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中，乡村建设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也是需用力解决的短板、难点和重点。乡村建设在价值引领、制度和政策改革及创新、村民主体性自觉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复杂关联，只有三者之间达成良性循环，乡村建设才可能取得明显进展和成功。这样的实践逻辑为后续的乡村振兴以及后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可以因循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

    一、重启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性发展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正是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重启、延续并大大推进了100多年前已经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进程。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外国殖民者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艰难地开启现代化进程，并在之后的160多年中依然艰难地经历内忧外患，命运跌宕起伏。改革开放开启的小康社会建设将中国重新带进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轨道，乡村建设又在其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社会学理论中，现代化和现代性框架虽然相对陈旧，但一直处于自我更新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涵义。现代化和现代性框架对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具体地说，首先，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虽然中国现代化起步较早，但其进程比较缓慢，现代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乡村建设带动城市建设，以实现从温饱社会向小康社会的转变和发展。其次，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建设体现了不同以往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和机制，不论是在体制上还是在具体的城乡关系变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关系等方面，都有新的变迁和发展经验。

　　从中国过去4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思想解放、体制机制改革以及人们的主动性发挥，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非常重要的现代性因素，由此构筑出如下三个维度的现代性分析框架。一是价值维度。社会心理学尤其重视现代性的人格、成就动力等方面的作用，认为没有革新、理性、参与、开放等价值，不可能有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等。二是制度（政策）和结构维度。不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政治学，都认为现代化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分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应制度的变迁过程，工业化、社会分化、城市化、社会功能专业化和整合，都彰显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特点。三是行动者主体性自觉以及美好生活追求。现代化与人的理性增长密不可分，人的理性进步，使得科技知识生产呈几何速度增长，又能将新增的科技知识用于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带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所以，行动者的主体性自觉是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表现为因掌握科技知识，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得更加理性，更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即“创造性的理性”，与此同时，行动者的主体性自觉越明显，就会越自信地去创造和追求他们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虽然不同国家的现代性在这三个维度上会有不同的具体展现，但这三个维度之间存在内在的实践历史和理论逻辑联系。这三个维度之间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渗透和促进的关系，在实践中共存共生而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现代性价值不仅具有催生人们主体性以及界定美好生活目标的功能，还具有引领结构、体制机制和政策改革创新方向的作用，而人们有了更多的主体性自觉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样会对体制和政策改革创新构成强大的压力，并有助于推动相应的改革创新行为。与此同时，结构变革、体制机制创新、政策的调整等又会为社会主体性自觉释放出越来越大的空间，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反过来引发人们对价值进行相应的丰富和创新，重新界定更美好的生活目标。当然，如果三者之间出现不协调、错位甚至逆向变化，就有可能对现代化进程产生一定的阻滞乃至负向的效应。所以，这三个维度之间的共存共生和良性循环对于现代化建设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

　　二、小康价值的建构与乡村的在场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小康建设，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一种发展追求和价值定位，被赋予现代性价值涵义，因此其时代性非常明显。比如当时，国家派高层代表团前往欧洲和新加坡以及尚属英国托管的香港考察，实地了解他国、他地的现代化状况和经验，发现中国的发展与之相差之大，超乎了想象。邓小平去美国、日本访问，回国后决心集中抓经济建设，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现在看来，开放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当时让人们接受开放思想，有一定的难度和障碍。1979年邓小平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用“小康社会”来表述新开启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他说，“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邓小平用“小康社会”来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努力方向，契合中国传统文化，浅显易懂，很容易获得人们对现代化建设战略的理解和认同，既可以避免人们对新事物的拒斥，又能有效调动他们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这种内生的现代化动力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小康”和“小康社会”之所以承载着引领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战略，除了与我国传统文化契合外，更重要的是与其携带的价值理念紧密关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通常与“安逸”或“安稳”这样的价值勾连，但是没有多少人能达到“小康”生活，因此，它更多是一个理想。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人中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不是少数人，而是成千上万上亿人，“小康”确实是他们的奢望。所以，当时国家提出小康目标，引起全国上下热切响应，燃起人们生活的新希望，社会呈现一派朝气的景象。但是，这个时候的小康并不是传统意义的田园小康生活，而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生活价值目标，是与欧美现代化比较中彰显的一种小康价值，因此，它成为引领国民不断进取的生活追求，具有了现代性的价值涵义——进取、追求、动力等。

　　“小康”的价值内涵是在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充实的。为达成现代化建设目标，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设想，并由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确定下来。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或者说小康建设）超出了80年代确定的发展预期，除了经济发展超预期外，国民对生活的要求也不再停留在吃饱饭的问题上、不限于收入，而向科技、教育、就业、贫困、文化、体育、休闲娱乐、居住、治理等层面拓展，民主、公平、法治、生态、健康等价值都开始融入“小康”之中，使小康的价值涵义越来越丰富，这意味着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空间在不断拓展，注入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元素。

　　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推进中，虽然农村发展也非常快，但依然是短板、难点，因而也是关键点和重点，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先后成为国家发展重大战略，更凸显解决农村建设和发展这一短板的急迫性。从2012年国家提出精准扶贫到2017年提出精准脱贫，乃至2018年又号召决胜精准脱贫等举措，目的就在于解决乡村发展滞后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影响问题。总而言之，一方面小康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并反过来引领实践；另一方面在小康价值中乡村一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国家对全面小康社会有了更高的价值期待，自然在乡村建设价值上有了显著的升华，赋予其更多的意义和地位（比如富裕、文明、民主、公平等现代性价值）。

　　三、乡村建设的制度和结构破解及其重塑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不仅存在其他国家都会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而且还面临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计划体制），也就是在城乡二元经济基础之上增生了城乡二元社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表面上是对计划生产体制的改革，而深层次是对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改革。但要革除几十年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尤其是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何其之难。破除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难度远高于破除二元经济体制。城乡不均衡虽然大多表现为经济上的差距，但其本质性原因是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构筑的城乡社会权利和机会结构的不平等问题。因此，破除和创新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不仅是改革初期的重要任务，也依然是现在尚未完成的城乡改革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扶贫开发一直是乡村发展和建设的重点，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国家在乡村建设上把精准脱贫上升到事关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建成的关键性工作。贫困问题是农村奔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但就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而言，解决这个短板问题是最基本要求，而不是全部要求。对整体乡村发展来说，按全面小康的总体设想，还要缩小城乡在一些基本权利和机会上的差距，尤其要弥补乡村在这些方面的不足，比如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覆盖不到以及质量差等问题。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农村建设在解决城乡不平衡和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上主要推进了如下工作：一是取消农业税费负担，扩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力度。二是从2003年开始，国家在农村地区构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救助制度，2009年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016年开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施一体化，结束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和发展。

　　在乡村建设上，国家已经从过去的个别政策的小调整，转向破除旧有的城乡不平等政策体制，构建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解决了一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城乡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现在离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以及落实上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家在乡村建设上取得显著的效果，也达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若干目标，但依然无法阻挡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脚步。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其中一些城乡体制弊端特别是社会体制弊端还存在，城乡结构性失衡依然严重，在农村生活和就业上还存在制度性和政策性歧视，对于农村青壮年来说，乡村的吸引力还不够，留不住他们，因此也造成后续乡村振兴最紧缺的是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参与。

　　四、主体性自觉与美好生活追求

　　要让更多的农村青壮年愿意留在乡村、投身乡村发展和建设，关键是要顺应他们不断成长的主体性自觉及满足由此带来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尽管“小康”价值引领对激发村民的行动有重要作用，但村民更关注个人切切实实的生活问题，这才是激发主体性自觉的现实基础。在不同时期，村民对生活的要求和期盼不同，当温饱解决好，就会憧憬过得好一点乃至富裕生活，这也是促使国家不断调整小康建设内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讨论乡村建设原动力时，要关注乡村建设能否调动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能否切实让其感觉到能实现这样的追求，过上比以前更好的生活。能否实现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应是衡量乡村建设能否真正促进乡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关键尺度，这也是十九大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定为新时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新农村建设时期，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依然比农村有更多的赚钱、发展机会。新农村建设重在乡村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改善村居环境、发展农村产业、建立农村全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并没有快速地增加农村赚钱和发展机会，同时也不能显著地改善农村的生活质量，因此，也不能改变城市和发达地区对广大农村青壮年甚至年轻老人的吸引力。新农村建设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缩小城乡和区域差异是其目的，但又不能在短时间内显著地缩小这些差异，所以，乡村建设就不能留住广大乡村建设所依靠的青壮年，由于没有青壮年，乡村建设步伐又迈不开，简言之，既难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又留不住乡村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和人力。

　　农村青壮年对乡村建设的主体性自觉，对乡村振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具体说，这种主体性自觉，是指他们意识到乡村建设的重要价值以及可能带来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机会并因此积极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现实是，多数农村青壮年还缺乏这样的自觉，相反，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外出务工经商更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更能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更能满足其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更能获得发展机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主体性自觉则体现在他们对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认知和期望上。

　　当然，乡村建设在激发主体性自觉上亦有成效，一种新的反向趋势正慢慢呈现：过去10年中，向乡村回流的农村外出者在出现和增多，尤其是年轻的回流者出现并增多。与此同时，一些城市青壮年开始向农村寻找发展空间，甚至寻找城市无法给予他们的生活价值，虽然其数量并不多，但预示着乡村的发展空间在逐渐打开，可以满足一些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可以说是乡村建设中获得的另一种主体性自觉的支持。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乡村价值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清晰认识和重视，开始了对乡村的自然、生态、传统文化等的追求。乡村建设不仅要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构筑社会保护体系以及就业和产业发展，还要努力让人们重新发现乡村价值以及让更多希望享受到乡村价值和生活的人能如愿以偿，这会促使乡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真正让人们感受到在参与乡村建设中实现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现实可能性。

　　结论与讨论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转折年，具有重要的历史节点性价值。不论是乡村建设还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形式。中国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是后起的和后发的，当发达国家在讨论后现代、信息社会的时候，中国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奋斗。过去4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小小瞬间，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完全可以用“千年未有”来形容，快速地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农村社会、传统社会、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现代社会和开放社会的转型过程。国家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来标示这个快速转型，而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建设扮演了重要的、无法回避的并且是难点、重点和短板的角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思彤/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