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国际秩序，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在该领域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一个内容繁杂、颇具难度且又事关全局、极其必要的重大问题。学术界对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作了初步讨论，以往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层面的基本理论和概念，以及西方相关话语及其影响等方面，对于中外条约这一近代基本问题尚无具体的专题探讨。

　　一、清刷殖民话语，驳正强权逻辑

　　近代中外条约关系中的殖民话语主要包括这一关系赖以建立的相关理论，以及解析这一关系的各种说辞，其中涉及西方列强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种种理由。

　　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孪生物。西方殖民主义者自视为高等种族，具有统治落后民族的天然权力，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思想理论，被概括为“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旨在论证西方对东方的统治和剥削，是“合乎真理”或“合理正当的”。

　　种族主义的思想观念，在欧洲产生的传统国际法中也有反映，成为西方列强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和东方国家的托辞。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看来，世界上只有基督教国家是文明国家，而国际法是“文明国家所认为在彼此交往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体”，只有“属于文明国家之列”才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按照这一逻辑，非基督教的中国与彼不在一个文明体系，因此不能按照国际法的主权平等原则来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与种族主义和殖民侵略相适应，传统国际法肯定战争的合法性。西方学者将对华战争说成是争取平等的正义之举，而用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勒索各种特权，则是公正合理的。这无疑是典型的强盗逻辑，体现了殖民主义者颠倒是非的实质。

　　除了“平等”和“公平”等伪命题之外，西方学者还编织了更荒唐的说辞，将殖民侵略和条约制度归之于中国自身。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条约制度“象征着外国统治的新阶段”，是“中国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将这一格局称为“两头政治”或中西“共治”。但他声称，“共治”是中国的传统，如“满汉共治”一样。根据这一解释，列强通过战争建立条约制度，并非是侵略中国，而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合理的现象。这一说法无疑有悖历史事实，掩盖了列强侵害中国主权的强权政治。

　　目前，尽管殖民强权已被国际社会否定，但仍在西方世界阴魂不散，中国等东方国家仍深受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逐步取代英法成为新殖民主义中心或主导国家，将控制他国为内核的殖民主义推向极致，发展为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声称，西方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构成“历史的终结”，论证“文化霸权”的“历史合理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充斥着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尤其是美国试图控制世界的霸权意识。这些反动的理论和规则可说是殖民话语的组成部分，为其编织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合法”与“合理”、推行殖民统治，提供了所谓“依据”。显然，只有在理论上疏理和清除各种殖民谬说和相关话语，驳正强权逻辑，才能奠立中国化的中外条约研究体系的基础。

　　二、坚持民族立场，维护国家主权

　　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经过了产生形成、发展强化、衰败废弃等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推进了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

　　从中国近代史实来看，自《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独立主权的限制、民族经济的摧残、民族精神的抑制，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不平等条约造成了民族的深重灾难和国家的积弱不振，使中国沦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正唯如此，坚持民族立场，捍卫国家主权，是研究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核心和出发点。民族利益和国家地位，既是不平等条约关系的要害问题，又是推动中国改变这一关系的动力。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为改变国家和民族地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废弃了不平等条约，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检索近代历史，正是在反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促使近代民族主义产生，逐渐形成了近代国家主权意识。

　　晚清时期，随着对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关系认识的加深，中国社会由排外观念逐渐产生了朦胧的主权意识。早期维新派提出，中国是“自主之国”，中国之君是“自主之君”“权主一国”。康有为等更将国家主权与民族存亡联系在一起。经过义和团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国家主权意识更为清晰。民国初年，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今天为“半独立国，尚不得与完全独立国之列”，其原因就在于领事裁判权等条约特权的存在；只有废除这些特权，中国才能“进于完全独立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废约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勃然兴起，提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纲领。经五四运动的“外争主权”，中国由简单的排外转向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内涵的反帝，历史出现了重要转折。20世纪20年代，废约运动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其理论指导，形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呼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断推动这一斗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联系起来，为这一斗争提供了强劲的理论指导，全国形成了废约反帝的共识。孙中山新阐发的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理论有着一致性。作为国民革命的重要纲领，废除不平等条约与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融为一体、互为表里，中国历史由此出现了新的面貌，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开始走向实质性的转折。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民族解放运动，继续持久地导引着中国的发展趋向，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华民族终于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话语，在中外条约研究领域，具有核心地位。这一核心问题，贯穿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始终，不仅可据以深入认识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本质属性，而且是解析这一关系由不平等走向平等的钥匙，无疑显示了中国话语的旨趣所在。

　　三、阐扬共同价值，挖掘传统精华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和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对此作了完整的阐析，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思想理念，虽然着眼于当代人类社会和国家关系，但给我们分析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阐发国际关系中的共同价值，注重两个相互对照的考察视角，可极大地弘扬中国精神，构筑中国话语的国际内涵。一是揭露西方列强背离共同价值的殖民侵略行径，二是揭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价值精华。

　　从前者来看，西方国家以歧视和偏狭的强权规则对待东方国家，无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无论是从其产生形成还是内容实质来看，西方创建的国际秩序，凭借的是非和平、非公平、非正义的武力强权，违背了国际民主和民族自由等原则，共同价值遭到严重扭曲，扼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从国际关系民主化来看，近代中外条约关系背离了主权平等、共同参与的基本准则。它以少数列强为主导，服务于它们之间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需要，以传统国际法中的畸形理论为托辞，通过国际条约从中国攫取各种权益并相互分赃，同时又进行激烈角逐而引致冲突和战争。从人类共同价值的观点来看，“维护和弘扬国际公平正义，必须坚持主权平等。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证”。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无疑背离了这些准则。由此而言，中国反对和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斗争，正是追求和实现人类共同价值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而这一关系的发展演变，体现了中国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国际规则的进步。

　　从后者来看，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实践中，提出不少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观念。和平主义在共同价值中居于首要地位，是最为重要的原则。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儒家经典充满了此类告诫。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守在四夷”，成为中国古代的基本国策。至近现代，中国传统的和平理念亦为社会所肯定，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作了大量阐述。和平主义在国际关系中虽未被西方国家所奉守，但它无疑是人类世界的共同价值，正唯如此，国际社会逐渐将其纳入相关公约。联合国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宗旨和原则。

　　中国古代对外理念蕴含的共同价值，还体现在朝贡关系中。朝贡关系作为中国传统国际秩序，在鸦片战争后逐渐被条约关系取代。作为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对立物，这一精神对构建“天下为公”新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孙中山在阐发废约反帝的新民族主义时，便从中国以“王道”为准则的朝贡关系历史中，揭示了它的内在价值。

　　四、吸收先进文明，趋应时代潮流

　　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先进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形成的前提。就近代中外条约所属的国际关系范畴来看，欧洲产生的传统国际法，代表这一领域新的文明，有进步和反动的两重性。它提出国家主权等原则，否定世界帝国，为国际社会奠立了相互交往的基石，这是其最重要的进步性。但近代中外条约关系与这一原则大相径庭，因此，在该研究领域引入和吸纳先进文明，是维护中国权益、抵制殖民侵略的需要，也是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途径。

　　国际法主权原则的输入和运用，对近代中外条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彰显中国学术与时俱进而非固步自封的品质，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如《万国公法》阐述了国家主权内涵的相关属性，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中国由此获得了体现近代文明的国家观念。运用国际法的国家主权原则，可以从法理上对条约关系进行全面的客观分析，更有力地揭示其损害中国主权、违背公平正义的不平等实质。对此作出客观评析，不仅是全面认识近代中外条约的需要，且有助于了解列强侵略手段的变化及其差异。例如，美国尽管某种程度上在条约中承诺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但实际上在华享有其他国家攫取的所有特权，可谓口惠而实不至。

　　还需看到，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先进文明，存在某些契合之处。而且中国传统本身具备吸收先进文明的文化基础，儒家经典含有因时变通、与时俱进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秉具的积极内涵，为中国话语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养。

　　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建立，使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受严重损害。同时，相对于传统对外关系，它又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际交往形式和规范。中国应对这一中外关系格局，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理路有助于表达民族立场、维护国家利益。民族立场和国家利益，只有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作为判析依据，才能为国际社会所认同。近代中外条约研究，是一个与国际社会联系紧密的领域，建立中国话语体系，尤需要采取“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方式，“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结语

　　作为国际关系范畴，条约关系研究的对象涉及世界各国，其内容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具有中外融通的复合形态。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各种殖民话语，辨识其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各种变体，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挖掘具有借鉴价值的传统文化和体现进步意义的近代文明。这些基本思想和理念，是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研究的内核，亦是搭建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以下三大范畴：

　　一是宏观上的理论研究。探讨相关概念与理论及其基本架构，从理论上对这一话语体系进行解析，涉及条约本身和各种相关问题。理论研究中，在吸收进步的国际法规则的同时，尤须阐析反映中国权利利益、体现中国思想文化的国际关系理念，由此构筑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融通的中国话语理论平台。这一理论平台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既以彼为史实基础，又为彼提供科学的分析工具。

　　二是纵向历程研究。阐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各个不同阶段的历史演变，以及这一关系的运行与对外交往格局的变化发展，等等。根据条约关系演进的内在规律，其历史演化可划分为不同时段，经历了从宗藩体制到条约关系，以及条约关系从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两重转换历程，涉及条约关系运行的方式、特点与效应，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以及对外交往格局的发展演变，等等。

　　三是横向关联与影响研究。考察条约关系对中国对外观念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以及在各领域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涉及对条约和不平等条约的认识，观念的替嬗，与外交内政、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关联，等等。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