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科学哲学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是从理论上解决科学合理性问题。迄今为止，在科学哲学中似乎没有一个理性概念或合理性标准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科学是一项合理性的事业。在此意义上，“公共理性”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研究科学合理性的新视域。

　　一、科学合理性论证的各种可能性

　　科学合理性问题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往往被等同于理性。然而，真正要从理论上（特别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论证科学是一项合乎理性的事业，显然并非容易的事情，甚至存在着极大的困惑。

　　第一，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纯粹理性描述。

　　逻辑经验主义用“实证”和“逻辑”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科学的本质特征。首先，逻辑经验主义是一种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原则。其次，它也是一种逻辑主义，强调知识的形式即逻辑。所谓逻辑，就是“纯粹形式”。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做了一种纯粹理性的描述，概括为以下四个命题：科学合理性的唯一标准就是追求真理；实证主义和逻辑主义是科学追求真理的双重保证；科学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科学的进步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的积累。然而，经验只能在某种条件下确证一个理论，但不能最终证实一个理论。因此要用“可证实性”代替“证实性”；这种确证只是概率上的或然性，而不是逻辑上的必然性。因此，要用“概率的意义理论”取代“真理的意义理论”。

　　第二，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观。

　　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代表着辩护理性主义科学观的话，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则代表着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观。这种批判理性主义也蕴含着四个命题：科学的目标并非追求高概率，而是追求证伪度和逼真度高的理论；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断“猜想与反驳”的试错法；一切理论都具有尝试性和暂时性；科学知识通过批判和创造而增长。尽管波普尔的观点大大加深了对科学合理性的认识，但也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包括证伪度和逼真度是何种关系、试错法中“猜想”的基础是什么、如何理解“没有积累的增长”等。

　　第三，科学的发展是范式内部的辩护过程和积累过程。

　　库恩用范式模型将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做了某种综合，认为科学的发展在一个范式内部是辩护的和积累的过程，而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则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过程。库恩的科学哲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引入科学共同体、范式、信念等一系列概念，从根本上突破了对科学的狭隘的逻辑主义的理解，进而打开了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维度来理解科学的广阔视野。然而，库恩的科学哲学蕴含两个核心命题：范式决定论。范式不仅决定科学的目标、方法和理论，而且决定科学合理性的标准；不可通约论。在范式与范式之间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因而二者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两个核心命题不仅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进步性和真理性，而且也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合理性。

　　第四，以“精致的证伪主义”取代“朴素的证伪主义”。

　　拉卡托斯延续了库恩的历史主义模式，但用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取代了库恩的“范式”概念；又继承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但用他的“精致的证伪主义”取代了波普尔的“朴素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模式的问题在于，其一，这是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两种模式的折衷，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历史主义的弱化，又是对逻辑主义的弱化，当然也是对科学合理性的弱化；其二，波普尔的评价标准往往只能评价一个“研究纲领方法论”自身的进步或退化，而很难在多个“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作出评价；其三，即便波普尔的评价标准在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模式中仍然管用，但波普尔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依然存在。

　　第五，力图解决“范式”自身的合理演变问题。

　　劳丹接连提出两个模式来论证科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即科学进步模式和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式。劳丹的第一个模式一方面延续了库恩的历史主义模式，但用他的“研究传统”取代了库恩的“范式”概念；另一方面，他又沿用一条超历史的逻辑标准，但将科学的最终目标从追求真理削弱为“解决问题”，然后用“解决问题”作为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劳丹的第一个模式的问题在于，其一，这既是对历史主义的弱化，又是对逻辑主义的弱化，当然更是对科学合理性的弱化，甚至比拉卡托斯的标准要弱得多；其二，以“解决问题”为标准来评判“研究传统”以及科学理论的进步性同样存在诸多技术性问题；其三，将科学的最终目标从追求真理削弱为“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因而也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劳丹的第二个模式直接将库恩的“范式”概念加以结构化，即“范式”由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构成。这三者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网状结构。在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式中，“范式”的转变往往是三个层面分别逐项转变的，因而“范式”的转变是有连续性的。“范式”中的每个层面的转变都是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都有合理演变依据。但是，由于坚持反实在论的观点及其对真理目标的消解，使得对科学合理性的论证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第六，科学合理性标准如何合理演化。

　　夏皮尔采取“理由内在化”的原则，强调科学自身蕴含合理发展的前提，无需预设别的外在标准。我们可以根据能够得到的最好理由和相关背景知识加以判断。这个最好理由就是：“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并且没有遭到具体的怀疑”。因此，“理由”就是科学合理性标准如何合理演化的依据。这样一来，夏皮尔在“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走出了一条论证科学合理演化的中间道路。夏皮尔更坚持实在论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哲学中应当保留真理的概念。所谓“真理”，即是成功的并没有明确怀疑的理由。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论证都从某一角度提供了理解科学合理性的线索，但同时都留下令人遗憾的巨大困惑。随着后现代主义及其“另类”科学哲学的崛起，科学合理性的论证似乎更加陷于困境，特别是难以抵御各种非理性主义的强有力的挑战。

　　二、逻辑理性：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症结

　　在科学哲学中科学合理性的论证陷入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还需要从根源上加以分析。这里包括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科学？第二，什么是理性？第三，什么是科学合理性？

　　第一，什么是科学？逻辑经验主义者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科学。既然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就需要用某种方法来保证，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和“实证”的方法。只有通过“逻辑”和“实证”的方法作保证，才能变成“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就是科学的目标。科学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的积累过程。

　　尽管波普尔将科学的内容限定为“客观知识”，但是，他对科学的研究开始从静态走向动态，并称其是做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与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不同的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侧重点显然已不再是科学理论(知识体系)静态的逻辑结构，而是聚焦动态的历史发展，并将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置于诸如“范式”、“研究纲领”、“研究传统”等各种历史结构中加以考察。在科学哲学中所探讨的科学概念，既包括作为内容的“知识体系”，又包括“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因此，科学不仅包括科学理论(本体论)及其发展变化，而且包括科学方法(方法论)、科学目标(价值论)及其发展变化等。

　　第二，什么是理性？一般说来，科学哲学属于分析哲学范畴，而分析哲学范畴内所讲的理性主要指的是逻辑理性。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说到底就是要对科学进行逻辑重建，主要通过“逻辑分析法”来解决他们认为认识论中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意义问题，二是证实问题。逻辑很简单：科学即为“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科学的发展自然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的不断积累。可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既不能保证科学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更不能保证科学的发展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不断积累。

　　波普尔追求的同样是一种逻辑理性。在他看来，经验证实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于是，他用证伪逻辑取代证实逻辑，用演绎逻辑取代归纳逻辑。然而，波普尔似乎只提出了“反驳”的逻辑，而没有提出“猜想”的逻辑； 只提出了“批判”的逻辑，而没有提出“辩护”的逻辑。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依然属于分析哲学范畴，所讨论的理性依然是一种逻辑理性。所不同的是，逻辑主义科学哲学侧重于探讨科学知识静态的逻辑，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则侧重于探讨科学历史变化发展的逻辑。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在于：(1)逻辑理性须有明晰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逻辑标准；(2)历史主义本身就是对逻辑主义的突破和超越，故难以提出这种标准；(3)即便提出这种逻辑标准，又同历史主义的精神相冲突。总之，科学哲学属于分析哲学，因而科学哲学谈论的理性属于分析哲学范畴内的逻辑理性。这种理性必须是明晰的、数学式的，并经得起严格的逻辑分析。

　　第三，所谓科学合理性，在科学哲学中，就是指科学合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显然，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甚至可以说是无法证明的命题。其一，即便将科学仅仅看作一种“知识体系”，也很难证明完全合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其二，若将科学的概念从作为内容的“知识体系”扩大到“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要证明完全合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科学中的一切，包括理论、方法和目标以及合理性标准等，都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而要在这样的“实际活动”中找到某种永恒不变的逻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公共理性：科学合理性理论阐释的出路

　　如果理性被界定为科学实践意义上的公共理性，那么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不仅有解，而且能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简单说来，公共理性就是在公共实践领域人们处理各种事务所呈现的理性。对于科学领域来说，主要指人们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所呈现的方式或方法的理性，即面对各种问题或议题，人们可以通过探讨、协商、论辩、论证等理性的方式或方法，达成一致的或基本一致的价值目标或解决方案。

　　为什么要将科学合理性问题中的“理性”界定为科学实践意义上的公共理性，而不是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其一，从宏观上讲，在本质上，科学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活动，因而科学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活动，而不是个体活动。尽管科学活动需要千千万万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参加，但最终需要形成基本的社会共识。这种基本社会共识，只有通过在公共领域中能沟通个体理性的公共理性来达成。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特别是作为一种公共实践活动)的科学，所依托的最根本的理性应当是公共理性，而不是个体理性，更不是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

　　其二，从微观上说，小到科研团队，大到科学共同体，现代科学处处体现着集体的或团队的特征。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从事科研活动的方式已经经历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变，关于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合理性标准等的研究，也需要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变，应当充分关注关于科学的公共本体论、公共认识论、公共价值论以及公共合理性标准等。于是，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研究，自然也应当从“个体理性”到“公共理性”转变。

　　其三，科学范式的形成与转变最终取决于科学共同体的公共理性。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最大难点在于，要回答科学范式的形成与转变的科学合理性问题。科学范式的变化如此广阔而深刻，不仅涉及理论的变化和方法论的变化，而且涉及价值论的变化。每个学科范式都有不同的标准，而且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给科学范式的形成与转变制定一套统一的、超验的、并且是可计算的逻辑程序、逻辑标准和逻辑模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范式的形成与转变是基于非理性的。因为科学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公共理性，正是这种公共理性促使旧的科学范式的消解和新的科学范式的形成。

　　公共理性概念的引入，为何能为科学合理性问题的解决带来出路和希望？关键在于：其一，有助于使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回归并切入科学的本质。既然科学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活动，那么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就不能脱离科学的这种本质。无论从“人类的”，或是从“社会的”，还是从“历史的”的角度看，科学在本质上都是一项“公共的”事业，都离不开“公共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科学的基础是一种公共理性，而且科学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活动。关于科学的理论、方法和目标等，都基于公共理性，都是可以通过公共理性达成的结果。

　　其二，有助于使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回归并切入理性的本质。如果说，科学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活动。那么，参与到这种人类社会的历史活动中去的理性，必然同样具有“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本质特征。首先，这种理性具有“人类的”本质特征。理性从表面看似乎体现的是一种关于世界的客体性，其实从本质上看它体现的是一种关于人类的主体性。其次，这种理性具有“社会的”本质特征。“人类性”与“社会性”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因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理性的“人类性”就意味着理性的“社会性”。最后，这种理性具有“历史的”本质特征。人类在不断成长，社会在不断进步，因而人们的理性观以及创造和运用理性形式的能力也在不断发展。

　　其三，有助于使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回归并切入科学合理性的实际，切实解决现实问题。用单一的逻辑理性来抽象地理解科学，不仅在理论上无法真正说清楚科学的合理性，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为非理性主义的解释敞开了大门。在科学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大量紧迫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公共理性的问题域。面对大量的现实问题，也许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一成不变的结论，也是数学式的逻辑理性所难以解决的。因此，公共理性概念的引入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走出理论脱离实际的困境，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为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研究开辟正确的路径。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马云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