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社会组织化”的历史。组织的形式是多样的，是适应具体条件而产生的，从属于人们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马克斯·韦伯在工业时代的各种组织类型中抽象概括出了“官僚制”，从而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不同类型的组织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典范模型，使几乎所有的组织都有了在自身建设中可以作为轴心性依据的参照物。自20世纪80年代始，人类社会逐步走进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几乎所有的社会构成要素都流动了起来，官僚制的不适应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显然，人类社会正处在组织模式变革的当口，需要我们去探索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形态。

　　一、从官僚制到合作制的组织模式变革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完成了他建立官僚制理论的工作。他在多样化的组织形式中抽象出一些基本原理而形成了官僚制理论，并认为所有组织中都包含着官僚制。在20世纪50年代的组织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把各种组织共有的官僚制与“组织”一词连在一起，形成了“官僚制组织”这个概念。作为对现代组织的统称，官僚制组织意味着是适应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各种组织形式的共性特征。基于这一共性去自觉进行组织建构，可以获得更为有效的开展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工具和途径。

　　在古代埃及和中国的组织中也许存在着韦伯所说的官僚制，但官僚制组织是现代性的组织形态，其原型应当说是现代工厂。工厂是因应分工—协作要求产生的。工厂的秘密在于它的“层级体系不仅是协调的理性手段，更是控制的工具和通过占有剩余价值积累资本的途径”。工厂普及了，官僚制组织虽然尚未得到理论总结，却已经为人们广泛接受，从而成为工业社会最为流行的组织形式。官僚制组织的实践是发生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官僚制理论所包含的最为深刻的隐喻也正是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这一基本的社会背景。

　　根据奈特的说法，“人类行动既可能是相对未经组织的，也可能是以多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历史，特别是现代史，其实就是一部组织发展史，一部组织形式变迁史。”官僚制组织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普遍适应性是无与伦比的，尽管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波又一波“摒弃官僚制”的呼声，但官僚制组织却一直屹立不倒，是我们每日社会生活和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和平台。然而，进入21世纪后，人类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这决定了官僚制组织不再能够满足这一条件下集体行动的要求。所以，寻求替代性组织形式的任务就指向了合作制组织。

　　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构成了官僚制组织终结和合作制组织兴起的前提，20世纪后期以来的组织变革实践表明，随着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提升，组织偏离官僚制的状况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组织形式多样化加速的时代，虽然组织本位主义的观念仍然为所有组织持有，但在如何实现的问题上，每一个组织都在谋求属于自己的出路。一旦人们抛弃自我（个人）中心主义的观念，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人权力就会表现出与技能、知识、经验、智慧以及体力的高度关联性。那其实就是合作制组织将要呈现的状况。沿着目前所呈现出来的组织变革趋势走下去，最终势必会突破官僚制。在认识到组织变革的这一趋势时，自觉的组织模式变革追求也就把我们导向了用合作制组织替代官僚制组织的构想之中。

　　合作制组织建构决不是一项等待各种社会条件成熟后再去从事的事业。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建构起来的组织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性已经非常清晰地显现了出来，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已经急切地投向了组织模式的创新上来，我们必须根据这种要求去探索建构合作制组织的可能性，而且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将关于合作制组织的理论探索转化为实践。在合作制组织所赖以生成的时代背景尚未完全成型的时候去谋求组织合作，这样的建议是有价值的。人们今天在模糊的合作名义下去开展行动，必然会走向这样一个方向，那就是，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合作制组织是一种能够在官僚制组织衰落过程中承托起我们用以填补空场之期望的组织形式。

　　二、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

　　随着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组织的封闭性还是开放性的问题被理论家们提了出来。这是因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使得组织越来越显现出它无法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实体存在，而是成为一个承担任务的动态过程。最为重要的是，当组织踏入21世纪的门槛后，被置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任务是随机出现的，是由环境加予组织的，以至于组织无法为自己设定战略性目标。在组织发展的这一趋势中，如果人们认识到了组织是一个承担任务的动态系统而不是静态的实体，并将此转化为组织的意识形态构成部分，那么，也就意味着组织本位主义历史的终结之日不会太远。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追求去开展组织建构，也就完全把组织打造成一个开放性的行动过程。

　　当组织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时，它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经验都来自于自身所承担的任务的要求，每个组织都仅仅享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而组织间共享知识和经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在全社会的意义上，造成了人力、物力等的极大浪费，许多资源消耗都是重复性的和无意义的。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正是避免这类问题出现的有效途径。在合作制组织消除了组织本位主义之后，任务的承担和完成而不是组织的存续才是组织的第一要务，这决定了组织无须为自己划定边界，无须在开放的问题上作出选择，而是表现出了自然而然的开放。因而，合作制组织是一个开放的行动体系。当我们说合作制组织是具有充分开放性的组织时，其实已经包含了在组织文化价值上与官僚制组织根本不同的判断。

　　对于官僚制组织而言，确立和维护边界是一切管理活动赖以发生的前提，否则，就会陷入控制失灵的境地。但是，组织的开放性又对组织边界时时提出否定的要求。合作制组织在合作行动展开的过程中会在客观上存在着某种边界，但组织成员并不会拥有边界意识，而是拥有一种开放性意识。合作制组织会开放性地对待合作行动请求，会对合作请求作出即时反应。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组织可以不限于在本国内部寻求外部支持，即可以到其他国家中去寻找和发现它的外部支持。这说明，既定组织活动空间下的领域认同问题会因这种空间自由度的增加而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当合作制组织的活动不再受到地理空间的限制时，领域认同也就不再会作为一个问题而具有理论思考的价值。没有了领域认同，组织也就实现了充分的开放性，也就不再有任何具有隔离意义的边界了。

　　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开放性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和全方位的，在组织这里，由于其成员行为选择变得更加自由而使得组织必须面对流动性不断增长引发的诸多问题，组织采取任何限制其成员流动的封闭性做法，都可能会置组织于其与成员之间的冲突之中，而且这种冲突有可能把组织引入困境。所以，社会的开放性迫使组织只能顺势而为，必须增强自身的开放性。一旦组织的开放性到达了某个临界点，也就意味着组织告别了官僚制而转化为新型的组织。在组织的开放中，引进的是差异以及异质性因素，打破的是组织整体上的同一性和稳定性。排除经济上的考虑，知识的社会性、普遍性愈强，愈能够为更大范围的社会所共享，其价值在量的意义上也就愈大。这就是合作制组织在知识这一组织要素方面首先应当形成的认识。

　　合作制组织是开放性的组织，没有稳定的结构和组织目标，因而组织成员会表现出很强的流动性。虽然合作制组织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特征，但它不会以专业划界，而是根据合作行动的需要而接纳参与行动的人。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一切因承担任务的需要而定，谁参与到合作行动中来，以及以什么方式参与，都是由任务决定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合作制组织是具有充分开放性的、没有边界的组织形式。

　　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决定了它不能忽视和排斥组织成员的个人需求，相反，会表现出对组织成员个人需求的充分尊重。合作制组织并没有特殊的组织利益，组织成员的需求所反映的就是组织利益，至少是与组织利益一致的。就合作制组织是具有充分开放性的组织而言，组织成员也不可能提出或产生非正当性需求的问题。正是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以及组织成员可以无碍地在不同的组织间流动，决定了组织成员的个人需求都会是正当的和合理的。

　　总之，组织全方位的开放性和组织成员间的平等、自由是合作制组织能够生成和存在的两大基础。当组织的决策不是由个人而是由群体作出时，就开始出现决策组成员之间是否平等的问题；决策过程中的权力因素、科学因素以及其他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否得到理性权衡的问题；决策内容对目标群体中的不同人是否公正的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还是决策组成员之间的平等问题，这种平等能够避免权力因素对科学因素的排斥，因而，也就能够保证一项决策为目标群体提供具有公正性的调节手段。所有这些，都需要得到组织开放性的支持，唯有组织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才能保证组织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政治的意义上，这也说明，合作制组织的出现将会成为18世纪启蒙时期的理想得到真正实现的契机。

　　三、走在持续专业化的道路上

　　专业化是与组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组织的分工—协作提出了专业化的要求，并为专业化的持续展开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从而促使历史进步持续地朝着不断提升专业化的方向前进。总的说来，可以认为专业化的状况构成了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从集体行动模式变革的角度看，明确“专业化是知识的专业化”这一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是与开放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矫正组织本位主义具有积极意义。这应当是一项人类社会专业化历史上的观念变革，需要我们在持续的专业化进程中去作出安排。

　　合作制组织是通过组织的专业化去改变官僚制组织的内部分工的。合作制组织是以自身的专业化而立于社会之中的，是面向所有行动者去提供专业性支持，而不是在结构化的分工—协作体系中扮演定向的专业角色。在以合作制组织为行动者的时代，专业化将不再是人的专业化，而是组织的专业化，是知识的专业化。

　　在20世纪后期所建构起来的学术语境中，“全球化与后工业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语词都是与“风险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人们几乎所有的理性行为也都是指向降低乃至消除不确定性的，科学以及社会活动——特别是社会治理——中的制度安排、路径设计和方式方法的探寻，都在降低和消除不确定性方面发挥了效价很高的功能。然而，客观的历史进程却把人类领进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之中，致使奈特所提供的降低和消除不确定性的方法在微观上可能是有效的，而在宏观上却制造出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

　　不过，通过专业化去应对和消除不确定性却是人们常用的方法。当组织在总体上无法达成降低不确定性的目的时，往往会采取分散不确定性的做法，即让组织中更多的人分散承担不确定性的压力。根据奈特的看法，无论是降低不确定性还是分散分担不确定性，都不是正确的做法。这种把专业化用于降低不确定性的做法导致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持续增长。既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是客观的、必然的，也就说明近代以来降低、分散、消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基本思路是不正确的。在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时，如果还沿用这种思路，必然会酿成整个人类的悲剧。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应当走上逆专业化的道路，因为专业化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趋势。

　　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危机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合作应对风险。在合作行动中，专业互补可以促进效用的提升。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合作制组织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就合作场域中的合作信息系统而言，则是专业整合和消融的地方。合作信息系统以合作的需要为导向，充分考虑到了合作行动需要的各种可能性，是广谱的，能够在任何一种合作行动需要产生之时及时地提供信息资源的支持。最为重要的是，合作信息系统作为合作行动的一部分，也是在人的共生共在这一基本主题下去进行设计的。虽然每个具体的合作场域所拥有的是看似属于该场域的合作信息系统，实际上，恰恰是这个合作信息系统打破了合作场域间的界限，使合作场域既是平行共在的又是交融为一的。就合作信息系统的这一功能而言，也可以理解成是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得到了充分实现的形态。

　　原则上讲，合作制组织作为系统是专业化的单体系统，不再会有归属于它的子系统、分支机构等，它处在合作场域之中，成为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具有独立性的行动者。但是，合作制组织的高度专业性又决定了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即在合作场域的网络结构中形成互动和联动。因而，合作制组织会处于不停歇的系统流传递和交换过程之中。显然，所有合作都是指向组织任务的，无论是组织单独承担任务，还是多个组织共同承担任务，其行动都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都具有合作行动的性质。也就是说，一个组织可能独立承担任务，表现为单独行动而不是共同行动。但是，这个组织是处在合作场域之中的，其行动依赖于其他组织的支持，一个完整的和系统化的合作机制却包含在其行动之中。其中，系统流就是合作机制的表象性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

　　总之，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所谓专业化，其实是组织层面的专业化。也就是说，每一个组织都具有很强的专业化特征和功能。合作行动的有机性决定了组织成员必然会积极和主动地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却不以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在自己与其他组织成员之间划定界限，而是根据承担任务和合作行动的要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在合作制组织这里，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合作行动的力量，所发挥的是合作优化的作用，而不是确认“分内之事”的标准。这一点决定了合作制组织不再会像官僚制组织那样因为成员间的专业差别而产生矛盾和冲突，不再需要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花费大量的精力在专业化分工之间进行协调。正是这样一种专业化，不仅节约管理成本，而且能够在应对风险和危机时表现出能动性。因而，使合作制组织成为最适应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集体行动的组织形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原题《走向合作制组织：组织模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振/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