好古”“吾从周”“言必称尧”“行必法三代”，从而倾向于“崇古复古”。

　　西方现代的诠释学与中国经学有两大差别。第一个差别是，在西方现代的经典诠释里，信仰的层次不重要，而主要是诠释，即要把这个经典运用到我们当下的生活，用今天新的语境来诠释它，对于人的教化起促进作用。所以他们并不把这些经典看成永恒不变，而且每部经典在不同时期的解释都可能不同。第二个差别是，西方现代的诠释学所要诠释的，不是经典著作的作者原意或意图，而是它本身的真理内容，“理解”作为诠释学的本质环节始终包含着一种反思向度。“理解”并非某种认识的单纯复制，而是在新时代对已经认识的东西的再认识，因此只要涉及的是纯粹接受或原样复制某种精神传统，就不存在诠释学问题。

　　三、一种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构想

　　哲学诠释学作为一门当代西方显学，晚在20世纪70年代后才被引入中国，然而其生命力旺盛，在短时间内得到长足发展。它本来就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因而在我国固有的经典诠释传统中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以致力于将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也在我国形成一个学术浪潮。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希望借助西方诠释学的方法来开展新的研究，许多西方诠释学研究者也想借助中国经典诠释的漫长传统和经验来发展诠释学基础理论。

　　我们所说的经典诠释学，采用一种普遍而广泛的概念。一方面它是指世界性的经典诠释学，因为作为一门哲学应当具有一种普遍性，哲学不应分中外东西，各民族的哲学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只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观点，并不代表不同国家的哲学。经典诠释学代表了另一种关于哲学的观点和态度，按照这种观点和态度，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观点，或者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学说，都是短暂的，而唯有作为经典诠释的这一哲学之路才会永古长青。另一方面，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典，还有道家和佛家的经典，也不仅有中国的哲学经典，还有古希腊的哲学经典、德国的哲学经典等，而且不仅有哲学的经典，还有文学、历史、宗教诸领域的经典。这种意义的经典诠释学是一门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我们中国学者，不论是研究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研究文学还是史学，都可以是经典诠释学的研究者。经典诠释学让我们参与了世界哲学，加入了世界人文精神科学之列。我们说的经典诠释学，不是只研究经典诠释的理论与方法，也包含对经典本身的诠释，前者是对经典诠释活动的反思，后者实际上等同于哲学研究。经典诠释学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是以在世界哲学对话中获得的一种共识作为共同视域，在世界最高的哲学视域下研究哲学。经典诠释学本质上就包含着一种站在最高层次上反思的向度。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摆脱了经学的经典圣典化的所谓独断型诠释学特征，而走上一种经典永远不断诠释、真理永远不断敞开的探究型诠释学道路。它不再是纯粹地接受或原样复制某种精神传统，而是一条在过去与现在、陌生性与熟悉性、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综合或中介的道路。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学实践观中只强调人的义务和责任，而忽视人的权利与自由，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全面的实践观。

　　总之，要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首先要有世界性的哲学视域和知识，从当今最高哲学成就出发；其次，既要从西方经典诠释的漫长历史和经验中，特别是从他们近代以来所发展的诠释学，尤其是当代哲学诠释学中找出值得我们学习的理论与方法，又要从中国悠久而丰富的经典诠释实践和历史出发，尤其要从经学所创建的训诂学、考证学、文字学、文献学、注释学等出发；在此双重基础上，建立我们不同于西方诠释学又高于西方诠释学的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并向世界展现中国的经典诠释理论与方法。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１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