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传播主体多样化的今天，社会叙事已从少数人主导，演变为多传播主体的网络叙事与主流叙事共生的状态。网络叙事以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和具体文本三个层次累加构成。这种机制规定了网络文本的生成、接受和扩散方式，也重构了传播主体之间以及与网络环境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从叙事学、传播学嫁接的视角切入，结合传播主体多样化的群体传播特点，考察网络叙事三层次所表现出来的生成机制；并分析具体文本与文本集合体之间的互文性与层累性机理，以及多传播主体的社会交往实践对网络叙事所发挥的诸多作用，以期对传播主体多样化环境下互联网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提供另一个视角的认识。

　　一、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与具体文本的有机构造

　　网络叙事作为一种信息传递，而非艺术呈现，通常并不着力于讲述详细的故事情节，而是以关系呈现或状态描述作为主要形式。这种叙事形态在构筑方式上有其独特之处：即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与具体文本三层次的动态组合构成了网络叙事有机体，彰显了叙事文本、社会现实和网络传播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

　　第一层，事件相关体，即一系列相关的社会事件及其情感经验、社会时空环境等，共同绑定成为网络叙事的背景、语境和相关事件。“事件相关体”与“本事”虽在概念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内涵却不尽相同，前者较后者更为广阔，也更为复杂。“事件相关体”与“本事”都强调社会事件和情感体验对于叙事的重要作用，但不同的是，前者不但没有局限于某一社会事件或某类情感体验本身，而且还关注社会时空环境对于网络叙事形态的直接建构作用。首先，“事件相关体”还包括一系列相似事件、具有相似影响或意义的其他事件、相关社会现象及其原因、相似或反向的情感体验等。其次，中国现阶段特有的社会时空环境是网络叙事的土壤，因此也是事件相关体的重要维度。

　　社会时空环境对于社会叙事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社会时空环境的改变，事件相关体的边界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充满变数并且不断被延伸。此外，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也已发生转型，不同阶层、群体、代际在信息接触、选择、认知和传播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导致了网络叙事文本的生成与阐释也更为复杂。网络叙事机制第一层“事件相关体”并不局限于社会事件和情感体验本身，还涉及社会时空环境。这三个方面共同促成了传统叙事形态所无法实现的文本生成和传播规模以及速度与效果的改变，也协同促使了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

　　第二层是事件相关体的多种媒介化再现及其延伸构成文本集合体。本文所述的“文本集合体”是指对特定事件相关体进行多种形式的媒介化再现，及其延伸所形成的众多叙事文本的集合，它是除去某一具体文本的所有文本的集合体。作为集合概念，“文本集合体”不同于文献学、校勘学中的“底本”，也与广义叙事学中的“底本”有所区别。虽然网络叙事的文本集合体也是多种文本的集合，但它既包括某一文本生成以前就已存在的多种文本，也包括生成时间在这一文本同时和之后出现的其他所有文本。值得注意的是，文本集合体不是文本数量的简单相加，而是多种文本的有机组合与整合。文本集合体的目的在于对事件相关体进行加工改造，以及是非判断和话语表达。

　　作为一种如“生活切片”的叙事样式，网络叙事趋向于文本能指的延伸以及所指意义的延伸与变异。文本集合体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持续性的建构过程，因此在时间上可能与事件相关体构成事前叙事、事后叙事或同步叙事。那些呈现在线上线下且与事件相关的跟帖评论、舆论等也属于文本集合体的内容。

　　第三层次，具体文本是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当前阅读、点赞、转发和评论的此文本。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对具体文本的阅读、点赞、转发和评论不仅推动了文本集合体的形成与扩大，也强化了网络叙事对于事件相关体的表达和传播效果。从内容生成的角度看，具体文本可能是原创，也可能源自接受主体对文本集合体的摘录、凝缩、扩展、补充或评论。因此，具体文本是否具有叙事性不能仅凭其表面结构作判断。具体文本在展现语言及话语魅力的同时，不仅丰富了叙事形式和文本主题，还扩散了传播主体的价值判断和网络叙事的社会意义。

　　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与具体文本的动态组合，揭示了叙事文本、社会现实和网络传播环境之间的关联机制。网络叙事的构造过程也就是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与具体文本三层次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

　　二、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与具体文本的互文性和动态层累

　　把网络叙事的构造分为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和具体文本三个层次是为了便于分析其生成机制，并不意味着这三个层次是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在网络叙事进程中，每个文本的生成、传播和再创造都可形成相互独立却又彼此联系着的诸多具体文本。众多独立的具体文本层层积累，并在网络叙事传播活动的作用下形成复杂的文本集合体，而文本集合体的再组合又是生成具体文本的重要源泉。总之，这三个层次相互交错，彼此补充，层层积累，共同构筑网络文本的叙事机制。

　　从文本关联性的视角看，具体文本和文本集合体反映并记录着整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它们不仅相互对话，也与整个时代环境形成了特定的互文性关系。文本集合体里包含着具体文本的传受主体已经读过甚至写过的文本，因此，具体文本的语词表达和叙事意义必然与文本集合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看，三个文本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的互文意识清晰可见，展现了传播主体对事件相关体乃至相似案件的判断和认知。从主题结构上看，三个文本共享相同的叙事主题，具有主题互文的意义关系。

　　由是观之，具体文本与具体文本之间、具体文本与文本集合体之间在表达形式和主题建构方面形成了彼此指涉、互为参照的互文链。在传播主体多样化的网络群体传播推动下，这种互文链广泛存在于各种网络文本之中，并因此形成了网络叙事进程中动态层累的互文意义。

　　三、文本意义的普遍多向共建：网络叙事传播的特质

　　网络叙事的文本意义首先源于作者的创作意图，虽然这种意图有时以较为隐晦的方式显现，但作者意图总是客观存在于文本之内的。同时，由于网络叙事的动态变化和实时记录的特点，读者对于文本的阅读、点赞、评论、转载、二次叙事等行为也会对文本意义的生成产生影响。网络叙事的文本意义在作者与读者双向建构的同时，也经历着文本集合体内部相互交流的意义共生过程，这就是网络叙事文本意义的普遍多向共建过程。

　　一方面，具体文本的主文本和副文本是网络叙事实现意义增值的主要元素。具体文本的主文本除了词语和句子外，还包括文本内部那些能够影响叙事效果的所有元素。“副文本”是由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最先提出的概念，指相对于小说正文本而言的那些存在于正文本周边、辅助正文本建构叙事意义的元素，如封面、标题（含副标题）、前言、序跋、推荐语、题词、目录、插图、版权信息、注释、附录、致谢、索引、书评等。虽然正文本和副文本的生成时间不一定同步，所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力也不尽相同，但都处在同一网络页面空间当中，共同参与具体文本的叙事意义建构。具体文本作为独立的“这一个”文本时，其正文本和副文本往往相互影响，副文本可能对正文本的叙事意义形成召唤、整合或摧毁效应。不管副文本是正面评论还是负面评论，当传播主体阅读、点赞、评论或转发之时，他们就已经参与了该事件的网络传播，推动着事件相关体的发展，同时促进新文本的生成。副文本对于网络舆论的走向，乃至社会事件的现实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一方面，具体文本、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的普遍多向建构是网络叙事文本意义传播的关键性推手。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既是在生成时间上与具体文本形成对比的文本，又包括与具体文本有着明确互文性关系和难以构成互文性关系的文本。不管文本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互文性关系，所有文本都可能通过网络链接建立起联系，实现叙事意义的普遍多向建构。从网络链接技术上看，网络叙事文本意义的普遍多向共构是通过关键词搜索、主题词关联、智能筛选、个性化推荐等网络链接方式实现的。网络叙事正是通过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起的普遍多向联系，使得具体文本的正文本和副文本，以及具体文本与同步文本、前后文本之间建立起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紧密和广泛的联系。

　　四、文本集合体、具体文本和群体传播共同架构阐释系统

　　文本阐释实质上是阐释者对具体文本意义的寻找、解释、阐发或重构并形成新的具体文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阐释者既是原具体文本的读者，也是新具体文本的作者。作为读者，阐释者与具体文本的话语意义进行交流；作为作者，阐释者又与其他读者进行对话。具体到网络叙事中，阐释者实际上包含了所有参与网络叙事的传受主体。在与文本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作为个体的阐释者需要充分理解阅读文本的话语意义，也需要在阐发、重构等叙事行为中表达出能被其他阐释者理解的话语意义。

　　在相同的媒介环境下，同一话语可以有不同的表达策略和表现方式，也可因不同的理解和认知框架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媒介环境决定着叙事的形式和意义，控制着叙事内容的传播方式、流向和分布，也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在前网络传播时代，普通个体阐释者因诸多原因难以成为个体认知社会化表达的话语主体。在以口语和文字为主要叙事方式的时代，社会叙事的话语主体主要是权力集团、社会名流和文化精英。在以报纸、书籍、广播和电视为主要叙事方式的大众传播时代，传播媒介的覆盖面、时效性和传播内容的灵活度大幅度提升，但社会叙事的话语主体是“具备与大众媒介特质相契合的表达能力的少数个体”，是书刊的“善写者”、广播的“善说者”和电视的“善演者”。大众传播媒介的把关机制控制着话语表达，只有符合大众传播媒介特性要求的话语才能进行表达和传播。

　　与以口语、文字和大众传播媒体为主要叙事方式和传播渠道不同，网络群体传播时代以极具个性化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综合形式为主要叙事方式。同时，传播渠道除了大众传播时代的传统媒体外，还有“网络原生媒体”、个人社交平台等多种叙事传播渠道。网络群体传播所构建的自由多样链接关系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时空限制和垄断地位，使得普通个体的主体性得以凸显，也使得网络叙事的话语生产方式、内涵和意义发生了巨大变革。值得注意的是，传受主体的个性化解读有时并不是单纯地对原文本进行肯定性或否定性的阐释，而是通过无限衍义、预设意义等方式建构起与其他传受主体的互动关系，并进而影响社会舆论。类似解构原文本意图、调侃社会现象、抒发阐释者内心情绪的段子或文本有很多，它们在社交网络平台快速传播，使得具有相似看法的传播主体在短时间内聚合成无形的群体。一方面，当个体意识获得其他个体的认同，并通过社交网络进一步传播时，个体叙事就获得了群体性支持。另一方面，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叙事关系既是叙事主体间的关系，又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网络叙事语境和媒介环境。此外，智能生成技术、算法推荐技术等也会对网络叙事的素材选择、内容生产、话语意义产生影响。依托智能生成技术、算法推荐技术等生成和传播的网络叙事，实际上是一种形塑新话语权威的中介。

　　综上所述，网络叙事的文本客体、传受主体和网络群体传播环境之间构成了相互阐释的意义系统。文本客体、传受主体和网络群体传播环境共同建构了网络叙事意义的多样化和差异化，也架构起了复杂的意义阐释系统。从结绳记事到网络叙事，科技不仅推动着人类的传播活动，也必然带来社会交往方式和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网络群体传播环境和网络叙事在为社会信息的生成、传播提供支撑和干预时，必然会给多样传受主体的社会交往和思维方式带来新变化。其一，通过网络叙事实践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交往关系，因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方式的丰富、交往关系的补充增强等，成为了既有社会交往形态的有效补充。其二，由于网络传播环境的日益复杂和网络叙事的多样易变，人类思维方式也面临着再度解构与重构的隐忧。网络叙事的活跃性和庞杂性，是全球发展的大环境和总趋势，也使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演进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网络叙事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使世界陷入诸多不可控制的风险中。多传播主体在这个环境下能否继续进行有效的社会交往，人类思维方式能否更为科学合理，由此引发的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等等，都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问题群中的重点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思彤/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