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场由胡适引发的“问题与主义”的讼争和困惑，以及更根本的关于“社会主义”基础的讼争和困惑，部分地源自一个事实：用真理的效用标准来替代实践标准。而“效用”一词所指乃是以与一个进行评价的主体关联为前提的。胡适用一句话对此作了说明：马克思谈的社会主义和你谈的或我谈的社会主义不同，然而大家“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无独有偶，当代新实用主义哲学用“偶然”这样的词汇描述“主义社会”。如果遵循实用主义进行哲学探究，就不可能达到一种学术上的诚实体系的要求，而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它难以回避规范体系相互竞争时的效用冲突。因此，胡适在规避策略上只能强调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区隔：即把问题表达清楚就行，遑论体系。或者说，研究问题胜过谈论主义，并应当用问题取代主义。

　　问题是：真理是在一种“效用”或合理标准中奠定基础的吗？当然不是。李大钊说，谁如此看待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谁就无力洞察马克思那里问题与主义的紧密联系，谁就放弃了先于“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凝结成为“共同趋向的理想”。所以成问题的不是真理之评判本身，而是它之实行的本质基础。用李大钊的主张来说，“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这样，李大钊就在当代中国问题中的终极起源，与某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固有的思想类型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学术上的联系。同时又因这里述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或原则问题，它在理论上虽然揭明了一种有关问题与主义的清楚易解的联系，但在实践上却还困难重重。现在面临的障碍，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应该看作克服解放思想的障碍，而且应该作为目标来争取。正如中华民族要求摆脱外来的精神枷锁一样，也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哲学与世界观的统一。但我们的现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被视为把哲学的各个环节加以总括的世界观形式存在。它作为一种体系和方法都缺乏严格的学术批判。标准问题的复杂性尚未被把握。如今的一些中国学者还依赖于某种传播的或流俗的观点来表达解放的思想实质。但是，实际上，社会现实的发展已经提出应当以一种高度学术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准加以衡量，应当从根本层面上表明一切形而上学体系的崩塌，如此等等。其根本的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历史进程的深刻把握。

　　当代学者未曾像19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在自己的思想中深刻感受一种社会进化论的引导。回溯到19世纪20—30年代，这一点总是真实的，如果它还能开启带着一种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的道路的话。换言之，一旦一个民族不再依神话想象生活，或有了历史可靠性的需要，进化而非循环说便开始在这一民族的哲学当中萌生。多数中国人所了解的各门近代学问正是通过严复译解的进化论完成的。而除了像钱智修那样的个别学者将马克思哲学视为机械论，因而得出社会主义将导致进化的“终结”或“衰退”的评判以外，关于思想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寻求上，处于当时环境中的知识分子的着眼点是进化论。我们一般认为，在中国首先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与“社会进化论”相关。或许，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会认识到，社会主义及它的哲学根据跟社会进化论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并且，它更不可能为忠实于它的教义阐释者提供一种生物进化论推导而来的东西。若然，审慎的阐释应明了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和归于被我们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本质差异，方是正当的。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迫切需要，绝不是早已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哲学理论形态就可以满足的，也不是具有无可辩驳的学术和学理形式就可以满足的。从这个方面了解，这一广泛的和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体系，其实都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相反地，即便在貌似有体系建构的场合，我们看到的都是缺乏体系的思想。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有很多困难。首先就是一些否定工作。在事情的开端，要想从空虚的东西过渡到充实的东西，就必须摆脱与非历史性的东西相联系的一系列观念。无疑，构建这样的学术体系绝不是构建某种非历史的、严格工序的东西。毋宁说，它是被发现或者被选择的。若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获得了规定，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一种既有选择又在统一觉悟中，通过它自身才历史地完成重新占有的特定哲学。

　　我们发现，重新考虑建构一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是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立足于人类解放。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建构的意义，并不是那种归因意义上总是具有应手的证据来保证正确性的证明，原因在于它的意义会在活生生的生活实践里不断涌现出来。对于事实的追问、对学术性的掌握，可以很好地涵养这样一种学术勇气：如果我们考虑马克思与资本主义文教系统的斗争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在哲学场域中的勇气。在这个确信下，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这种学术勇气将重新获得力量，这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体制的彻底变革，更加本源地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

　　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理解为存在的基本结构规定的根据以及体系必然性问题，即在一种实践存在论的关联中给出最终解释。当我们都相信有一个体系意义上的、应当对一切都有效的必然存在的时候，我们才说它提供给世界包括人类解放一个肯定的解释。

　　体系性认识着重强调两种相对而又互补的观察：一方面，学术化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则。若非学术因素混淆甚至替代在学术问题上严格的处理方式，中国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因此沉沦。相反，历经各种动荡，那些最深刻、最基本的，并能够融合民族意志的学术理想终究会被受众接受。所以，出于学术理想，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源自马克思的判断学说在哲学与各个学科关系上的体系评判原则进行考察。首先，马克思对于欧洲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将思想奠基于数学和物理学而将事物的基本运动把握为机械运动的方式进行批判。他认为，哲学不是数学科学，也不和数学争着去建构先验形式。即便数学看起来有它的达到确定性感觉的优点，但“在生动的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方面”，数学的建构绝不可能优胜于哲学的表现。从数学或机械方面来理解物质运动，与哲学基于“生动的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有原则不同。马克思说，“这是哲学思想的第一声喊叫。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体系的哲学本质并非固有的抽象性，而是开放性。其次，在学科相互纠缠的关系中隐藏着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其实践智慧。马克思概括说，“哲学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做物理学、数学、医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在自己领域内所没有做的事情。”于是，应当避免把哲学过度地应用到所有专业领域的做法。同样，一旦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为其体系阐释定向提供自身对象区域、为其确定明确的展现规模，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承认各个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承载着时代精神。在“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思想中我们注意到，它还远远不及构成体系。显然，哲学不是唯一的理论，马克思作为哲学家也不代表普遍理性讲话。马克思并不认为每一个并不蔑视科学和理性的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理性，且是否与事物本性一致，完全是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学术化和体系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称学术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不是从技术问题着眼，比如某种类似注解或科研的真实性出发，因为我们的意图只是通过马克思哲学找到对时代精神的最高表达。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们绝不能像对待其他哲学体系那样，按照固定的几个命题去系统地分析它。在对马克思哲学的更高的观察方式中，所谓体系的构想、统一的框架既不是“理性狡黠”，也非“智识机巧”，而是一种活的基础。它所指明的是，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以活动（或者实践）为根据。如果学术仅仅单纯地只有机巧的一面，那它就会自己取消自己。可以说，学术是时代精神的强心剂。在这种意义上，学术能挣脱形而上学体系的羁绊而胜利走出，才是真理的最高凯旋。

　　比之黑格尔对体系的态度，马克思的态度是一种原则上不同的态度。黑格尔以完全肯定的态度对待体系，但“体系”在这里明确地被理解为绝对知识的要求。如果可以言说一个体系，黑格尔体系只体现在形而上学围栏里（理念不随时间推移），而没有体现在时代精神的强化上。马克思对黑格尔体系批判是终局性的。以此方式，一种科学世界观的体系要求首先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针对否弃“体系”，它是语带机锋的。马克思哲学是在对社会实体解剖中实现突破的。只要认识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已被给予，哲学就照亮了历史。我们拥有一种比任何哲学的启迪更坚实的启迪，这就是说经济“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然被承认为“不可超越的哲学”。但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产生影响以来，涌现出来的就不是唯一的一个体系，而是一些不同的体系（其背后有各种渊源、脉络不同的本体论基础）。这在本质上容易引致低估马克思为改变近代体系哲学所做工作的难度。如今，面对纷然杂陈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整顿各种体系的任务。但看起来，是追随历史进程直面现实问题展开必然性体系，还是去克服这个必然性体系，都不是一件易事。在事实—历史的意义上，马克思的体系形成的方向与要求并不在于铁板一块地消灭一切对立和把它们最完备地统一起来的学术处理方式，而在于这体系以及由该体系所规定的可支持性又造成偏斜之思，即形成一种人类自由解放的体系可能性的思考。从作为现实的个人出发，整个宇宙世界最完备的秩序看起来是混乱和系统归属于一体。这并不是说没有必然性，而是指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因这种不完善而缺乏秩序、划分、规则和一切被人称之为存在的基础的东西。对于马克思来说，正确的结论只能是：“在衡量事物的存在时，我们应当用内在观念的本质的尺度，而不能让片面和庸俗的经验使我们陷入迷误之中，否则任何经验、任何判断都没有意义了：所有母牛都是黑的。”

　　应当在哲学建构的原则立场上提出当今的重大问题，去解蔽世界根据与世界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实践存在论奠基来为历史科学确立本质。马克思不把存在根据理解为原因，而是理解为现实的人立足其上的基础。在许多文本中就有马克思所谓的“天国”和“人间的存在”或“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和“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的历史对比。在那里，更清楚地说过：世界是从现实东西和观念东西之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化中产生出来的。所谓世界体系只是由于现实的人而产生的。与古典德国哲学家更关心事物何以能被理性的观念建构出来不同，马克思更关心的是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这样一种视野，它无疑只在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体系中才真正适用。按马克思的观点，旧唯物主义体系也被视为以“抽象物质”实体为存在根据的体系。但这个体系的原则视野错谬在于，单纯从肯定性的物质出发而挤对否定性的物质。在我们这个现今世界社会形式中，“理智之物”是使得我们可以确定地将某种物质表象为某种形式的根据，如果没有“理智的无所顾忌的”发展，我们对任何物质的哪怕一刹那的表象也是不可能的。人渴求和自然都服从同样规律，就像渴求上帝的“自然”一样。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我们来说，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体系进行这样非同一般的祛魅，目的也在于通过它来理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似自然系统的统一性。这种系统的统一性的根据在于被截断了的实践基础上人和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注意到，唯物主义是如何到处都与“真实”需要、生命之光对立起来，并在这一意义上远离现实的苦难、欲求和探索的人类生活。

　　我们断言，马克思在明确了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化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所建立起来的抽象逻辑体系化的胁迫后不再写下去了，这很令人遗憾，因为如此之多的讨论都涉及关于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在历史关联部分。然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的原则贡献在于：只有当人类解放以社会主义的原理而不再是以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方式进行，不仅那些唯物主义高举的理念而且唯物主义反对的理念都瞄准一个社会虚假体系总体时，新时代才开始了。当今，用马克思的眼光观察实践提供了如此有利的一个视点，以至于每一特定的观察都转换为对社会主义原理的陈述，都变成“哲学的”。也就是说，实践在此会转化为渐进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建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原题《在学术和体系建构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