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反思国家间和平与战争等紧迫问题，国际关系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相较于对英国和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关于非西方国际关系学思想的起源及其演进的文献并不多，而且大多数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著作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研究起点的。至于欧洲和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学科制度化的信息，更是十分匮乏。有鉴于此，我们将尝试通过勾勒出非西方国际关系学中被忽视的一些方面，以增加国际关系学自身的普遍性。

　　一、国际关系实践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互动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实际上与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实践紧密同步。一直以来，由于国际关系学科与现实事件和外交政策有着很强的联系，这种同步本身不足为奇。但恰是这种同步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国际关系学科众所周知的欧洲中心主义结构特征是何时、如何以及为何形成的。但是，如果国际关系学科从非西方世界中发展起来，国际关系理论又将如何？以中国为例，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战争、外交和贸易都表现出与西方极为不同的实践和理解，今天所谓的“软实力”在其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强国、帝国和宗主国等西方概念均不适用于中国。

　　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关于西方历史和政治理论无法代表非西方世界的更多证据不断涌现。现代的、全球性国际关系始于19世纪，“国际”这一概念就此发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现代的国际关系思考也是如此。基于此，国际关系学科必须从过去两个世纪里国际关系实践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的关联中找到平衡。

　　我们将在国际关系的核心—外围结构及其瓦解框架下，通过五个阶段来追踪这种联系：19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815－1919）、两次世界大战之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19－1945）、冷战和去殖民化时期（1945－1989）、后冷战时期（1990－至今）、未来几十年。

　　二、国际关系的核心—外围结构

　　第一阶段：1815—1919年

　　在19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实践是建立在一个相对较小但非常强大的核心和一个大而相对弱的外围之间极度不平等关系基础上的。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是现代性革命的结果，它重新塑造了人类对物质和观念的看法。

　　在这一阶段，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水平远高于“1919年创始论”所包含的内容。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大部分基础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而这个“学科之前的学科”反映了国际关系现实的关注焦点，几乎完全以核心区列强的视角为出发点。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里，国际关系学的大多数研究路径已经成形。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战争研究、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等，在核心国家内部都已出现，这一时期可以看作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与殖民关系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分离感，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被视为“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殖民关系虽然与文化、种族以及发展的差异性密切相关，但却并不被视为“国际的”。在此期间，在外围地区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受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目标所驱动，并且主要通过积极寻求复兴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所阐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泛区域思想，尤其是在亚洲，另外，拉丁美洲在促进主权平等和不干涉方面也较为突出。

　　但是，即使在核心地区内，所有这些方面的制度化仍然很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的意识才开始浮现。

　　第二阶段：1919—1945年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核心地区造成了创伤，但核心与外围高度不平等的殖民结构基本上毫无变化地延续到战间时期。核心与外围地区间的巨大物质差距仍然存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仍然是“文明”国家的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制度。同时，随着现代性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差异体现在国家权力中，核心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日益被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强化：苏联的共产主义，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带有种族主义的超民族主义，以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　　

　　相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全球国际社会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物质方面，它改变了权力分配，几个大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实力被削弱，而美国和苏联则升级为“超级大国”。在观念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非法化，为去殖民地和主权平等观念的国际传播开辟了道路。通过将法西斯主义非法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关于现代性未来的意识形态竞争缩小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

　　边缘地区的国际关系学思想继续沿着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的主题发展，且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宗主国的方式受到关注。关于发展的思考成为拉丁美洲和中国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印度和日本，国际关系学出现了制度化的迹象。萨达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国际关系学印度理论”，但是外围国家的国际关系思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边缘地位，甚至被其忽视，譬如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后白种力量”（post-white power）思想。

　　第三阶段：1945—1989年

　　一直延续到1989年的冷战/去殖民化，在核心地区表现出物质和观念力量向两极聚集的特征。美国和苏联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它们之间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争塑造了世界现代性的演进。核武器的出现对这种对抗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1947年以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强国间战争的担忧，被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核战争威胁所延续且放大。全球核战争不仅可能毁灭文明，而且可能毁灭整个人类，因此，当对战争爆发的恐惧大于对战争失败的恐惧时，它所造成的安全困境急剧放大。

　　在这一阶段，核心地区的国际关系学科实质上经历了第二轮建设，学科的规模和制度化程度大幅提升，学科的主导性地位向美国转移。尽管在欧洲、日本、韩国和其他地方，国际关系学科也有了实质性的发展，但该学科制度化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巩固了美国和英国已经占据的主导地位。有更多的研究机构，大学学科带头人和学院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相关的教学也更多。　　

　　在外围地区，去殖民化将反殖民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转向经济不平等和发展不足（新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和以色列的运动中仍然存在。国际关系学在第三世界出现了一些制度化发展，但由于大多数地区资源匮乏，其发展往往受国家影响，而且理论发展的职业化激励不足。诸如毛泽东、纳赛尔和尼赫鲁等政治领袖继续在外围国家的国际关系思想中发挥重要作用，分别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泛阿拉伯主义和不结盟等思想。后殖民思想开始出现，并且排斥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明”和“普世主义”标准。更具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依附思想从拉丁美洲经验中被总结出来，并且预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在70年代诞生。

　　尽管西方国际关系学确实开始将外围地区纳入其关注范围，但这主要还是从核心国家的角度出发，从超级大国竞争和操纵的视角来看待第三世界及其相关事件。这种倾向也反映了美国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内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表现在学术人员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资金、期刊、学术协会以及该领域的核心理论辩论的控制上。美国国际关系学自然而然反映了美国的国际关系现实：美国对冷战、全球经济和第三世界意识形态结盟的关注和利益。

　　三、核心—外围结构的瓦解

　　第四阶段：1990年至今

　　直到进入后冷战和后去殖民化时期，核心与外围之间在国际关系学科和国际关系实践上的失衡状况才开始发生显著变化。20世纪90年代，这种失衡得到了短暂的延续，甚至加强。美国表面上的单极地位和全球化将西方的主导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推向了顶峰。冷战的终结缩小了第三世界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随着一些地区陷入混乱，而另一些地区开始攀登发展阶梯，第三世界失去了凝聚力。但这一“单极时刻”在多重压力下迅速崩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崛起，被扎卡里亚称作“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全球反恐战争则耗费了美国的资源和自由主义声誉。

　　此外，到21世纪初，核心与外围之间的财富和权力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这种差距是19世纪现代性革命引发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结果。

　　冷战的终结对核心地区的国际关系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终结了现实主义和安全研究的主导地位，迎来了属于自由主义的十年。现实主义受到诸多挑战，既包括单极化，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国家权威挑战者的兴起。自由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迎来了春天，涉及全球化和霸权稳定理论、人权和民主和平理论、自由秩序、民主区域的扩大以及备受争议的“民主国家协约”等理论。与“单极化”并非直接相关的是建构主义的兴起，它首先用观念、规范和身份来挑战主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间的理论争论，随后一些建构主义的理论分支与理性主义理论相融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得到广泛发展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制度化。美国依然在规模和制度方面保持着主导地位，但在理论发展和从学术协会到期刊的制度建设方面，已受到欧洲和亚洲的挑战。不仅如此，核心区内国际关系学的多样化，为外围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思想空间。国际研究协会的包容性和全球影响力，以及世界国际研究委员会的出现，使这一学科的制度化发展显著全球化。世界国际研究委员会是一个联合机构，成员包括来自核心和外围地区的国际关系学术协会。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多试图在新兴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中为自己开辟空间，而不是强调任何显著的区域差异。全球国际关系学似乎已经成为一股更强劲的趋势，它在融合核心和外围方面更加一体化，而在包容不同学派方面又显得更加松散。

　　第五阶段：展望未来

　　当前世界秩序的危机和变革已成为共识。资本主义似乎因为其不稳定及其所造成的极端不平等（现在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内部而非社会之间）而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为了观察过去两个世纪以及今后几十年全球国际社会的发展，我们采用一些学者提出的一种宽泛的时期划分方法。第一轮国际关系学建设之时，现代国际关系实践表现为带有强烈核心—外围特征的西方—殖民地式全球国际社会形式（从19世纪到1945年）。1945年后，殖民主义的终结使全球国际社会结构转变为西方—全球的形式（1945－2008年），核心—外围结构依然延续，但更为松散。2008年之后，西方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给深层多元化的全球国际社会，在这种新形态下，多个财富、权力和文化中心出现，核心—外围结构将会崩溃，而西方不再占据核心区域。自由主义失去了作为全球发展目的论的地位，让位于文化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多重现代性。深层多元主义可能表现出竞争性的或嵌入式的两种形式。竞争性形式意味着不同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中心将互相质疑其合法性，将彼此视为对手或敌人而采取行动，在影响范围上展开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共同命运问题所需的全球治理将出现不足。嵌入式方式意味着不同的中心将至少彼此包容，尊重和重视它们之间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它们将能够更和平地共存，在应对共同威胁的功能性基础展开合作。

　　这种核心与外围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促使我们思考国际关系学如何更加全球化，以便反映“他者的崛起”。自建立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已然拓展和深化，但这一趋势需要继续，以便适应全球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以及深度多元主义世界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及其西方非主流同行已经展现出重新定义和拓展国际关系学的兴趣和观点，并由此引发了诸如“非西方”或“后西方”国际关系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讨论。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之外的地方历史，以及从全球角度讲述的世界历史。从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思考国际关系，既需要纳入历史叙述之中，也需要纳入理论化过程之中。还需要考虑的是，一些过去的边缘地区依然存在对传统核心地区的历史怨恨，它继续阻碍着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也扭曲了国际关系学研究。国际关系学制度化的整合趋势需要得到拓展和加强。

　　结论

　　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化不仅已经扩展到核心区之外，而且正在建立真正的全球网络和结构。这些发展已经成功改变了早期国际关系学在外围和核心地区间的分离状况。虽然目前的发展离全球范围内机会均等这样的美好愿景还相去甚远，但中国、土耳其、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国际关系学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这些制度发展现在普遍受到欢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核心地区国际关系学界的支持。这些地区的制度发展已经融入全球制度之中，并且通常被看成是壮大这一学科的机会，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威胁。从制度层面而言，通往全球国际关系学之路虽然漫长，但看起来相对平稳。

　　国际关系理论的故事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国际关系学科制度的发展。外围区对核心区的理论化发展敞开了大门，同时核心区也为后殖民思想提供了一些空间。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这种状况并未达到一个较为完善的程度，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后殖民主义与其他批判理论一起，在核心区国际关系学中找到了一个边缘位置。这种边缘地位会招致抱怨，但它也是进步的标志，甚至以前被排斥的思想现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中国和其他地区将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理论纳入这一学科的努力受到普遍欢迎，但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这些发展是否已被视为威胁，或将来是否会被视为威胁，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国际关系学科制度所面临的类似问题更难回答。后殖民主义可能被主流国际关系学视为威胁，一方面是因为实证“科学”意义上具有的缺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拥护者所背负的政治包袱。但是，这并没有使其与其他批判理论明显区分开来，它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都主要发生在核心区内部。诚如笔者所述，后殖民主义的愤懑是一个对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规范性因素。不幸的是，与后殖民主义一样，这些批判理论大多充斥着晦涩且自我封闭的术语和措辞，难以令人理解。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当前朝着更加全球化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但道路漫长陡峭，而且常常崎岖不平。核心区国际关系学已经变得理论多样化，通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大门已相对开放。

　　当前所表现出来的世界现实是一个创新性融合的结果，一方面是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人类悠久历史的遗产；另一方面是现代性、相互依赖和全球化，这是19和20世纪西方统治的遗产。只有当国际关系学能够拓宽其历史视野，它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这种文化和现代性的迅速全球融合，并且加以理论化。对于打破对西方历史根深蒂固的迷恋，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因为国际关系一直是一门灵活变通的学科，能够迅速适应研究主题的改变所带来的变化。在几个不同时期里，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紧随国际关系事件和结构。随着狭隘的西方主导的全球国际社会特殊时代走向终结，国际关系学需要再次作出调整。国际关系学科已经随着两个不同的国际关系时代而改变，分别是延续至1945年的西方—殖民国际社会和大约存在于1945年至今的西方－全球国际社会。当前，一个深度多元化的全球国际社会正快速形成，西方世界将不再占据领导核心，而是具有后西方属性，这与国际关系学成立之初的状况截然不同。这个全球国际社会具有深度的多元主义特征，不同的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中心将出现，西方世界只是中心之一，或者可能是之二（如果美国和欧洲分道扬镳）。不仅是在通常所理解的“全球化”意义上，而且就正不断植根于人类的现代性而言，世界正在再一次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少数种族将不足拥有特权。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顺应这一潮流，继续致力于将核心和外围地区的思想融合起来，发展出一个单一的制度性、理论性、世界历史性框架。

   （作者单位：美利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