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特定地区民众的生活世界，且这种研究具有多学科性、建构性、反思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需要直面令区域研究者相当困惑的一个难题，即如何令区域研究知识上升为学科理论或一般性社会知识？这一难题，历来是区域研究者和不同社会学科争论不休的问题。区域研究者并不欣然接受涉及特定地区的情境化知识只停留在“例外论”、“地方性知识”、“特殊知识”的阶段，而是希望这种知识能上升到科学理论或一般性知识的高度。这既是区域研究者的学术追求，也涉及他们的学术尊严。这是因为，自现代科学产生以来，追求“客观法则”或“普遍性知识”似乎已成为科学家们的学术理想，而推崇“情境化知识”的区域研究似乎在知识等级结构中处于劣势或“低等地位”。这种学术等级状态自然有可批判之处，但学术“惯习”的延续，惟有令区域研究者把构建学科理论、产出普遍性知识作为自身的学术使命。正因如此，区域研究者往往希望实现两个方面的目标：其一是学科理论能够尊重区域研究者的知识贡献，并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共同发展；其二是尽可能推动情境化知识上升为一般化的学科知识或理论。

　　然而，区域研究者追求上述两个学术目标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事实上，迄今区域研究无法享受与学科理论同等的学术声誉这一学术等级状况不仅得以延续，甚至区域研究者推动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相互借鉴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如除了个别区域研究者在区域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命题或观点跻身于学科主流理论之外，整体上学科知识与理论仍然凌驾于区域研究之上。另如在中国，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相互借鉴的局面远未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两者之间是相互隔绝的。诚如复旦大学任晓教授所评价的：“中国的地区研究与社会科学基本上是互相脱离的。地区研究学者的学科意识相当淡薄，对相关学科的理论问题所知不多。与美国相较，中国社会科学没有强烈的寻找‘普遍规律’的思维方式和冲动。因而也就没有美国式的学科和地区研究之关系的激烈辩论”。这一论断一方面突出了培养“学科意识”和追求“普遍规律”相对于追求“情境化知识”、理解他者“生活世界”的优先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的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要形成相互借鉴与深度融合的局面仍任重道远。

　　区域研究与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与深度融合之所以必要，主要是因为“区域研究不仅为学科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素材，也可以为学科的修正和扩展提供洞见，使学科得以更好地在地方性情境下解决全球的问题”。而对学科理论而言，区域研究能为各学科理论的构建和修正提供丰富生动的具体案例，且可验证学科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一般性命题。而缺乏区域研究对各地区人群“生活世界”的真切和深入把握，则有可能导致学科理论无的放矢、脱离实际。事实上，社会科学本质上仍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而区域研究重在研究特定区域人群的“生活世界”，显而易见，两者之间需要相互滋养、彼此包容。

　　区域研究中的中层概念是指研究者通过观察和分析特定区域中人群在“生活世界”中的活动情况，能有效地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逻辑、互动模式等进行清晰、准确把握的学术概念，无论这种概念是通过何种研究方法获得。大体而言，区域研究中的中层概念最主要的使命有两个：其一是中层概念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特定区域人群真实的“生活世界”，并对其中人的所思、所想、所为与互动提供必要的“解释”或“理解”；其二是中层概念同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特殊性源自于所研究“区域”的独特性，无论这种独特性是原初的还是建构的；而普遍性是指中层概念可作适当的推广，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到其他区域的研究中，至少有助于其他区域研究者解释或理解类似的社会现象。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推进中层概念的创新。现有研究认为，区域研究中至少有三种创新或完善中层概念的路径或方式。第一种路径是研究者通过研究特定区域人群的生活世界所提炼出的学术概念，这主要得益于研究者在研究地区所作的长期跟踪研究。其中，人类学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包括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是提出这类中层概念的主要方式。在区域研究中，詹姆斯·斯科特在东南亚研究中阐述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格尔茨提出的“剧场国家（theatre state）”、安德森用来形容民族主义之建构性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等，均属于此类研究路径所提出的中层概念类型。这些中层概念，离不开人类学家在研究东南亚地区民众生活世界的过程中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异文化”具有的差异，以及基于该地区民众生活的独特性所开展的创造性智力活动，而这些概念具有的普遍价值为它们的推广和流行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可见，中层概念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双重价值是它们获得一般性知识地位的重要前提。

　　第二种提出或创新区域研究中中层概念的路径，是根据特定区域的独特经验改造或修正学科理论中已得到普遍认同的概念。有研究者指出，格尔茨在研究东南亚地区时提出的“浓描”概念、斯科特提出的“道德经济学”概念等，均属于人类学家根据所研究区域的特殊经验而对既有主流概念所作的修正或改造。在国际关系地区一体化的研究过程中，国际关系学者根据东盟独特发展经验而提出的地区合作“东盟模式”，同样是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做的补充和完善，以此来更好地解释东盟国家不追求强制度约束而尽量照顾东盟国家地区合作舒适度的特殊经验。大体而言，第一种中层概念的提出方式遵循从下而上、自内而外的创新路径，其基础是地区人群在生活世界中的鲜活实践，在学术逻辑上主要反映了归纳的思维方式；而第二种提出方式采取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创新路径，概念的提出方式是根据地区的具体经验对学科既有学术概念进行必要的调整或修正，更多地体现了演绎的思维逻辑。

　　第三种中层概念的创新路径，是对特定地区人群在生活世界中所使用的概念进行必要的学理化处理，或将特定地区的背景知识或行为模式打造为正式的学术术语。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属于这种类型。受到费孝通先生的启发，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国社会或文化时提出的“关系本位”、 “伦理本位”、 “儒家关系主义”等概念，均是经由第三种路径提出的。这些概念之所以能够提出，深层原因在于区域研究者或学科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非西方外的各区域具有自身独特的背景知识、行为逻辑或运作模式。与第一种中层概念的提出方式主要采取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方式和第二种路径主要采取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路径有所不同，第三种中层概念的提出方式同时具有前两种概念提出路径的成分，即需要研究者既有对差异的敏锐意识，同时还需要对学科知识或理论有娴熟的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这三种概念创新路径均属于理想类型，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它们之间的区别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尤其是第三种概念创新路径，由于同时糅合了第一种和第二种概念创新路径的部分成分，故由此路径提出的中层概念，有时较难与前两种路径提出的概念进行明确的区分。其二，由于目前西方学术界无论是在区域研究中还是在学科知识产出上均居于主导地位，故在区域研究中创新中层概念时，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需要参照西方社会或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概念来进行。在梳理了推进区域研究中中层概念创新的三种路径之后，下文将以中亚研究为例，简要分析中亚研究者在中层概念创新方面所处的基本状况。

　　中亚国家是开展区域研究的“天然试验场”。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独立于1991年，但此前并无独立开展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经验。中亚五国长期处于一个主权国家的框架内，由此导致它们在独立后在各方面仍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各国独立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制度和政策大同小异，各国独立后，由于采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有所差异，导致这些国家走上有诸多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国家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发展状况，为国内外学术界检验相关理论、提出新的学术命题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研究“试验田”。

　　尽管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中亚研究者在创新中亚研究的中层概念方面还是做出了一些努力。

　　其一，经由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方式创造的中层概念。这种概念，主要是基于对中亚地区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国家转型进程——及该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进行仔细观察后提出的概念，它们反映了研究者对中亚各国民众生活世界的敏锐体察。在分析中亚国家内政的过程中，研究者们提出了诸如“社会秩序”、“系谱学想象”、“颜色革命”等相关概念。而在研究中亚国家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研究者在批评“部族”、“地区”等物化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它们是民众通过各种“系谱学想象（genealogical imagination）”而构建起来的。“系谱学想象”这一中层概念突出了中亚民众在构建集体身份过程中的能动性，同样反映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对关系或关联（relatedness）的强调。而针对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有研究者基于地方经验提出了数个中层概念，如“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多角度外交政策（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等。其中，土库曼斯坦明确宣称奉行“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而其他中亚国家则或明确或隐含地承认奉行“多角度的外交政策”，即大国平衡外交政策。无论是“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还是“多角度外交政策”，是否能被称之为中层概念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或者需要中亚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澄清。

　　其二，通过改造主流学科理论而提出的中层概念。有西方学者在介绍或分析中亚国家政治体制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层概念。如“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半威权主义”（Semi-authoritarianism）、“混合型体制”（Hybrid Regimes）、“虚拟民主国家”（Virtual Democracy）和“世袭威权体制”（Patrimonial Authoritarian Regimes）等。这些概念的意思大同小异，其大意是中亚国家并未采取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权形式，各国所谓的“民主”只是徒有其表，实质上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威权甚至集权体制。也有学者对这种目的论式的“转型范式（transition paradigm）”有所不满，并尝试进行中层概念的创新。如克里斯特恩·比奇塞（Christine Bichsel）在研究外部援助力量介入费尔干纳盆地以缓解该地区的冲突潜力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冲突转型（conflict transformation）”这一中层概念，并认为域内外行为体的首要任务在于着力使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矛盾初现的社会关系转化为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而针对中亚国家乐意参与地区合作机制但排斥深度一体化的外交行为时，西方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层概念对此进行描述，如“虚拟地区主义（Virtual Regionalism）”、“保护性一体化（Protective Integration）”、“威权国家之间的合作（Authoritarian Cooperation）”、“再生产性地区一体化（Reproductive Integration）”，等等。

　　其三，基于中亚地区经验与学科理论对话而创造的中层概念。在中亚研究中，“主权民主”、“管理民主”、“危险话语”、“新大博弈”、“套娃霸权”、“套娃秩序”等中层概念的提出采用了这种中层概念创新路径。“主权民主”、“管理民主”是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由俄罗斯提出，中亚国家受此影响。“主权民主”认为，每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均应该遵循本国独特的国情和历史传承，此外还特别强调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实施和启动任何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前提。至于“可控民主”，则是俄罗斯学者在参照西方自由民主模式而对俄罗斯治理模式所作的理论提炼。另一个涉及中亚国家转型的中层话语是“危险话语”。这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在描述和分析中亚地区形势时所构建的一套话语体系，这些话语动辄认定中亚地区发展前景黯淡，从而留下了一种中亚地区危险重重而又充满异域风情的矛盾意象。而就中亚地区的外交政策或区域合作而言，经由第三种概念创新路径提出的中层概念较为丰富，如“新大博弈”、“套娃霸权”、“套娃秩序”等属于这种类型。“新大博弈”是与旧“大博弈”相对应的，而前者指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行为体在中亚地区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态势，后者则是指19世纪沙俄帝国与大英帝国在中亚与阿富汗地区为争夺势力范围或殖民地开展的零和博弈。所谓“套娃霸权”是指中亚地区多种类型的霸权像俄罗斯套娃一样重叠在一起，包括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作为地区霸权国的俄罗斯、具有次地区霸权抱负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一个作为“崛起中的全球与地区霸权”——中国，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在很大程度影响着中亚地区的形势发展。而套娃秩序则是指在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地区，域外行为体与本地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类似于套娃式的层层关联的秩序模式。具体是指：第一层套娃是俄美在全球层面的竞争和合作；第二层“套娃”是俄美在欧亚地区的互动，以及该地区内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分别与俄美两国形成的互动关系；第三层“套娃”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层面上所形成的关系模式。欧亚地区三个层次的套娃是相互影响的，美俄在第一层次的互动会传导和影响到第二、第三个层次，反之亦然。

　　在追求一般性知识仍构成社会科学研究核心目标的背景下，学科理论相较于区域研究仍处于更优先的知识等级上，因为区域研究往往被认为主要产生的是情境性知识。尽管学术界倡导加强学科理论与区域研究之间相互借鉴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整体而言，至少在中国，当务之急似乎仍是做出努力以提高区域研究的学理化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并重点考察了创新中层概念的理论路径。就本文的考察而言，在此尚有三点补充需要做进一步说明：

　　其一，就目前中亚研究中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中层概念而言，主要的概念提出者仍是来自西方的中亚研究者，另外也有源自于中亚国家甚至俄罗斯政策界提出的实践性概念或政治话语。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学术界均是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后才开展较为系统的中亚研究的，相比之下，西方学术界取得的进展值得肯定和借鉴。这也意味着中国中亚研究者在中层概念创新方面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达到学术界的自我期许。

　　其二，根据区域研究中中层概念创新的三种路径可知，区域研究中中层概念的创新，主要源自于研究者对所研究地区人群生活世界的深入观察与对学科理论的娴熟掌握，两者缺一不可。在目前中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相互隔绝的状态下，首先需要学术界在人才培养模式、成果刊发等方面做出努力。就人才培养而言，需要更好地设置融通区域研究和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主流学科基础知识的课程；而在成果刊发方面，则需要相关期刊对实现了两者结合的成果给予更多的发表机会，以激励年轻学子从事能有效融合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的研究，如此可为中亚研究培养更多的优秀后备人才。至于创新路径的选择，在当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在中亚地区开展深入和广泛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这一背景下，可优先考虑采用第二种或第三种中层概念创新路径，因为使用文本分析、理论演绎等质性研究方法同样可实现中层概念的创新。

　　其三，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出于提高区域研究的学理水平而呼吁学术界加强中层概念的创新，但我们并不提倡为了概念创新而进行概念创新。事实上，当前学术界盛行生造概念的现象，且这一现象已经冲击到了学术界严谨务实的学风。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确，“造词≠学术创新”。这是因为，概念创新的目标是为了推进对所研究区域民众生活世界的深入理解，同时也能超越学术界现有概念无法充分理解所研究的现象带来的困境。就此而言，中层概念虽然对推进区域研究的学理化水平不可或缺，但概念创新需要同时满足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等要求，其难度不容小觑。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