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类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启动的初始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围绕动力提升展开，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主要围绕信息加工展开，第四次工业革命被描述为智能革命，其重点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和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处理的更多是人类社会内部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关系问题。智能革命作为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深刻影响。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及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国家作为治理的整体性单元，促使政府、经济、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和对话等制度性形式，实现公共目标和推进公共利益的整体性活动。国家治理体系至少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创新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是系统性，即这些构成要素要完备。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对各种治理资源经过特定机制的合成和转化所产生的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是对实际治理问题的解决。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是基于国家治理的实际过程和绩效对国家治理能力进行准确评价。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应该是一种平衡型国家。平衡型国家的要义是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之间会存在一种相对的不平衡。因此，平衡型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更高层次的目标。这里的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或过程中的平衡，即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主要包括如下三点：第一，系统间平衡。当一个国家的秩序系统过强时，可能会对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形成抑制。同样，对社会的过度赋权，可能会导致秩序系统受到更大挑战。创新系统同样需要秩序系统和赋权系统的支撑。第二，强度平衡。一个理想的现代化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不应过强或过弱，而应该适度。第三，情境平衡。国家治理能力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会明显不同。例如，在应对危机时，基于强国家能力的动员型治理会更加有效，但是动员型体制在常态下会体现出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国家治理能力需要在非常态和常态的不同情境下形成动态平衡。

　　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力与挑战

　　大数据技术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就目前而言，大数据的充分运用正在贯穿从个体到政府的各个维度，可以将更多的治理主体整合到整体性的社会治理之中。整体来看，人工智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性意义。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智能革命推动的生产力革命，可能会有效解决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资源紧缺问题。国家治理中秩序系统面临的挑战，主要以激烈冲突或暴力的方式加以呈现，而绝大多数暴力活动都是围绕着资源分配展开的。赋权系统则更加依赖于资源的分配。无论是对公民个体所需的公共物品的满足，还是对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都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创新系统主要涉及经济单元或社会单元基于个性化和多样性的社会需求而进行的创新性活动，这同样要依赖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解决社会赋权之后的共识达成难题。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一个经典难题是，当社会被充分赋权之后，很可能会对秩序系统形成较大压力。这其中最为困难的是如何将个体的意见加总并在集体层面形成共识。对此，人工智能可以为解决共识达成的效率难题提供助益。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算法直接加总和集聚人们的意愿，还可以作为一种协调方案帮助人们更容易达成共识。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信息连接和跨界融合，既扩大了参与主体又可以广泛收集民意。简言之，人工智能在实际中的应用本身就在运用人类共识。

　　人工智能作为辅助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社会交互需求的过载难题。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需要及时回应社会的需求。这种回应能力也成为民众评价政府的重要标准之一。人工智能的应用，为极大提升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的能力提供了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智能体可以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重要辅助工具，与民众进行充分、友好的协商和沟通。因此，基于人工智能，交互难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而公民的个性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满足。

　　可见，人工智能至少在资源丰富、共识达成、充分回应这三方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重要的支撑。然而，人工智能却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又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可能蕴含更大程度的安全风险，而安全风险会对秩序系统构成重要的潜在威胁。为了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国家治理的整体协调和运营都逐渐交给算法控制的信息中心，而一旦这些信息中心遭受攻击或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问题，那么国家和社会所承受的损害就会非常大。因此，信息设施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而如何防止针对信息设施的恐怖主义活动可能成为未来国家安全的重大难题。

　　智能设备的泛在化可能会对公民隐私构成威胁，从而对赋权系统形成潜在压力。在利用人工智能实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总是存在便利性与缺陷性的矛盾。社会越智能化，公民的隐私可能会越少。目前的智能家居设备在家庭中大量出现。大量的私人信息会被采集到相关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上，随时都可能面临被滥用和商品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的集聚效应会使得公平难题更加显著，从而使得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面临压力。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生产力的革命，但人工智能巨大的集聚效应有可能会导致财富向少数群体集中，这就需要国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国家要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使得整个社会在智能革命中整体获益。如果大量的社会群体在智能革命中利益受到损害，那么这些群体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反抗智能革命，最终会影响智能革命的进程。

　　区块链技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所谓区块链，是指以区块为单位储存信息，将区块首尾相连而形成的信息链。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个共享的数据库，存储于其中的数据或信息，具有“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开透明”“集体维护”等特征。

　　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有助于解决安全难题，利于在智能社会中构建更加完整的秩序系统。分布式账本技术的理念是“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由于信息分布地存储于不同的数据库中，一旦某一数据库信息遭受攻击或篡改，其他的信息库数据则可以作为备份。因此，分布式账本技术最重要的内涵是其可以保障“账本”的信息准确以及免于攻击。

　　区块链可以通过加密技术对赋权系统形成重要支撑，从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空间。隐私保障了个体独立做出选择的权利，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账本分散存储在多个行为体中，因此相互对账便成为客观需要。相互对账就是通过广播把交易的信息告知所有的信息持有人。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记账信息在广播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隐私泄露。加密技术则可以在广播过程中对传递的信息进行加密。

　　区块链的点对点传输技术，有助于形成新的分配机制，将价值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直接分配给劳动者，从而蕴含了更多向社会赋权并更有效率地解决公平问题的潜能。点对点传输意味着可以在任意两点之间直接进行信息交互。区块链所建立的价值互联网可以将人类社会的不同需求与产品在新型互联网中直接对接，同时通过智能合约的方式来保障合约的执行与对违约的惩罚。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区块链技术可以在保证秩序系统稳定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公正的方式激发社会的创新需求。在经历了现代化的资源集聚之后，公平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更加显著的问题。马克思提出通过革命方式消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消除社会不平等，并根本性地解决公平问题。而新型互联网则为劳动者和需求者之间直接建立联系提供了条件，从而避免了超额价值为中间商获得的情形。

　　上述关于区块链技术对安全、隐私和公平三大难题的解决，更多是基于学理上的讨论。基于理念的差异，区块链可分为公有链、私有链和联盟链三种形式，而在具体实践中，目前主要是在主权区块链和私权区块链的不同方向上展开竞争。

　　公有链的理念是去中心化，优势在于通过算法和技术保证信任和公平，缺点是低效。私有链是基于中心化思路形成的区块链。私有链达成共识的成本较低、使用便捷，但往往会导致垄断与不公平现象。联盟链介于公有链和私有链之间，核心理念是多中心，强调效率与秩序的并存。

　　主权区块链是主权国家主导的、带有多中心特征的、以加密技术和分布式账本为内核、以联盟链为主要形态的区块链类型。主权区块链可以看成国家运用新技术强化国家能力的一种表现。主权区块链的运用有助于在智能社会中构建更加良好的秩序社会，但也可能对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形成一定的限制。因此，需要在主权区块链的基础之上，充分发展以社会为中心的其他类型的区块链，从而形成扁平化和网络化的“多中心社会结构”。

　　主权区块链在应对安全和公正这两个难题上更有效，但也可能加剧个人隐私保护的难题。私权区块链更容易实现隐私保护，然而其在公平问题上又会产生新的困境，同时面临严重的效率难题。因此，安全、隐私和公平这些核心难题的解决最终仍然要更多地依赖于人类的政治系统。

　　走向平衡型国家：在刚性治理与弹性治理之间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平衡型国家的建构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相互结合，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中三大系统间的平衡。对于秩序系统而言，人工智能推动的生产力革命和共识革命自有积极之处，但其加剧的安全挑战又会对秩序系统形成某种潜在威胁。对赋权系统而言，生产力革命会使得社会产品丰富，共识革命和交互革命对于社会赋权也都有积极意义，但人工智能所加剧的隐私侵犯问题又不利于赋权系统。对于创新系统而言，生产力革命会给创新者提供基本物质条件，同时共识革命可以把创新者的个体创新努力在更大的共同体层面集聚起来。然而，强共识和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创新系统形成压制，并且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公平问题对创新系统同样是不利的。区块链从分布式账本、加密技术和点对点技术的角度希望对人工智能发展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整体性的回应，以此可以协助人工智能回应其在三大系统中面临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的相辅相成，有助于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平衡。从整体上讲，人工智能技术会进一步加强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能力和权力。而政治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进一步增强社会的力量，逐步发展出强社会特征，从而有效地对强国家进行平衡。必须指出的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本质上都是相对固定的、模块化的程序，是一种程序智能。尽管我们要依靠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全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但对平衡型国家的整体掌握仍然需要政治实践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共同努力，而不是简单地把问题变成技术问题，并交由技术来解决。

　　当然，以程序智能为核心的刚性治理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至关重要。刚性治理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程序性的、模式化的治理。换言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法治化，即通过刚性的、程序性的规则来消除人为的、传统的因素。整体来看，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基础上，可以帮助国家在社会中形成明确有效的规则，促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智能体系相融合，最终建立高效透明的高质量决策体系和低成本的人机共生体系。因此，程序智能对于有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意义重大。然而，过度倚重程序智能的风险不容小觑。在目前的智能革命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化的端倪。因此，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强调弹性治理更加重要。简言之，程序智能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程序正义，而要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更高层次的实现，则需要在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进行平衡。程序正义更多代表了一种刚性的治理框架，而要实现实质正义则需要在刚性治理和弹性治理之间进行平衡。

　　具体而言，弹性治理的要义体现在：第一，对一些核心价值的定义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充分共识。我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但一些涉及关键的核心问题，决定权仍要充分掌握在人类社会手中，而不能完全交由人工智能的算法。刚性技术仅仅提供一些硬性的实现方式，而柔性的讨论以及关于价值的定义仍然需要专家、民众以及政府的合力。第二，国家与社会应合力保证人类在治理实践中的自主性。弹性智能的关键是人类自主性。以下三点对于这种自主性的保障极为重要：其一，机器人永远是辅助；其二，人类决策占比不低于黄金比例；其三，人类应时刻把握着人工智能发展的节奏，并随时准备好暂停或减速。第三，在保障国家治理能力有效性的基础上对社会个体进行充分赋权。智能革命是一部加速器，其导致的极化效应很可能会使个体在技术进步中面临困境。共同体就是一种弹性环境，可以保障人成为共同体中的自由人。第四，国家应在生产力革命的基础上充分鼓励经济和社会单元的创新行为。程序智能的优势是标准化，而人类智能的优势是想象力。在未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想象力将成为人类弹性智能的重要部分，也构成创新行为的基础。因此，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后，经济和社会单元更加需要更为自主和宽松的环境，以促进创新行为的发生。

　　总之，智能革命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更容易形成刚性治理模式。刚性治理可以迅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全社会的整体性落实。然而，这种刚性模式及其快速推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可能很难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诉求进行全面和有效的回应，也可能会对某些个体的独特性利益形成一定程度的压抑。因此，出于对刚性治理的平衡，弹性治理的意义就大为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要实现整体性国家力量的增强，还要回到个体本身。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理想应是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意义上讲，平衡型国家实质上是法治与自由之间的平衡。刚性治理更多地代表了以法治为要义的集体性力量，而弹性治理则代表了以自由为要义的个体性力量。智能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解放力量，不仅要对社会整体产生变革性影响，最终还是要回到个体本身，即实现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和解放。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禹瑞丽/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