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在中国社会是一个特定的有着悠久历史的社会单位和行动主体，提出县域社会学研究范式、方法和理论，有着现实和历史的基础，可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发展土壤和空间。

　　一、县域社会的共同体性质和时代价值

　　作为一个实践单位和行动主体，县的历史在2600年以上，县和县域最初首先是被作为治理单位所重视的，治理好县这个“基”，江山就可以坐稳。这不仅仅在于它规模小、易于治理，还在于县在长期治理过程中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共同体。

　　目前有关县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治理、经济、空间等方面，把县域社会作为整体和对象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但从当今中国的治理、发展和社会运行格局来说，县域社会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可以说不研究县域社会就难以了解中国。第一，县域面积大，人口多，经济比重大，在国家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很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更大；第三，县域与市域、县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已经折射到社会结构上的不平衡。总体来说，与市域相比，县域又是我们国家的最薄弱发展环节，从乐观角度看，则是未来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地方。

　　尽管县作为中国2000多年的治理单元没有变化，但是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却是相当大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首先是从县域起步，县域在经济上引领着中国发展，因此县域经济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县域作为国家最基层治理单位，也受到国家的重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的是县域社会变迁，即共同体化以及县域社会结构的变化。就社会学本身来说，县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现象，或者只是整体社会的一部分而已，事实上它在历史演变中已经呈现出共同体化，县域社会有自己的许多独特性，可以作为很有价值的社会学研究对象。

　　首先是县域经济共同体。虽然乡镇乃至村庄之间经济发展有差异，但它们的经济活动已经深度地融入了县域经济，紧密地与整个县域的经济形态、结构、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政策等关联。乡镇和村庄经济本身就是县域经济的内在部分，从整体上看，县域经济对乡镇和村庄乃至农民家庭和个体从事经济活动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县域既是生产共同体，又是消费共同体，合称为经济共同体。

　　其次，县域是一个福利共同体。在一个县域内，福利具有共建共享性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上是以县为单位、由本县财政承担投入责任，由此导致不同县有着不同的福利水平，采用不同的分享方式和机制。而一个县的福利水平、分享方式和机制直接影响到县域内每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质量，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流动行为和城镇化意愿。

　　不论是县域经济共同体还是福利共同体，最终体现为县域社会共同体。作为共同体，除了经济（生产和消费）、福利等标志性的界限之外，社会交往、社会认同则是共同体的重要维度。所谓社会共同体，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对外的县域认同，不论是出去做生意，还是读书和从事其他活动，来自同一个县的人会有明显的老乡认同；一层是对内的交往和情感关系，在一个县域范围居住和生活的人，基本上都是以县域为范围，超出这个边界的活动会比较少（居住在县域交界地带的那些人除外）。

　　同时，县域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当今乡村社会治理已经超出村落和乡镇边界，在县域范围内展开。其独特性在于县域有城与乡的要素、现代与传统的要素、中心与边缘的要素，由此会在社会治理上形成层级性、梯度性的格局，即由县城作为中心向外辐射以及从村庄向乡镇乃至县城扩展的双向治理体系。在这样的治理互动中，县域构筑了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县域从原先首先作为行政治理单位而转向整体性共同体。县域社会不论是从经济层面还是生活交往层面乃至文化层面，变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彰显出每个生活在县域内的人有一种“天然”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二、县域社会概念及其学科意义

　　在现有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县域社会基本上找不到其位置。这种局面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发展路径紧密关联。1979年中国社会学宣布恢复重建，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者们带着为改革发展服务的任务和宗旨去摸索社会学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当时中国社会学最先研究的是村落、家庭、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等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路径中，“县域社会”似乎有点影子，若隐若现，并不明确。从1988年开始，陆学艺教授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带领全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展大规模的“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首次把“县域”作为调查和研究对象，但它更像一项对百个县市展开的社会经济小普查（县域普查）。自此之后，中国社会学研究对象趋于多样化，但是，缺乏对县域社会的研究。

　　缺乏对县域社会的研究，在理论上意味着忽略了县域社区，遮蔽了对社区全面性和多样性的理解，容易产生社区就是城市居委会所辖范围或者农村村庄（有的专指行政村）的片面理解。因此，对县域作为社区开展研究，有助于丰富现有的社区理论，至少会对社区给予一些新的界定和分析，丰富社区的内涵。如果说县域是一个社区或共同体，那么我们就可能更容易理解我们中国人的一些行为和认同实践。

　　同时，县域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不只是属于整体社会的一部分，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自主性，在整体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主体角色。每个县域有自己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规范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和语言传统，因此是一个亚社会。而且县域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由各种村落、乡镇和城镇等子体系构成，各个子体系之间以不同方式和机制形成关系，从而构筑成县域社会。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县域是他们的依附体系、归属体系和地位参照体系。与此同时，县域社会还是中国社会从微观链接宏观的中间纽带，县域社会变迁对中国社会整体性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过去的40多年改革开放中，我国存在着两条变迁路径：一条是源于县域经济社会变迁，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变迁，另一条路径则是源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带动全社会的变迁。因此，没有县域社会视角，就不足以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和规律。社会学的特长就在于把握县域社会结构和变迁，这是其他学科所做不到的。

　　由此观之，县域社会的独特性、相对独立性以及其所具有的与其他社会主体不同的因素，反过来有助于丰富和提高社会学对社会复杂性、结构性、层次性的认识，并由此可以提出一些新的社会理论知识。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的县域社会也有其独特价值。在欧洲，几乎没有县这样的建制，即使有相关的对应物或对应体，也没有中国县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县域社会那样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芝加哥学派的社区概念更偏向于人文生态环境，可以有比较大的地域范围，但是最大的也就是所谓“中镇”、街角等，所以美国的社会学同样缺乏类似中国“县域社会”这样的视野。日本虽然有县的建制，但是县在日本的治理结构中处于中央政府与市町之间，与中国的县所处的治理位置有很大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中国“县”不只是个行政单位，更是一种文化、社会组织和符号，由此而来的县域社会不仅是一个整体性单元，而且有着丰富的内在社会意涵。因此，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社会学体系中基本上找不到“县域社会”这一概念。

　　尽管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有县域社会这样的独特单元或因素，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学几乎忽视了县域社会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社会学还处在引进、照搬欧美社会学理论的境况，没有显示出自己的独特理论视角和方法。因此，县域社会研究不仅能够揭示一种欧美国家所见不到的社会现象，而且还具有重新反思欧美社会学对社区、社会的研究，并能使中国社会学具有从引进模仿到独立创新的转变、促成中国社会学真正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的潜能。

　　三、作为方法的县域社会及县域社会的研究方法

　　这里从两个层面来讨论县域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意义：一是作为方法的县域社会；二是对县域社会进行研究所需要的方法创新问题。

　　对县域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不仅是从对象上去理解，也有着视角、立场和方法的含义。县域社会对于社会学来说，有着贯通宏观与微观、城与乡、现代与传统、本土与他乡等的作用。在城乡连续统上，县城、小城镇、村庄是关键的节点，县域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城乡连续统的社会体系。以前的研究都是探索这些关键节点，而忽视了将这些节点链接起来，将其作为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来探索，同时也没有把这些节点纳入这个社会体系来分析，从而产生对基层社会的碎片化想象，或者将一个节点视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实体，出现以点代面的简单化想象。而县域社会则可以修补碎片化想象和简单化想象，至少将基层社会加以黏合，呈现出整体性和连续性。县域社会可以将家庭、村庄、乡镇和县城与更大的整体性社会进行勾连和对接，一方面丰富对前者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中国社会整体性内涵的理解，尤其是为观察复杂的城乡关系提供新的视角、立场和方法。县域社会的主体性在此得到充分的彰显。县域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社会实体主义和系统主义观点，至少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实体性特点，这反过来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为什么在治理上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行政层级，不仅仅是与区域关联，而更主要的是与复杂的社会实体性密切相关。

　　“县域社会”既是一种方法，又是研究对象。县域社会既具有社区的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前者包括交往频密、认同一致和人际亲密等属性，而后者则是人际疏离、个体为主体、认同多样等属性。作为研究对象，现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都适合于对县域社会的研究：对县域社会的总体研究，可以采用对整体社会的所有研究方法，比如问卷调查方法，同时也可以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文献分析等这些经常被用于研究和调查村落和乡镇的方法。但是，县域社会又不同于整体社会以及乡镇社会，县域社会空间比较小，有明确的边界，人口规模和村庄、乡镇数量也有限，但是又比村庄、乡镇有更大的规模和复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县域社会研究需要一些新的特殊方法，才能更有效。从1999年开始，我们以县域为单位进行了社会学调查和研究，采用的是混合式方法：定性定量混合、访谈座谈结合、观察与体验同行、文献与数据并用等，实际上融合了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地理学乃至人文地理学方法等。

　　混合式调研方法对于县域社会的了解和研究是必备的，但是，仅仅用一种方法不足以实现对县域社会的最有效研究。县域社会学研究也许会带来调研方法的创新乃至革命，因为当有更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加入后会基于自己的研究目的、经验和能力，采用或者设计一些新的调研方法。这也是县域社会学研究所贡献的方法意义，有两点值得去探索：一是现代科技进步会带来县域社会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创新，经常所说的大数据方法，对在县域层面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效果值得去试验。另一点就是跨学科方法的借用和改进是开展县域社会研究所亟须的，地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测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待进行借用和改良，也许会有新的研究发现。

　　余论

　　本文从县域社会的属性、社会学研究对县域社会的忽视及其带来的理论问题，以及县域社会作为方法的价值和对县域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意义等多个维度去讨论和探索县域社会学的重要性、可行性、相应的调研路径和方法，力图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拓展新的领域并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这里将县域社会研究冠之以县域社会学，是基于对县域社会这个对象的基本认识而做出的。县域社会兼具社区共同体和的“社会”属性，同时混有城乡社会、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等不同特性，由此可见其混杂性非常明显，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此，开展县域社会研究，一方面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有着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推进中国社会学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提出县域社会学这样的学科概念，既在于引起社会学界的重视，又认为县域社会研究确实可以成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赛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