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学科的演化过程必须结合专业设置和教科书文本。当下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经历了从“国民经济计划”到“国民经济管理”再到“国民经济学”的自身演化过程。本文力图回溯中国国民经济学科的演化历史。　　

    一、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早期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科接受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国民经济计划系。系内设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政治经济学专业、统计专业等，并聘请苏联经济学家布列也夫举办面向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的研究生班，重点讲授国民经济计划学。

　　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翻译了大量当时苏联最新的计划经济论著与文献。其后，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其他高等院校也相继开设国民经济计划专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国民经济计划讲义》教材（6分册），该学科正式形成体系。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教员集体编撰了新的教科书《国民经济计划学》（上下册）。1983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李震中教授主编的《计划经济学》出版，被学界视为计划经济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由此，国民经济计划学也被改称为计划经济学。

　　1986年，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罗季荣教授出版了《宏观经济计划学》，在学科体系上突破了同类教科书以部门计划论述为主的编写方法，阐述了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进行宏观经济调节与控制的具体方法。该书在众多国民经济计划教科书中具有一定新意和影响力。　　

　　二、中国国民经济学的学科转型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目标模式的确立，加快了中国国民经济学科的转型发展，促使全国各个高校纷纷调整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方向。1998年，教育部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第一个二级学科，本科专业“国民经济管理”列为教育部本科招生专业目录的编外专业，全国高校中只有7所院校获准继续招生。后来该专业转为正式专业，招生高校增加到9所。同时，研究生专业名称更名为“国民经济学”。

　　1982年7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党校等共12所高等院校的共21位学者集体讨论编写《国民经济管理概论》，标志着国民经济学科由计划学派转向管理学派。1983年起，北京大学管理学院开设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招收首批国民经济管理本科生。1986年，辽宁大学在全国率先将“国民经济计划学”本科专业更名为“国民经济管理”，并对专业培养方案作出重大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进行改革。

　　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已成为国民经济管理部门和国民经济学科学术界的共同任务。但是，当时的高校存在着两种学科“二选一”的发展情景——管理学科或经济学科。还有一些南方高校把“国民经济学”与“投资经济学”合并，实则研究金融证券、投资理财等内容。可见，学科性质归属的不明确，乃学科发展不成熟的表象。

　　中国人民大学钟契夫教授为适应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需要，较早开始了投入产出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钟契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乌家培、张守一等研究者合作，编写了《投入产出分析》。他的主要学术代表作还包括主编《计划管理原理》、专著《资源配置方式研究：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探索》、主编《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等。这些著述为国民经济学科的方法论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与魏杰教授共同编写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一书，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设计了一套国民经济管理理论框架，较早提出了国民经济学科体系的设想，对后来的国民经济学科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辽宁大学张今声教授于1982年编写了全国第一本《国民经济计划方法》。随后他主编出版《国民经济管理原理》，1988年经过重新修改补充，又出版《国民经济管理概论》和《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程》，长期致力于国民经济学科建设，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出版著作《国民经济管理学》，着重分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的对策及其理论依据，构建比较独到的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

　　进入21世纪，辽宁大学张今声教授与中央财经大学侯荣华教授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其系列教材于2001年陆续问世。这套教材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主干课，逐步完善了学科理论体系，对国民经济学科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国民经济管理学兴起的同时，另有一些学者主张在突出经济学科属性的基础上发展学科建设。1986年，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出版《国民经济学》（上下册），成为新中国最早提出“国民经济学”概念的学者。书中着重阐明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经济杠杆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构建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学体系，对包括国民经济学科在内的中国经济学科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

　　2009年，笔者组织多所高校的教师编写《国民经济学》，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国民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容分成国民经济运行、国民经济管理两大命题和若干子命题。2010年，辽宁大学教授黄泰岩、林木西主持编写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国民经济学》，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将国民经济学科编排成若干部分。还有一些高校也陆续编写了类似的国民经济学科教科书。这些专业教科书的出版均对中国国民经济学科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国民经济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进入新时期。截至2019年，我国拥有“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点的科研院所超过30个，“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点的科研院所超过100个，“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点的高校有9所。依照国家最新的学科分类，“经济学”门类下设的“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中，“国民经济学”为二级学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四所高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国民经济学全国重点建设学科单位”。全国许多省份的教育主管部门也在所辖高校设立了“国民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　　

　　三、中国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流派

　　中国国民经济学科在研究对象的侧重点和理论体系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从学科发展的现状看，学术典型或流派已经显露，但严格标准下的学术范式尚未完全形成。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民经济学科的学术研究重点是国民经济计划理论与方法，学术风格是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的结合。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学的计划学派发展达到自创建以来的最高潮，但也遭遇挑战。

　　这个学派在长期教学科研中形成了若干要点。第一，坚持综合平衡方法和原理，形成了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的国民经济平衡方法论：在原则上确立了统筹兼顾，瞻前顾后，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留有余地，短线平衡优先，积极平衡为主等基本思想；在政策上确立了在财政收支、银行信贷收支、综合物资供求和外汇收支等单项平衡和局部平衡的基础之上，建立整体性、综合性、全局性平衡。第二，形成一整套计划编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教学内容按照国民经济循环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环节设置课程讲授框架，依照部门计划逐一介绍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原理及方法。其教学理论体系对应着国家计划管理的实际机构，因此教学实用性和针对性很强，培养出一大批满足计划经济时期需要的国民经济管理高级人才。第三，突出计划的制度属性。计划体制首先是一种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其次才是一种通用的管理国民经济手段。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取向改革，极大冲击了其核心论点。计划的制度属性被淡化乃至消除，变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国民经济的新型手段。这种新的认识对计划学派的固有观念造成了巨大挑战。

　　实践上，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政策的弊端逐步显现，如何在商品经济环境下发挥计划的作用提了出来。理论上，计划与市场的功能如何协调，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澄清二者各自在社会主义市场中的地位与关系。随着国家计划体制改革于1984年正式启动，国家经济管理日益转变为在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的宏观调控。在这样的背景下，计划学派日渐式微，被崛起的国民经济管理学派取代。但时至今日，计划学派的影响并没有完全退出。在信息技术时代，一种构建新计划经济的观点得以传播。这种新计划经济的观念基于对现实世界发展趋势的观察与猜测，具有经验性质，体现出计划学派的理论吸引力和影响力。此外，计划学派的一些观点和原理仍然在国民经济调控实践中发挥着指导作用。清华大学从2006年开始设立规划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规划理论，培养规划专门人才。因此，计划学派的一些观念、原理还在随后兴起的管理学派当中延续。

　　中国国民经济学科中的管理学派，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构建国民经济管理学科，在以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为首的一些高等院校形成了国民经济学科的管理学派。管理学派的理论出发点是把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活动视为最基础性和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克服市场调节的缺陷。

　　管理学派具有如下理论要点。第一，由于市场经济存在缺陷需要依靠政府干预。该学派认为，政府对待市场失灵问题的矫正主要是事后进行的，应充分利用市场主体所能接受的经济与法律手段。第二，强调管理目标与管理手段的相互协调，直接引入宏观经济学中的四大政策目标，主张要更多地借助短期工具干预国民经济活动。同时认为行政手段对保持国民经济良好运行很有必要。管理学派把计划看作各种管理手段的选项之一，但强调这些手段应具有有效性。第三，宏观经济学理论与管理学理论的结合。管理学派的理论体系依照国民经济管理过程而构建，内容按照管理的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环节逐一讨论，同时又将国民经济管理的任务分为近期、中期和长期，分别加以编排和分析，侧重在经济总量分析与总量调控。

　　管理学派的核心是承认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必须加以调节与控制，对国民经济运行本身的基本分析。但这同时造成了早期的国民经济管理理论对国民经济结构关注不够，常常与宏观经济政策学派区分不开。然而，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发展促使该学派开始重视国民经济结构分析以及结构优化和升级问题。于是，所有新版的国民经济管理教材几乎都编有关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容，这就使得国民经济管理学派逐步贴近中国现实，也与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渐行渐远。管理学派比较贴近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实践，在理论上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中国实践经验，迄今依然是高校国民经济学科的主流。但是学科边界的不明晰和研究内容的不聚焦，不利于该学派在经济学领域的长期发展。　

　　临近21世纪，如何处理国民经济计划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的关系成为争议焦点之一。当学科专业名称和性质等问题的意见僵持不下时，钱伯海教授提出采用“国民经济学”名称的建议，获得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受统计学出身的影响，钱伯海的学术研究偏重国民经济运行的定量分析，影响了我国部分高校国民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一些高校把“国民经济学”设置在统计学院或系。

　　核算学派重点倾向于国民经济核算和预测，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及核算方法来分析国民经济运行。这个学派在理论上直接承袭宏观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采用政府统计实践通行的一些方法（主要是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研究对象上主要分析国民经济运行特性和统计学意义上的趋势，并对宏观经济作出预测。该学派基于对国民经济运行统计特性的揭示，提出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基本上回归至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风格。这个学派在我国国民经济学科建设中属于狭义的国民经济学派。　

　　对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些学者扩大了国民经济的范畴。他们认为，国民经济是由经济—社会—自然构成的一个复合系统，国民经济学需要研究这一系统如何实现相互协调和适应的问题。这个认识把复合系统学派与其他学派区别开来。在复合系统学派看来，认识经济、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内在联系，进而构建一个“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是首要且极其重要的。这个学派主张采用系统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国民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运行机制，研究诸多管理职能的协调运用；用控制论观点研究完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它主张扩展学科体系，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战略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途径，实现合理适度的经济增长，综合评估经济结构的质、量、度、序以及总量平衡与经济手段的结合，将生态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相互融合的深入研究。自然科学揭示的自然界存在与发展的规律是国民经济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复合系统学派使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经济发展拓展到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一些高校把这些领域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设置了相关课程。要形成这样的知识内容和管理能力，不仅需要相关专业的学生接受横跨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训练，还需要授课教师涉猎广泛的知识内容，使培养的人才具有综合性、复合性、战略性。这与当下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可以说，复合系统学派是广义的国民经济学派。

　　然而，由于把学科的专业建设与人才的培养规格混在一起，广义的国民经济学派尚难以在我国一般高校中普及。大多数设置有国民经济学专业的高校，主要还是讲授其他学派的国民经济理论。　　

　　四、中国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命题与硬核　

　　中国国民经济学应该积极总结、吸收、归纳和概括出基于实践的理论认识，并上升为一般性理论概念和原理，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中国的国民经济学还远未形成科学范式。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学发展，需要将其置于更大的格局中思考。问题导向的学科建设在于回应时代的重大问题。国民经济学科应当牢牢把握住发展战略与规划、宏观经济调控两个宏大主题，不断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完善我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统筹思路和具体做法。

　　从中国国民经济学演化进程可以看到，国民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始终明晰，且有自身的理论硬核，都把如何解释和管理一国经济当作研究对象。对于目前已经统一于国民经济学名称之下的学科发展，应该继续沿着既有路径向前发展。国民经济学科的理论硬核的确存在，但却未能整合。今后的国民经济学科发展，需要在整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原理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原理之中不断探索，也需要重点挖掘和梳理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理论认识。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把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化商品生产对立统一的历史进程，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原理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引领，国民经济学理论原理或理论硬核的形成是能够期待的。

　　对于国外流行的其他各种经济学派，在构建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硬核时，应当坚决摒弃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即使对于凯恩斯主义理论也不能照搬照用，应当坚决扬弃老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政策。中国国民经济学科建设依然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献身其中，壮大学科建设队伍，加强学科理论和体系建设，真正打造彰显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赵明豪/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