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包含的一个主要论题就是世界普遍交往理论。在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头，世界人民唯有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出路。

　　一、世界普遍交往理论的内在逻辑

　　交往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手段。随着科技进步，交往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与加深，“交往”从“民族性”扩展到“世界性”，出现了“时间消灭空间”的现象。大工业技术生产的商品需要寻求海外市场，而航海技术，在先进军事武器的支持下，使得开辟海外贸易市场的交往成为可能。在物质性交往的同时，民族之间的文化与精神交往也得以普遍开展。通过世界普遍交往的开展，各民族国家之间在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一个“共同体”。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世界普遍交往的价值逻辑呈现双重性：一方面，世界普遍交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世界文明进步之间保持了历史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世界普遍交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民族国家维护其文明现状之间出现了对抗性或矛盾性。

　　就历史同一性逻辑而言，世界普遍交往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总过程都变成世界性的，不断推进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广泛深入发展，使得各国、各民族之间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格局，强化各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与文化诸方面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依赖的局面，形成统一的全球市场。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进步性。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人类表现出不断探索的精神，人类智慧支撑起的科学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求的丰富性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满足；不同文明的碰撞创造着人类的精神财富；对时间、空间局限的突破改变着人类的存在方式。这些巨变都使人的主体性得到确认，人的价值也得到彰显，而这些都建立在生产与交往普遍发展的基础之上。

　　世界普遍交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民族国家维护其文明现状之间存在着对抗性或矛盾性，主要表现有三：其一，世界普遍交往摧毁民族国家的传统产业。其二，使得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都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同质化，逐步消灭了民族文化的区域性与民族性特征。其三，破坏原有社会结构，造成贫富分化加剧。

　　由此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由于交往的普遍开展与不断扩大，加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普遍交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为形成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条件；第二，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存在不公平、不正义、不道德等现象，需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去合理评价。

　　二、世界普遍交往的危机与挑战

　　现代以来，人类在生产力、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恶化、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人类正面临现代性的各种危机与挑战。

　　世界普遍交往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衡，最终导致环境与生态危机。随着资本主导的交往不断扩大和加深，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活动，这就必然寻求“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现代性“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于是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不断产生，更先进的机器设备被创造出来并被广泛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结果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魔力还体现在不断创造出新的刺激需求上。

　　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与“异化”，加剧阶级矛盾。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日起，它就孕育了资本主义本身没法克服的致命缺陷——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由于世界普遍交往的不断深入，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也随之不断“全球化”，即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培育或塑造出这样的阶级关系。而且，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求也在世界普遍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全球化。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

　　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造成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加剧，导致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正是由于世界普遍交往，促进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形成东方农业文明从属的地位，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试图将落后国家纳入西方现代性版图，对那些拒绝服从的民族国家采取野蛮的压制与侵略。在资本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体系中，内部分工和交往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就日益落后，最终沦为侵略和掠夺的对象，随之而来的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殖民体系。

　　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造成精神文化的同质化与殖民化后果。世界普遍交往要求各交往主体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广泛建立全面的联系。但是资本作为交往载体，逐步取得支配地位，成为世界普遍交往的根本力量。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为了开拓“世界市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运用种种方式去突破任何民族国家的制度与政策屏障，全面消灭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形成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同质化发展态势。在这里，精神与文化的生产，即所谓的“文化工业”，把文化价值观变成世界普遍交往的载体与工具。资本为了巩固其优势地位，通过文化工业消除了敌对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内部心理操纵的形式取代了外部高压专制的形式，使大众把受操纵的生活当作舒适的生活来接受。

　　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一个选择悖论：不接受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就不能吸收它的“文明成果”；而一旦纳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轨道，又难以克服其弊端。这是一个严峻考验，考验的关键点在于，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包括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能否既有效吸收其优秀成果，又能克服其弊端？

　　三、世界普遍交往范式的当代重建

　　在资本现代性的场域中，世界普遍交往范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正常的交往范式，包括商品交往、技术交往、文化交往等；另一类是非正常的交往范式，包括战争交往、核威胁与核讹诈、贸易制裁、技术封锁、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等。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基本按照市场规律开展经济交往，商品贸易是最主要的交往形式。期间也夹杂着侵略战争、征服殖民地、抢劫财富、贩卖奴隶等暴力交往形式。在垄断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是最常用的交往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交往方式发生很大改变，特别是“二战”后，战争等暴力交往范式普遍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与抵触，迫使资本逻辑改变交往途径与方式。战后欧美国家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下，获得普遍的增长，银行资本开始与产业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并不断壮大，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金融资本发展为最重要的世界交往力量，以资本输出为表征的经济交往成为世界主要交往方式。

　　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性从一开始就隐藏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世界普遍交往与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不断增长，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既有生产关系难以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为克服经济危机和走出世界普遍交往的困境，资本逻辑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当前，世界普遍交往方式的最新变化，当属所谓的“弹性生产”，这是在科技进步驱动下资本全球霸权主导的资本交往新范式。所谓“弹性生产”，是指在科技进步支撑下，资本家通过跨国公司“灵活地”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生产地点，形成新的全球分工体系，“灵活地”榨取别国工人阶级的最大剩余价值，获得了更大的“弹性空间”。那么，“弹性生产”究竟能否引领当前的世界普遍交往走出现代性困境呢？一方面，“弹性生产”增强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模糊了资本的霸权色彩，使跨国资本获得了空前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另一方面，“弹性生产”使得以往本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全球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极大地加剧了国家（地区）之间、行业群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总之，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范式创新并不能引领人类走出当前世界普遍交往困境。面对现代性危机与全球治理难题，迫切需要探索不同文明之间和谐有序交往的新准则与新路向，构建世界普遍交往的新范式。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化解全球危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四、引领世界普遍交往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并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个世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内涵的系统思考，构成一个“五位一体”的“共同体”系统。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尊崇自然、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马克思是从“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高理想社会角度来界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认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其一，自然界对人类具有“先在性”。其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三，人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其四，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个生态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经济共同体。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世界普遍交往的不断深入，世界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自由贸易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各国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都应该大力降低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关税与技术壁垒，积极参与全球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同时，各国的股票、外汇、基金、期货等金融产品也越来越连为一体。在这种交往过程中，需要各交往主体“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全球新型文明观，倡导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一个新型的“文明共同体”，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其一，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主张文明之间“和而不同”，“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其二，主张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主张“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其三，主张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流行传染病等全球性威胁相互叠加，对人类的安全、平安、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种种威胁前面，人类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各国的安全已经形成一个“共同体”。当前高度发达的全球化与信息化，使得安全问题具有联动性、跨国性与综合性，仅靠一两个国家难以应对，因此必须依靠全部国家和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倡导建立平等交往、和平共处的国际交往范式，反对恐怖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以邻为壑等等损人利己的片面安全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责任共同体。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也关心全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关心全人类的健康与福祉，具体包括三层含义：首先，努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是前提和基础；其次，遵守国际规则，信守国际承诺，这是核心内容；再次，与各国携手合作，积极开展全球治理，克服全球危机。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上积极开展合作，铲除信任危机、发展危机和治理危机，以协商谈判的方式共同承担责任，并且与沿线国家签署了各类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危害国家社会和平安全的行径，为推动构建责任共同体作出了积极努力，促进了各国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堪称21世纪世界普遍交往的经典范式。

　　以上五个方面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系统思考，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性。生态共同体是整个共同体系统的基础与前提，经济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和主要内容，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责任共同体要求人类具有共同的担当精神，文明共同体是共同体系统的理想目标。

　　结语

　　世界人民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共同进步，把人类凝聚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作为超越资本逻辑的交往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予世界普遍交往以全新内涵，实现了人类交往范式的革命性变革，为破解当前世界普遍交往困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与方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独辟蹊径地找到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对立、对抗格局的新路径，从理论上为通向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最高理想、兑现“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承诺提供了中国方案，既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为各国人民当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者提供了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禹瑞丽/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