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传统哲学起源于“知识”，并且构成“知识”的主体部分，广义的哲学就是普遍科学或者关于普遍之物的科学。要从方法特征上讲，哲学以论证和推论为基本方式，与宗教形成鲜明对照。泛而言之，哲学是“论证”，宗教是“信服”，哲学不“信”而宗教不“证”。哲学与宗教之别，恰好也对应于人类精神和心思的强大方面与软弱方面，即是说，哲学适合于精神和心思强大者，而宗教则为精神和心思软弱者所需要。

　　就哲学本身来说，其内部也总是有方法上的分歧和纠缠。胡塞尔说“普遍化”有两种方式，一是“形式化”，二是“总体化”。前者为形式科学（起源于古希腊的几何学、算术、逻辑学等）的方法，后者为经验科学（具体科学）的方法。欧洲近代哲学于此分裂开来：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者把哲学和哲学方法归于“形式化”，而英国经验主义者把哲学和哲学方法归于“总体化”。

　　康德清楚地意识到了近代哲学的这样一种分裂的格局。他在方法上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策略，也可谓一种综合策略。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部分，康德是从“定义”角度来区分哲学与科学的，力图把哲学的定义与科学（数学）的定义区别开来。康德认为，只有数学才能下严格的定义，而经验科学的概念和哲学的概念都不可能下严格的定义，前者只能“说明”，后者只能“阐明”。

　　以康德之见，哲学不同于形式科学，多半给出了“综合命题”，在此意义上它类似于经验科学。那么，哲学又如何区别于经验科学呢？康德是用“先验的”与“超验的”两个词语来界定源自古希腊的哲学与起于希伯来的基督教神学。康德的“先验哲学”是何种哲学呢？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的“先验哲学”不只是知识学/认识论，不只是要解决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而且也是存在学/本体论，而且很可能首先是存在学/本体论。

　　我们确认了作为存在学和知识学的先验哲学，那么，这种先验哲学的方法是何种方法？按阿佩尔的做法，把它命名为“先验论证”。“先验论证”是存在学/本体论和知识学的基本方法，一般来说就是“第一哲学”的基本方法。“先验论证”不同于演绎方法，但它也要关注形式性（普遍意义或者可能性条件）问题；它也不同于归纳方法，而倒是具有非经验论证的性质，通过“先验论证”，作为存在学的哲学获得了自己的先验性和普遍性（形式意义）。

　　与“先验哲学”的普遍性相应，作为存在学/本体论方法的“先验论证”也具有广大的意义，呈现出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在欧洲哲学史的不同时期，“先验论证”方法的表现形态是各不相同的，不过多半与“范畴理论”相联系，这就充分表明了“先验哲学”的形式性和形式科学指向。作为范畴理论的先验哲学，亚里士多德才是第一个哲学家。

　　关于知识和经验的可能性条件的反思，古代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十范畴）是一种“先验论证”，近代康德的范畴理论（十二范畴）同样也是一种“先验论证”，20世纪胡塞尔的本质直观—范畴直观方法，也可以视为一种“先验论证”，而早期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虽然它关乎一种前理论的、非对象性的经验构成方式，但似乎也可以归于广义的“先验论证”方法。

　　在海德格尔之后，阿佩尔声称要对康德的“先验哲学”做一次改造，他的改造工作其实是一种转换，即从“知识”向“语言”的转换或者说从知识学向语言哲学的转换。正如阿佩尔本人所言：“作为语言或交往之先验语用学的先验哲学必须始于一种超出康德而彻底化的关于话语论辩的无可回避的可能性条件的反思。”从“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到“话语论辩”的可能性条件问题，这样一种转换当然是在20世纪语言哲学的语境里发生的，是对康德先验哲学的一种语言哲学的改造。

　　为什么阿佩尔要做这样一种转换或改造呢？形而上学批判的故事起于19世纪中期，大概讲了一个半世纪了，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大师都是传统哲学批判的高手。康德式的知识学/认识论问题或者被转换，或者受到批判性拒斥。在世纪之交的欧洲哲学中，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试图在新的地基上重解传统知识学/认识论问题，旨在重振在当时已经被经验主义和心理主义所动摇的欧洲知识理想。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方案和知识理想并未在当代的追随者身上获得积极回应，20世纪上半叶由“技术工业”决定的两次“世界大战”终于使欧洲哲人的知识理想灰飞烟灭。

　　阿佩尔却仿佛逆流而动，要重拾“先验”问题，重启“先验哲学”，其动机往大处说是精神世界的重建，往小处说是知识理想的重新奠基。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或先验语用学涉及他所谓话语论辩的可能性条件问题，因而在方法上无疑是一种“先验论证”，他本人也称之为“终极论证”。阿佩尔的论证如下：

　　其一，论辩的普遍而必然的前提是先验的，即是说，当我们要做充分论辩时，我们就得重构我们“总是已经”必须假设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前提）是先验的，是我们要通过“严格的反思”来获得的。阿佩尔这里的讨论显然承接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阐发的“哲学解释学”预设，而且有意思的是，阿佩尔也喜欢使用“总是已经”一词，而后者正是海德格尔的用法。

　　其二，交往和理解的同一性前提：反思与一个正在反思的主体相关，而交往和理解总是主体间性的，故关键是从反思的自明性向“你也一样”的转变——只要我在言说和理解，只要你参与了谈话，那么你与我一样都建立和确认了这些前提。

　　其三，终极论证中关键性环节的基础在于对怀疑论的批判，即对怀疑者的“你也一样”的驳斥，因为无论是谁反对论辩的这些先验预设，他都还不得不需要这些预设，不然他就根本无法充分表达他的怀疑——无论谁在论辩，他都参与了论辩这一语言游戏。阿佩尔这里对怀疑论的批判显然是以海德格尔的世界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为背景的，而这是他在早期的《哲学的改造》中已经完成的一次综合。海德格尔在前期的此在“在世”分析中以“解释学循环”策略消解了怀疑论，而维特根斯坦更是直白地打击了怀疑论。

　　有了上述三项论证，阿佩尔进一步指出了“先验论证”或“终极论证”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在论辩之先天性中包含着一种要求，即不仅要对一切科学‘论断’，而且要对人类所有不同要求作出辩护。任何论辩参与者都隐含地承认了交往共同体所有成员的一切可能的要求，这些要求能够由理性的论据来加以辩护；他同时也有义务用论据去辩护自己对他人的所有要求。”阿佩尔的意思很清晰，不光知识和科学需要辩护或论证，更普遍地，人类所有的要求都需要辩护或论证。这里我们也已经不难见出阿佩尔先验哲学的深刻的伦理动机，或者正是这种偏于传统和保守的思想立场和动机，使得阿佩尔哲学未能在学术市面上大红大紫。

　　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先验语用学是一种野心极大的语言哲学，它试图整合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与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指号学，在20世纪三大传统（现象学解释学、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基础上重构“先验哲学”。阿佩尔意义上的“先验哲学”不再限于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形式条件）的讨论，而是转向了“话语论辩”的可能性条件（形式条件）的探讨。这是阿佩尔的新意。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阿佩尔先验解释学的基本哲学构架仍旧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对所谓“现实的交往共同体”与“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区分已经显示了这一背景。阿佩尔哲学被冠以“先验”之名，而方法上则被叫作“先验论证”。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原题《没有论证，何以哲学——兼论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中国社会科学网 韩卓吾/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