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灾害史研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肇兴，至今已有丰富的学术积累。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主要承灾体是农业生产，故农业灾害史在灾害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灾害史是以农业生产受灾、成灾，以及减灾、防灾为研究对象的灾害史分支方向，灾害史研究中与地方社会和民生经济相关的问题大多都会涉及农业生产。因此，综论灾害史研究进展就会发现，农业灾害史看似偏狭，实则广泛涉及灾害史研究的多个方面。

　　一、农业灾害史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一）多学科视野下的农业灾害史研究

　　在灾害史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考察农业灾害史的学术历程就会发现，虽然农业灾害在灾害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业灾害史研究并未因此进行专门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并转变为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灾害史研究往往选取长时段或一定区域内的灾害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或者选定典型灾害事件进行专门研究，这是过去几十年灾害史研究的常规做法。农业灾害虽有一定独特性质，但在灾害史研究早期并无独当一面的学科优势和学术队伍。因此，早期所谓农业灾害的历史研究仅限于灾害史主题下的涉农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灾害史研究中除了关于农业灾情和农民生活等必然的农业灾害景象研究以外，有关农业灾害和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以及农业生产技术关系的研究也相继进入灾害史研究议题范围。

　　灾害史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数理统计来揭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但由于技术方法的限制，历史灾害空间分布研究明显滞后于时间序列方面的研究，而且灾害区的划分也大多是对自然灾害区域分异特征的解释，并没有从自然灾害成因和机理方面揭示其空间特征。由此，历史灾害时空分布的规律性特征与农耕区变迁建立起对应关系，无论是讨论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灾害区与农耕区变动关系，还是描述小范围的灾害空间特征，莫不依赖农耕区划、作物布局、作物结构、水利建设、农村社会等因素解释其中存在的灾害发生频次特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农业属性，即传统社会的自然灾害以农业生产及其相关的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为主要侵害对象。

　　自然灾害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中主要关注乡村社会的灾荒救助、重大社会灾难事件，以及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灾荒因素三方面。在乡村社会救灾救荒事业研究中，水利社会与治水社会的研究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证研究成果，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开始关注科学技术变革对水利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推动作用。在重大社会灾难事件研究中，“丁戊奇荒”等灾荒案例研究已经由早期的灾情灾因等灾害史研究，转向关注重大灾害发生后基层社会组织的瓦解、失序到重建的灾荒社会史研究。对于自然灾害的深层次影响，唯有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灾害因素入手，才有可能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诸多内在特征。传统农耕生产在抗灾救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农村社会也奠定了地方安宁并成为国家稳定的基石。

　　灾荒对人民生活造成极大损害，不仅破坏农田和庄稼，造成农业减产，毁坏房屋建筑，甚至伤及人畜，也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灾害经济史的研究包括灾荒的形成发展过程、灾荒的救助和灾荒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在农业史研究整体推进的学术背景下，灾民生活史研究有望进一步促进多维视角下对传统农村社会复杂性的分析与解读。多学科视野下的农业灾害史研究构建了历史农业灾害研究的基本路径，体现了农业灾害史研究的独特性质，也形成了历史农业灾害区研究、历史灾害与农耕社会互动关系研究和灾民生活史研究等主要研究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历史农业灾害发展变化的特殊性和规律性问题。

　　（二）值得注意的灾害史研究新动向

　　农业灾害史研究目前基本依托灾害史研究群体而开展工作，灾荒资料整理、灾荒理念、研究方法、问题范式等方面大多遵从灾害史的学术规范，并作为其分支学科谋求进一步发展。因此，灾害史的学术动向直接影响到农业灾害史的发展道路。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未能建立一个能够全面记录历史时期世界各地自然灾害发生完整过程和灾情信息，亦即包括从天气、地质等自然变异现象到成灾过程，乃至对人类社会影响及响应的综合性灾害史料数据库，以便更全面地揭示灾害成因和环境后果，满足气候变化、灾害分异、灾害影响与适应、防灾减灾应用等多方面研究的资料需求。

　　越来越多的灾害史选题聚焦于清代和民国时期，唐宋及其以前的历史灾害问题研究所占比重日趋减少，这种情况既与灾害史料的利用有一定关系，也与史学研究者在观照现实的学术形势下优先选择近现代史中的灾荒问题有直接关联，农业灾害史研究中也应注意这一学术新动向。后灾荒时代的农业史问题也值得研究者关注。灾害事件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灾荒影响的终结，灾后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等的恢复也是重中之重。

　　中西方国家在历史时期都发生过很多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引发灾荒。但由于中西方的自然环境差异等原因，灾荒的发生频次、规模大小、危害程度，以及应灾响应等方面有所不同。首先，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被称为“饥荒的国度”，发生的灾荒频次是西方的数倍之多。其次，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损坏与冲击也不一样。最后，虽然中西方灾害的发生都持续不断，但是灾后农村社会秩序也有不同表现，灾民反应不尽相同。目前我国农业灾害史研究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且有一定研究基础。但农业灾害史研究的整体规划尚不成熟，学术问题太过分散，在灾害史学科发展中难以形成独具特色的农业史优势。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思考农业灾害史的独特性、特殊性，以及现实关联性，充分拓展灾害史研究的农史空间。

　　二、传统农业维度的灾害史研究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自然灾害影响到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甚至包括农业历史的全过程。经过对我国现存灾害史料考察，历史灾害书写形式主要有《五行志》、古农书、荒政书及灾荒策论四大体系，其中我们应特别注意古农书。

　　传统农业技术体系中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农业减灾技术内容，古农书中将农业减灾技术措施融入农耕生产技术之中，既突出了古农书专论农事的特点，也反映出农业减灾技术的依附性特点。古农书中的农业减灾措施分散于各农事作业章节之中，从而使得农业减灾技术措施之间缺乏农业减灾的协作关系。从减灾技术史角度考察，古农书中农业减灾技术措施显得零散而不系统，但是从农业减灾技术与农耕生产技术之间的依附关系看，自然灾害与减灾技术已经成为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传统农业必然触及自然灾害与减灾技术问题，基于传统农业维度的农业灾害史研究既可以探究农业减灾技术体系化发展中的内在缺陷，也可以研究自然灾害对传统农业生产的影响作用，以期由此推进减灾技术史的深入发展。

　　传统农业生产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天、地、人相互统一才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中的三才因素是一条灾害基准线，合乎三才则农作有成，违背三才则灾荒连年。传统农业根据多年的经验掌握了适宜的农时，不违农时需要因地制宜、因天气变化制宜、因作物制宜。农业生产中之所以不能失时，是因为农作物得时则顺畅，失时则病殃；不违农时的同时也要因地制宜；农业生产中人力是否尽用也是农业灾害的重要诱因之一。

　　经整理发现，古农书中的减灾技术要素是以农业生产的进行作为线索来记载，主要的减灾技术有整地耕作、作物播种、栽培管理和收获储藏四大类。传统农业维度的灾害史研究，旨在突出体现灾害史的农业技术特性，因此其关注点也集中于农事作业中的灾害要素及其减灾措施。其中，古农书中的灾害书写与三才理论中的灾害知识偏重于农业灾害的科学认识。

　　三、粮食安全维度的灾害史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为邦本的重农时代，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垦土壤，种植作物。基于粮食安全的灾害史研究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思考农业灾荒问题，借此推动农业灾害史与农业经济史的融合贯通，并针对以下问题有所突破。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为邦本的重农时代，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垦土壤，种植作物。1996年中国的耕地数量是19.51亿亩，但到2006年中国耕地面积已降至18.27亿亩。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党中央提出了坚守“18亿亩红线”不动摇的政策。假如“18亿亩红线”不保，加之农业灾害影响，粮食产量就会出现大幅度下降，影响到全国人民的正常生活。我国历朝历代都把粮食安全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很多，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影响粮食产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农业产量不断提升。但是由于人口的增长，粮食问题仍然是人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阿玛蒂亚·森认为，饥荒是因为灾民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中不存在足够的粮食。根据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理论”，饥荒的发生与政府行动息息相关，政府如果能够有效地救济和合理分配粮食，那么饥荒是可以避免的。从食物获取权理论来看，直接权利和贸易权利的失败导致粮食分配和控制不均，从而造成饥荒。他通过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等国家，以及非洲发生灾荒的实证研究，认为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

　　令人遗憾的是，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理论没有注意到中国灾荒的历史根源，即在传统农耕生产条件下的技术水平及其对灾荒发生的瓶颈作用，这一认识可以概括为中国灾害史的科技瓶颈。因此，利用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研究中国饥荒问题，首先应将其置于一定的科学技术背景下去考察，离开了灾荒发生的科技瓶颈而套用制度诱因的个案研究，不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灾荒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四、农业遗产维度的灾害史研究

　　我国作为农业古国，有着历史悠久、结构复杂的传统农业景观和农业耕作方式。通过对历史农业遗产的分析研究，能够从中了解农业社会与自然灾害的相互关系。我国历史上记录灾荒的文献起源早、数量多。在我国有文献记载的四千多年的历史之中，几乎无年不灾、无年不荒。早期的灾害记录多是发生在京师地区或者是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的灾害事件，见于正史《本纪》或《五行志》部分。两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报灾检灾制度，明清时期则发展得更加完善，灾害记载日益繁多，地方志中的灾害志也演变成为另一种系统记录灾害事件的文献。见载于史志文献的历史灾害记忆只是我国农业遗产的一个方面，农业灾害史研究还要从单一的灾害史记忆研究转向农业考古遗址、古农书、农业景观、农村聚落、农业民俗文化等多方面,逐步推进历史灾害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作为民俗学的灾害文化研究致力于从灾害记忆传承的角度探讨灾害记忆的形成构建过程，而作为灾害史的灾害文化研究则将灾害的神话与传说、禳灾仪式与信仰等作为灾害事件与防灾减灾手段等来考察。灾害文化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是可见的物质实体、文字记载或民间习俗，与之相伴而生的是祭祀仪式与礼仪，灾害文化也可以表现为无形的意识思想等，比如代代相传的民间传说、歌谣谚语，以及人们在与灾害对抗过程之中所形成的改造自然、战胜灾害的民族精神等。

　　从19世纪末开始，农业遗产研究就以古代农业典籍和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资料。我国有悠久的农业发展史，经历了原始农业、古代农业、近代和现代农业阶段，留下了丰富的农业历史遗产。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通史研究，主要成果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耕作制度史》《中国农田水利史》《中国犁文化》和《中国历代之荒政制度》等，但对历史灾害场景研究涉及较少。在科普展示方面，相对于具有历史灾害场景复原而言，农业减灾技术的科学展示具备丰富内容，在中国农业博物馆等均展示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历史灾害文献如汗牛充栋，难以计数，但是历史灾害场景的复原却是极其困难。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古代灾害文献在记载同一灾害事件时的侧重点不同。灾害记录要素一般包括灾害信息、灾情信息，以及灾害效应信息三个方面，在古代文献之中少有囊括全部要素的灾荒文献记录。

　　随着近年来农业遗产研究的日益兴盛，基于农业遗产维度的农业灾害史研究也有了新的切入点，即对农业灾害史中的重要事件进行历史记忆的专门研究，对代表性人物的灾害防治思想进行历史钩沉和文化史辨析，通过历史灾害博物馆建设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科学普及。在灾害史研究的诸多分支方向中，农业灾害史研究因为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而呈现出独特的学科属性，即兼有灾害史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农业生产的产业属性，这也是农业灾害史研究在理论、方法、资料和问题导向方面有别于一般灾害史研究的特殊之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思彤/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