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思想是伽达默尔整个哲学的核心性思想。总体来说，伽达默尔的语言思想在其整个解释学和实践哲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还不充分，也还不够深入，作为哲学思考之中心地位的语言的意义，未能通过已有研究得到充分的彰显，尤其是没有深入伽达默尔本人所一再强调的实践性维度或实践哲学上来理解语言的中心地位和存在论意义。

　　一、语言作为人类的“世界经验”和实现理解的“普遍媒介”

　　在批判“语言工具论”“语言符号论”基础上，伽达默尔明确地把语言与语言表述的存在统一起来，坚持了“语言摹本论”，认为存在就是通过语言而表现出其意义的，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现存在，就意味着你所理解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可以说，“语言观就是世界观”的观点直接为解释学的理解本体论从语言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论述了语言存在论及其深刻意涵，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的。

　　其一，语言是人类存在的世界经验。

　　伽达默尔首先明确指出，“语言作为人类的世界经验”是一个全然不同于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语言工具论”和“语言符号论”的崭新的看法，它要从根本上说明，人的世界经验完全是语言性的，语言不是一种工具或符号，它就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经验。在伽达默尔看来，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语言的世界经验是绝对的。

　　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力量”，伽达默尔要指出的是，由于语言形式与流传的内容在解释学经验中是不可分离的，所以，不存在只作为纯粹形式的语言，相反，语言“是由在这种语言中所述说的内容而流传下来的。”这样一来，作为人类“精神力量”的外化语言，就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运用的装备，而是说，世界在语言中得到表述，语言能够将理解世界的人引入一种确定的世界关系和世界行为之中，从而构成了人们存在和生活的一种特定方式和活动经验。

　　因此，语言不是工具和符号，也不是认识世界的特定手段，因为它不是反思思想的创造物，而是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一起参与活动。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我们在“使用”语言，而是我们处于语言之中，语言包围着我们。语言与其说是人的语言，不如说是事物的语言。世界本身就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语言的世界经验是“绝对的”，我们世界经验的语言性相对于被作为存在物所认识和看待的一切事物都是先行的，“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拥有语言而获得对环境的自由，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就此而论，人就是“拥有语言的存在物”。

　　其二，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

　　伽达默尔在语言与理解的关系上，提出了“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这一观点。理解的语言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语言性作为解释学对象之规定，其二是语言性作为解释学过程之规定，其三是语言性作为解释学理解模式之规定。

　　就第一方面而言，人们所理解的对象正是通过语言才得到自身的存在，才成为理解的对象的。在伽达默尔看来，具有固定性的文本提出了真正的解释学任务。文字性就是自我陌生性，要克服此种自我陌生性，就必须对文本进行阅读，甚至可以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把文本转换成语言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某种碑文的纯符号成分。这种把文本转换成语言的活动，同时也产生一种与意指的东西、即被谈论的事物的关系。

　　从第二方面来说，人们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是在语言中展开和实现的。依照伽达默尔的看法，理解就已经是解释，因为理解构造了文本的意见得以起作用的解释学视域，理解要通过解释表现出来，为了能使某一文本的意见以其实际内容表达出来，我们就必须把这种意见翻译成我们的语言，把它置于我们得以进行语言活动的整个可能意见的关系之中，这就是说，理解的过程是解释的过程，解释的过程就是以语言为媒介来展现理解之意义的过程。

　　再从第三方面来看，解释学理解的模式是一种“对话模式”，语言在理解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显而易见。伽达默尔指出，理解的过程就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的过程”或者说“谈话的过程”。决定谈话意义和进程的不是谈话者，而是谈话本身，谈话具有自己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显露和涌现出来。一切谈话都有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谈话者都操同一种语言或必须转译成同一种语言，只有当通过相互谈话而在语言上取得一致理解成为可能的时候，理解的问题才可能提出来。

　　伽达默尔正是通过对语言与理解对象、理解过程和理解模式内在关系的探讨，深入地阐述了理解的语言性特征和理解与语言之间的一致关系，其最终的结论是：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这意味着，伽达默尔在人的世界经验上真正将理解与语言统一起来，这就为其把理解与被语言所表现的世界的存在问题结合起来，并进而构建起语言存在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存在问题就是理解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语言问题。那么，伽达默尔是怎样以这种“语言作为解释学本体论的视域”来具体阐明其理解本体论或者语言存在论的呢？

　　二、“语言学的方法论自我思考进入了一种重要的哲学提问”

　　讨论语言与理解的内在一致性关系不是伽达默尔最终目的，其理论的旨意和真正诉求是要从根本上以此迈入一种对世界的哲学思考。他指出，“语言学的方法论自我思考进入了一种重要的哲学提问”。这种哲学提问就是要去提出和阐明成为哲学解释学本体理论的“理解本体论”或者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语言存在论”。

　　伽达默尔解释学中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历史经验的有限性是规定一切的根据，存在之意义的展开和无限性，只有从人类的有限状况及其语言性的构成中才能得到阐明。换言之，由于以语言为中心，通过存在的语言表现来看待存在，那么存在问题就转化成语言问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理解问题了。

　　人的世界经验的语言性并不意味着世界是通过语言又一次被对象化，而只是指人与世界的关系在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理解和解释活动中获得重新规定。正是依据这种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理解，伽达默尔实现了将解释学不是作为精神科学的某种方法论学说，而是作为一种哲学学说的创造性转换，使人们理解了什么是超出方法论意识之外的真正的精神科学，以及什么使精神科学与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相联系，精神科学的本质不是客观性问题，而是理解问题。

　　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进一步讨论了解释学的真理观问题。在伽达默尔看来，真理问题，尤其对于精神科学来说，并不是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客观性问题，而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语言普遍意义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真理的认识过程就是对世界存在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过程，真理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再理解、再解释的过程。以语言为中介的理解现象便是存在和认识的普遍模式，真理的意义也在理解中获得了更详细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规定。

　　伽达默尔从性质上把真理的认识过程看成是一种理解的游戏过程，看成是一种理解的事件，伽达默尔实际上就明确了这样一种真理新思维：真理不是一个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是世界之存在意义以语言为媒介所进行的理解和解释，如同理解是一种游戏一样，真理同样是一种游戏。正是在语言的游戏中，人们作为学习者而达到了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真理新思维，破除了传统哲学中的那种以确实性为标准的真理理论，保证了精神科学存在的合法性，并捍卫了艺术和精神科学中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意义。

　　还需要强调的是，伽达默尔并没有停留于从语言与理解、语言与真理的角度来论述语言的形而上学存在论和语言在哲学思考中的中心地位，而是进一步在其将解释学理解为一种实践哲学的高度上，深入阐述了语言意义与人们经验生活的联系，在一种整体性的实践哲学中，展开了语言意义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实质，那就是，语言意义不仅仅具有普遍的存在论意义，而且，这种存在论意义是在关于人之存在和行为意义反思的实践性维度或实践哲学中得到真正的体现和被确立起来的。实践哲学不仅对精神科学、社会科学，也对自然科学是有效的，因为人的一切活动，包括解释活动以及一切知识活动等，都融于实践哲学的整体性之中。正因此，伽达默尔既将理解和解释上升为一种存在论来看待，更根本地是将其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来认识。

　　三、语言的理解存在论意义的多维度展开

　　从解释学的普遍性意义上将理解和理解得以实现的语言确立为一种哲学本体论，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是有其鲜明的哲学反思主题的。这种反思主题也就是语言的理解存在论的变革性和理论意义之所在，更确切地说，正是通过对语言的理解存在论的运用，伽达默尔阐明了自己对本体论、真理学说以及实践哲学的全新理解。

　　第一，语言的理解存在论的提出完成了“作为理解技艺和方法理论”的解释学的本体论转折，使之成为一种反思世界和人生的新型哲学形态——哲学解释学；同时也实现了传统哲学本体理论的新改变，不再从摆脱人的世界活动经验之外去确立一种所谓的独自存在的“实体性”本体，而是将本体问题与人的生存经验、与人的最根本的理解经验即语言经验联系起来，因而，“理解的本体论”不再是实体性的，而是非实体性的；不再是超越人的活动之外的，而是在人的存在活动之中的，从根本上就是在语言的理解和解释活动之中的；不再是抽象高悬、永恒不变的，而是生动具体的，是具有历史性、无限性和开放性的。

　　第二，语言的理解存在论的确立为破除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传统真理观并建立起一种真理新思维开辟了道路。伽达默尔指出，在当今这样一个科学主义时代，科学思维君临一切，这必将包含某种幻想的和不切实际的成分，语言的理解存在论的确立，就是要让人们在解释学意识中去思考真理问题。由此，伽达默尔宣称，《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出发点就在于这样一种对抗，即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

　　第三，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这种语言存在论置于整个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中来认识，其意义也是独特的和重要的。欧美的语言分析哲学基本上是以语言的分析活动来实现其拒斥形而上学的目的，由于他们拒绝讨论存在问题，所以，不管是人工语言哲学还是日常语言哲学，语言分析在他们那里始终表现为一种手段，而没有真正将语言与世界的存在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与此不同，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海德格尔，则始终坚持世界的存在问题，也就是说，是在肯定事物现实存在的基础上，通过人的此在的生存经验的自我理解和解释来考察事物与表述事物与语言的关系的，这样，虽然欧洲大陆人文主义哲学家也讲“语言本体”，但他们却有着这个概念之外的现实存在的基础。显然，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语言存在论建构和分析，同样鲜明和集中地反映了这种欧陆语言哲学的性质和存在论意义，并使存在问题在语言经验中得到表达。

　　第四，语言的理解存在论的建构是为伽达默尔整个哲学的实践性质服务的，从根本上体现出一种实践哲学的意向和精神。伽达默尔从人的世界经验中将理解或理解得以实现自身的语言提升为一种哲学本体论，实际上是与他对解释学根本性质的看法密不可分的。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学思考的本质就在于，它必须产生于解释学实践”,因此，要对以语言为中心的“理解本体论”的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作出说明，就必须回到解释学实践中。从根本上说，解释学既非一门纯粹的理解技艺，亦非一门玄思空疏的学说，而是融于人们实践活动之中，直接关涉到人生、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理论问题之反思的实践哲学，正是在解释学实践或者说实践哲学中，语言的理解存在论才获得真正的合法性说明。

　　第五，语言意义不仅是一种语词含义的分析问题，更是与人的存在和世界意义的整体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而要由语言意义上升到关于存在本身的普遍意义，又是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思辨性分不开的。

　　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理解和解释存在意义的一种普遍媒介或者说中介，这种中介展示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那种具有隐匿性的整体。说话使用的语词并非只是关于存在物的摹仿，而是要说出同隐匿的存在整体的关系，也就是要表达出未说的和该说的意思，这种将语词置于整体意义的关系中来理解其性质和意义，就表现出了语言的一种思辨性。被说的（说出的）语言与未被说的（隐匿的、未说的）语言构成一种思辨性张力，人们能说出什么语言是和未说出的语言相关联的。语词的每一次表达都是人的一种理解，各种不同的理解构成连续性的语言表达，“事物本身”或“自在之物”就在作为一个隐匿的整体的连续性理解中真正显现出来。正是基于这种语言的思辨性或者说存在于语言理解中的辩证思维，使对语言意义的理解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论成为可能。

　　结语

　　语言的理解问题要被当作本体论问题来肯定和强调，就必须破除传统理解观上的那种将主体与客体对峙起来的认识论模式。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强调了一切认识都是理解过程，正是在语言的理解中，主体与客体发生了关联。

　　伽达默尔的语言存在论将语言意义与理解的存在和真理意义统一起来，存在和真理的意义就是一个在语言中被表述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认为语言无法表达出关于人的存在和万物本身的本质之思，推崇直观、省悟和体察。这种看法与西方哲学有着本质性区别的。尽管西方哲学家也意识到语言的局限性，但自古希腊时期起，语言就与逻各斯联系在一起，语言在西方哲学思考中始终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向，语言的中心地位越来越突出，伽达默尔更是将语言上升到一种存在论和真理观来看待，对于中国哲学发展而言，积极吸收西方语言哲学思想，无疑是有建设性意义的。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马云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