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时代，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综合各方面指标，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智库强国。美国智库无论在数量、类型、地域、资金流向的分布，还是在单个智库的规模、人员结构、研究领域和运营模式等方面都基本趋于稳定，研究美国智库对国内新型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一、美国智库：运行特点与发展变化

　　美国许多智库的名字都耳熟能详，其中大多都曾经或仍在扮演着美国政府重要智囊的角色，在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美国智库的运行特点

　　美国智库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由规模不等、专业不同、价值取向各异、来自不同类型的智库组成的智库方阵”。数据库资源是智库的宝藏。建立所在专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库，不仅可以服务于本智库的研究，也可以通过开放共享带动整个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美国智库在数据积累和数据库建设方面的重视程度很高，数据库的建立可以是在“小切口”领域的深耕，但要绝对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代表性。美国智库非常重视在研究过程中积累和使用数据资源，坚持高质量研究源于高质量数据的理念；并且智库建立的数据库基本都是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鼓励大众合理应用这些数据资源产出更多有意义的成果以回报社会发展和进步。

　　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其使命或者宗旨是其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也是其价值的体现，智库也不例外，共同的价值观是智库全体成员为实现其使命而认可和推崇的基本信念。美国的智库在设立自身的使命和价值观方面都较为用心，用精炼的语言高度概括智库的使命。这些精炼且具有号召力的使命或价值观的表述，首先有助于智库组织有效且准确地招揽到具有共同价值观和认同感的成员，“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路人才在决定加入该智库前，势必会权衡自身能力、素质和价值观是否与组织相契合；其次有助于智库内成员迅速树立共同的目标，认清个体在组织实现其宗旨的进程中的定位；再次有助于广大社会公众监督智库工作的方向和成效是否与其公开的价值观、使命或宗旨相符合，有助于智库在所处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中获得威望。

　　“国内网络”和“国际网络”的建设都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路径。美国的智库以小规模、小体量为主，专职研究人员数量不多，上百人规模的智库在美国已属大型。因此建立机构间、专家间的协作网络成为美国智库运营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网络的建立可以拓展智库的工作范围，提升智库的工作效率，充分利用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相关资源开展本领域的研究和推广研究成果，提升智库的影响力和行动力。

　　智库产品是智库思想的载体，也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重要依托，美国的智库多是通过推广自己的产品来倡导自己的思想。由此，产品的类型、质量、呈现形式往往直接影响着决策者的关注度和采纳度。鉴于美国智库大多以慈善机构的性质存在，寻求各种机构和个人的资金支持，寻求决策者和广大民众的关注，都是美国智库生存发展的必需。因此，成果形式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产品的创新性、精美性是美国智库相对普遍的一种优势。

　　（二）美国智库近五年发展变化及原因

　　近五年来，美国智库的数量基本呈现饱和状态，根据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团队《全球智库报告》的统计，美国智库数量在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800余家，进入内部整合阶段。但与此同时，与智库数量趋于稳定相伴随的是其影响力的停滞不前，尤其与近年来中国等国家智库的蓬勃发展相比略显疲态。

　　智库的发展一方面同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美国实行总统制，每四年举行一次大选，每次换届都伴随着政府班底的大换血，涉及变动的官员达4000余人，新任总统组建的执政团队有相当数量是来自其青睐的智库，而上届政府卸任的官员也多会到智库从事研究工作，这种智库学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角色转换，就是美国智库广为人知的“旋转门”机制。

　　智库的发展另一方面与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息息相关。首先，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单纯依靠研究质量和研究能力取胜的智库丧失了优势，学术界和智库界的荣耀之路已经越来越分道扬镳，仅依靠“慢工出细活”“十年磨一剑”的研究耐力对于智库而言已经难以在近五年的快节奏中脱颖而出，智库一方面要抓住热点、重点、痛点，迅速产出一些有价值、有水平的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学会推销和宣传，使得自己的产品和观点得到决策者等客户的青睐。其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智库的“竞品”迅速增多，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一个智囊，甚至这个个体可以是虚拟的、是机器。许多趋势性的、舆情检测性的、甚至是预测性的研究分析工作都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并且在时效性、数据丰富性等方面都占有更大优势。最后，近年来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投资者和捐赠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到技术性产品领域，对智库生产的智力性产品的投资力度降低，而美国智库对非政府财政资金的依赖度较高，经费大多来自个人、公司或其他慈善机构的捐赠，因此这一趋势使得智库需要将精力更多地转移到管理战略、沟通和运营策略、融资渠道等方面的创新上。

　　二、美国智库的中国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美国智库中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机构、项目、平台和成果越来越多，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智库“知华派”学者也越来越多。

　　中国问题向来是美国智库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日渐碎片化、具体化，美国智库对中国的关注进一步提升。这其中，有些智库建立了亚洲问题或者是更加聚焦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有些智库设立了中国问题的研究项目或者是数据平台，有些智库推出了中国问题研究的系列成果。

　　美国智库中脱颖而出了许多著名的“知华派”学者，他们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及美国对华舆论走向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遴选出了35位美国智库中的“知华派”学者——“知华三十五人”，遴选的主要依据有：第一，过去五年中在相关领域有过发声，因此例如费正清等已辞世的著名学者不在本文的遴选范围内；第二，曾经（或现职）有过在智库的工作经历，如果仅拥有政府官员工作经历，则不在本文的遴选范围内；第三，综合考虑学者的年代分布和研究领域分布的多元化和代表性。从年代分布来看，“知华派”学者横跨了“老中青”三代，基本体现了美国学者自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研究历程。从研究领域来看，这些智库型学者的关注点仍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等几个传统方面，对经济问题、环境和能源问题近年来的关注度提升。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老一代和中生代学者的视角相对更加宏观，观点比较温和，多关注战略层面和国际关系层面的问题； 而新生代学者关注的议题则更加具体，技术性和专业性更强，论证的学理性和逻辑严密性更强，有时对中国读者而言，其观点也显得更加犀利和刺眼。

　　三、美国智库的“一带一路”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直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智库、媒体以及民间的广泛关注，美国也不例外。虽然美国不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也没有签署相关的战略协议，但美国智库却一直密切关注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和走向。从奥巴马向特朗普政府的过渡进程中，不同阶段也或多或少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基本经历了从观察、观望到研究、应对的方向转变，态度则是经历了从漠不关心、产生兴趣到负面应对的演变过程。基于对近年来美国智库相关成果的梳理，负面观点一直是主流。

　　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消极抵抗、漠不关心或者委婉拒绝的态度，扮演着一种观察者、观望者的角色，但以抗拒的立场为主。2017年特朗普政府接任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项目的初见成效，美国政府开始释放积极信号，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了积极认同的态度。但随着特朗普执政的逐步深入，其自身的商人特质和其所坚持的“美国优先”路线突显，着重提升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竞争力，并同时降低其承担国际领导责任的成本，特朗普发布的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第一次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有争夺全球领导力的雄心。随后，美国国内智库和学界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和政策争论显著升温，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寻找应对措施。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出现，美国智库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愈加尖锐，基本呈现出一边倒的负面和攻击态势。2018年底，外交政策研究所斯科特·摩尔（Scott Moore）在《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偏离轨道的》一文中列举了“一带一路”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环境风险。他表示，项目中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中国国有银行，这些银行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受益于消费者的高储蓄率，但随着贸易战的爆发，这些机构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政治不稳定的威胁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邻近国家也日趋严重。而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项目正在加剧原本便已稀缺的所在地的资源压力。

　　除了这些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的观点陈述性研究报告之外，美国智库还有一类具有突出特点的研究成果便是具有技术性和量化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美国进步中心推出的《“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报告便是一份内容翔实的投资指南，内附动态的互动地图详细展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投资地点、类型和规模，并基于这些数据总结出了投资项目特点。东西方研究所专门设立了“一带一路”倡议研究主题网页，汇集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综合数据库，重点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条件和物流。全美亚洲研究所则是推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简明指南，图文并茂地系统介绍了“一带一路”的背景、缘起和相关基本内容。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后，2019年6月，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ASPI）发布了题为“为‘一带一路’倡议导航”的研究报告，从美国智库的视角为“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提出了12点具体可行的建议，并就每点建议分别从“如何实施，有何影响和参考案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报告的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翻译并在国内发布。

　　四、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尽管美国智库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但研究其运作机制和成果产出，对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尤其是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起步阶段。目前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刚刚完成第一个三年发展期，对美国智库进行系统研究，知己知彼，有助于在分岔路口做出正确抉择，在前进道路上少走弯路。美国智库特色鲜明、言简意赅、“口号式”的宗旨或使命设计，有利于帮助智库成员加强对所在智库的认同感，有利于形成合力，增强成员的凝聚力；也有利于智库外人员对智库形成更加具体和形象的认识。这方面，国内智库的意识不及美国智库强，大多数智库都没有花足够的心思设计自己的宗旨和使命，或者是设计的内容比较冗长、拖沓，难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新型智库下一步的发展建设中，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多花心思，设计出独具匠心的宗旨和使命，不仅追求在中文方面的朗朗上口，也可以对应设计出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外文标语。

　　国内智库目前在数据库的建设和使用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数据库资源不在于广和大，而在于数据的扎实性和权威性，要保证每一个数据的真实可靠，深耕于擅长的领域，积少成多，总会积累形成智库独有的、宝贵的数据库资源。数据库建立起之后还要注重资源的共享，鼓励全球各地的研究者借助智库的数据开展有意义的研究。目前，许多智库都建立了自己的外聘专家、客座专家团队，以提升自身的研究实力，但是这些外部专家究竟对智库的贡献有多大，对智库工作的参与度有多高，情况并非乐观。因此，如何建立高效互通的智库间和智库人员间协作网络，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提升智库的国内外影响力，尤其是未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和建立工作机制，都将成为国内智库下一步发展的着力点。智库产品的高质量和产品形式的多样化不仅有利于决策者更便捷、更快速地找到合适的信息，也有利于不同品味和接受程度的广大民众在众多产品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至今已经度过了初创时的火热阶段，逐步回归冷静。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应逐步转向研究领域的细分和深耕细作，这方面需要向美国智库取经。美国许多智库在经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淀后，延续和保留下来的都是其最为擅长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能够努力在所在研究领域做到国内领先，甚至全球知名，研究成果得到决策者和大众的认可，这对智库而言便是成功的体现，也应是国内智库下一步追求的方向。面对美国智库在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面对其近年来针对 “一带一路”倡议等议题产出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当客观理性面对，不卑不亢对待。这是新开放时代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应当坚持的，也是中国智库机构应当向全世界表达的。这是责任，也是担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蔡毅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