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阅读徐怀中的作品，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徐怀中的作品并不多，但是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如20世纪50年代的《我们播种爱情》，80年代的《西线轶事》，以及最近的《牵风记》。然而，他的每一部重要作品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也深深地镌刻在文学史上，有的甚至领风气之先，开创了文学表现的新领域与新方法，达到了艺术审美的新境界。如果存在艺术的“辩证法”，那么徐怀中的“少”与“多”可以说是这种辩证法的一种表现。

　　徐怀中小说的艺术辩证法还有另一种表现，那就是“小”与“大”。纵观徐怀中的作品，他极少从正面描述时代生活的主流，而总是从时代的边缘、生活的角落以及小人物身上落笔，但是经由他的艺术创作，这些时代边缘的“小人物”反而受到了关注，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主流。

　　《我们播种爱情》是他极少的描述时代生活主流的作品，但这部作品描述的是边地——西藏地区，关注的重点是青年男女的爱情，这在当时都是较为边缘的“小”题材。如果我们将之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与文学语境中就会发现，这一作品诞生时正是“革命历史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占据文学界主流的时候，《红日》《红岩》《红旗谱》《三里湾》，这些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塑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从整体上关注新中国成立前后巨大的社会变革。但在这样的文学风气之中，徐怀中将笔墨和关注的重点放在少数民族地区、青年男女的情感上，在《我们播种爱情》中，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解放初期复杂的政治情势，汉藏两个民族相互理解的过程，以及农业站所带来的蓬勃朝气，作者着眼于“小”，却写出了时代气象之“大”，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作品。

　　《西线轶事》也是这样，面对“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徐怀中却选择了有线电话连这样一个边缘群体，小说的主人公更是边缘中的“边缘”——六名女电话兵。但就是这样一部关注边缘人物的小说，却引起了文学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开拓之作”，小说中对人性、人情之美的着重表现，是一种对战争的超越与反思，蕴含着深刻的历史与美学内容。在文学史上，有不少研究者将《西线轶事》与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进行对比研究。《西线轶事》之不同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主要在于其中隐含着传统中国美学的“抒情诗传统”，以及含蓄、留白等中国人特有的美学观念。“抒情诗传统”是与“史诗传统”相对的美学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主要是指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等一脉美学，徐怀中在《西线轶事》等小说中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发展，显示出了其独特的审美境界与追求。

　　如果我们将《我们播种爱情》与《西线轶事》分别作为“史诗传统”与“抒情诗传统”的继承者，就可以看出二者艺术追求的不同。《我们播种爱情》试图全面描述特定时代特定地点的一幅整体画面，以及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而《西线轶事》则只选取其中的几个点，加以勾勒渲染，突出其中最美妙、最让人留恋的因素。从“史诗传统”到“抒情诗传统”，徐怀中在写作历程中的这种转换，也更清晰地突显了他在美学意识上清醒的自觉与选择。

　　《牵风记》的写作过程，体现了徐怀中在创作中不断删繁就简，从生活向艺术转换的过程。早在1962年，徐怀中就曾着手写作长篇小说《牵风记》，写了近20万字，却不得不将书稿烧掉。而2018年发表、出版的《牵风记》，只有19万字，主角只有三个人物和一匹马，但却充盈饱满，元气充沛，营造了一种空灵、神秘而唯美的审美意境。在小说中，激烈的战争作为背景被虚化，突显出儒雅健谈的团长齐竞、聪明灵动的青年女学生汪可逾、骑兵通信员曹水儿三个鲜明的人物和一匹马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微妙复杂的相互关系。

　　在这里，同样存在一种艺术的辩证法，那就是“简”与“繁”的辩证法，徐怀中以简驭繁，以极简洁的笔墨写极复杂的历史，并将之转化为优美的艺术品，显示了其深厚的艺术造诣。设想一下，如果1962年的《牵风记》没有被烧掉，将会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应该会有史诗性的追求，通过对几个“小人物”生活与战斗的描写，从整体上映射中国革命的历程，同时也会通过对自然、风景与女性的细致描写，突显徐怀中写作风格中的“柔情美”与“抒情性”，但是在1962年日趋紧张的文化语境中，这部作品的艺术个性与风格也不会过于突出。

　　如果将现在的《牵风记》与《红日》《保卫延安》加以比较，或者说与我们设想中的1962年的《牵风记》加以比较，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简”与“繁”的艺术辩证法，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在《红日》《保卫延安》中贯穿始终，从一场战斗走向另一场战斗，最后走向全面胜利。但在《牵风记》中，战争却只淡化为一个背景。作为一个有独特艺术追求的作家，徐怀中不想让文学简单地“模仿”现实，于是他删减了战斗过程与战争生活的描写，不像《红日》《保卫延安》那样具体地描述一场场战斗，战斗间隙的生活，以及从失败最终走向胜利的战争过程，而只从中抽取了三个人物和一匹马，同时赋予其丰富的象征性，开辟了一种新的艺术空间，一种与“革命历史小说”不同的、浪漫唯美而又充满象征性的艺术世界。

　　如果说《西线轶事》是“抒情诗传统”的继承，那么《牵风记》则更近于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融合；如果说《西线轶事》是单纯优美的诗篇，那么《牵风记》则是饱经世事之后回望前尘往事的沧桑之诗。《牵风记》中包含着更多对历史、战争及人性的体验与反思，但也包含着更多对美的追求、向往与憧憬，小说中的人物和马更具象征性，小说中的美也更具纯粹性。

　　如果我们将之纳入徐怀中的创作历程中考察，就可以发现徐怀中小说中的“虚”与“实”也处于一种流变的过程之中。《我们播种爱情》最为写实，《牵风记》最为务虚，而《西线轶事》则处于两者之间，达到了一种较为巧妙的平衡。但无论写实还是务虚，都与作者的生活体验与审美观念相关，是艺术创作中处理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方法与技巧，可以说“虚”与“实”的辩证法是其文学创作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但就《牵风记》而言，如何以“实”写“虚”、由“实”入“虚”，却是这部小说成败最关键，也是最具难度之所在。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揭示这一艺术真理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者更多地强调“深入生活”，而忽视了将“生活”转化为“艺术”是一种更为艰苦细致的艺术劳动，在有的历史时期甚至出现了过于简单化、粗糙化的弊端，无法将生活的丰富复杂及其中蕴含的独特之美呈现在艺术作品中。但是徐怀中却在创作初期就避免了这样的倾向，而显示出一种更加注重艺术规律与艺术本体的特点。徐怀中也不同于1985年之后新潮小说的先锋、荒诞或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亲身参与者，他更加注重生活与现实，更加注重从生活中进行“艺术”提炼。所以，他才能在2018年发表、出版《牵风记》。

　　首先这是徐怀中对自我艺术理想的完成，相对于《我们播种爱情》《西线轶事》等作品，《牵风记》无疑是更能体现作者艺术理想的代表性作品。挺进大别山的经历在他心中埋藏已久，从1962年开始算起，他将之转化为艺术作品的想法也有50多年了，而在2018年最终完成的这部作品中，他将生活升华成了唯美的艺术。其次是对将“深入生活”简单化，而不尊重艺术规律的思想倾向的有力纠正，即“生活”与“深入生活”固然重要，但将生活转化为“艺术”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现实主义固然重要，但关注现实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都可以为我们所用，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再次是对新时期以来新潮、先锋、魔幻现实主义等文艺思潮的反思与超越，徐怀中虽然也接受了某些新潮观念的影响，但并没有随波逐流，他是在坚定的艺术观念基础上接受的，这部《牵风记》可以让人们在一个新的视野中重新思考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重建文学与世界的有机联系。

　　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牵风记》更加务虚，可以说是一种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融合，是徐怀中在生活与艺术关系的延长线上，较之《西线轶事》更远更艰难的一次探索。但即使如此，《牵风记》仍然有生活与历史的根基，有现实主义的底子，但却较之现实主义更加奇崛瑰丽，更加富有艺术光彩。在这里，虚实相生、相融、相交，恍兮惚兮，形成了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审美世界，这是来自生活，且又渗透了作家审美理想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艺术境界。

　　徐怀中深刻地领悟了艺术的辩证法，少与多、小与大、简与繁、虚与实，都是其艺术观念的组成部分，他有着坚定的艺术自信，所以才能如此淡定从容。唯其如此，他的艺术生命才能如此长久，才能在90岁高龄为我们奉献出《牵风记》。

　　（作者单位：《文艺报》社。《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