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在中国国内兴起的以东方国家本土资源为构建材料、以中国人的史观为指导的外交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作为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对东方外交史研究历程本身进行考察，探讨其面向未来发展延伸的学术增长点，可以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空前变革背景下学术发展的若干轨迹。

　　一、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构建

　　2006年10月，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可以说，这是一次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拓荒会议。此后，围绕着相关重大理论问题，东方外交史研究进入全面探索阶段。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东方外交史研究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东方外交史学科。自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学界专门就“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时空范围”“东方外交史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互动”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初步确立起对东方外交史体系、框架、内涵、发展主线以及时空范围的基本看法。此后，学术界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紧紧围绕着东方外交史学科的确立、建设与任务，整体推进学科学术体系建设。迄今为止，学界已经先后召开了十一次“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九部东方外交史著作。从十余年来出版的成果来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构成自成一体、相对完整独立的外交史知识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向前整体推进的过程中，学者们也关注了国别外交史研究，与此相关联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也都进入探索者的视野，尤其对东西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均有颇多关注，充分展现了中国学者在国家崛起长期趋势下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来的巨大热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些探索确实都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可视为具有独立研究体系的集中展现；既总结历史上的外交经验，又对当前的外交有足够的观照，关注大国，也关注周边，在体系与内容上打破了单纯记载记事的旧框架，代之以重大事件的理论分析与深层次考察的新框架与新体系。

　　第二，挖掘、整理和利用本土材料资源，推动了外交史发展。在推进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始终坚持挖掘、收集和使用本土材料资源的做法，最大限度地使用东方国家的古籍、档案、当事人日记以及个人回忆录材料和最新考古发掘材料，以弥补文字材料的不足，同时也适当地吸收了国外学者不可忽视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综合百家之长。只有如此，方能丰富东方外交史的内容，反映东方特色，构建出充实、丰富的知识体系。东方外交史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发扬“愚公移山”和工匠精神，甚至需要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一个以国家空前崛起为深层次原动力的大规模的学术活动，不仅要在思想观念上和设计上反映东方国家整个历史原貌，更要在材料的发掘、使用与解读方面下一番功夫，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期达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考古发掘材料与文字记载的统一，完成大变革时代史书撰写的历史性跨越。历史总是具体的、真实的，有着特殊的社会功能。这个功能是任何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绝不是简单的材料辑遗、辨伪、考史和证史工作，而是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长期趋势下的大规模修史活动。

　　十余年来，东方外交史研究相继推出的论著已经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确实具有回溯力强、带有总结东方外交史成败的显著特征。从浩如烟海的本土材料中理出头绪，做艰辛的摄取工作，重新发现和估价历史，以实证精神检讨过去，将古代中国、印度形成的外交规制与理念、内容与形式呈现给世界。

　　第三，培养了学术队伍。学科要发展，必须有稳定而专业的学术队伍。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志同道合、学有专攻的研究群体。在这个学术队伍中，既有学富五车、成果丰硕的老学者，也有成为现在学术中坚力量的中年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博士生和研究生，蔚然形成规模庞大的东方外交史研究阵容。这或许是东方外交史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兴旺发达的原因所在。东方外交史研究队伍的蔚然形成得益于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学术人才的培养。如果离开了这个根基，一切研究就无从谈起，不可能“行行重行行”坚持走到今天。外交史队伍与其他学科队伍不同，强调的是国际视野，不仅要有良好的外国语言基础，熟悉国际事务，还要以开阔的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在理论分析与概括方面有独创之处。传统方法的坚持，东西方法的结合，精品意识的建立，主体作用的发挥，学术环境的宽松，这些条件聚合才使研究者们有了用武之地。

　　第四，确立了中国的视角与史观。建立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除了要讨论清楚体系、内容、发展主线与使用的基本理论外，还涉及以什么样的史观来研究的问题。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除了要有通常所讲的史德、史才外，还要有史观。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史学研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今天世界发生的一切变化，以区域的和全球的观点思考中国、印度与东盟在世界的发展延伸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印度这样具有悠悠数千年文明的大国来说，仅以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现代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伟大的历史传统与悠久文化当中去把握，从伟大的遗产中寻找崛起的根源。东方国家崛起给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观和有效模式。由于多种条件限制，西方历史研究中对东方国家有太多的曲解与误解，许多错误观点需要进一步地清除，特别是对长期盘踞于国际史坛的欧洲中心论应予以彻底地解构。今天我们的视角和正确史观应该是以发展的大视野看待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以展示中国学术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二、东方外交史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东方外交史研究涉及的国家和问题众多，时间跨度大，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遇到许多困难。总体上看，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关注与开拓确实给中国史坛吹进了一缕新风，贡献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学术是在不断地开辟新领域、继承前人与创新中向前发展的，形成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的发展链条，相关重点和难点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东方外交史的宏观研究

　　把分散的国别外交史整合成具有内在联系的区域外交史进行整体研究，比单纯的国别外交史研究更有意义，是历史观的进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也符合东方人的哲学。在此方面，十余年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中国“天朝礼制体系”的起源、建立及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交流区域的限制与东亚外交圈的初步形成，交流区域的扩大与东亚外交圈的发展等。关于东方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衰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形成许多有价值的意见，有助于看待东方社会的历史进程。与近代西方相比，东方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并非没有发展。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必须根据多方面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微观研究是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

　　（二）东方外交史的微观研究

　　微观研究是基础，是具体问题在研究上的深化与进一步的展开，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把握东方外交史的历史进程时，学者们对历史进程中的每个侧面都有关注，涉及外交人员的数量、交往的程度、影响与朝贡国贡献的“方物”等。微观并不等于琐碎，也不是碎片化，而是凭借个人的基础、兴趣与视野所及，对具体的问题作精微的考证和细密的梳理，以求得对历史更为真切而具体的理解，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从既有的成果来看，他们从事的绝不是简单的史料加工、整理与辨伪订讹工作，而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中理出头绪，进行艰辛的修史铸史，努力开创东方外交史研究之先河。

　　在东方外交史研究成长的十余年中，出现了许多有深厚功力的文章，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广阔的视野，既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又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有意和无意之中形成了国内外交史研究上的一些特色。可以说，在急剧变革的世界形势面前，研究者们的目的十分明确，也十分现实，始终坚持学术研究要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发展命运，不做空疏文章的使命，把治史的目光投向了当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发展的整个氛围。

　　（三）国别外交史的比较研究

　　在比较研究方面，东方外交史成果丰硕。从张启雄的《近代初期东方外交文书中所呈现的日韩名分秩序论争》、魏楚雄的《当代东西方外交战略与理念的改变：中美外交的传统及其新实践》等，到王新生撰写的《战后日本的台湾海峡两岸政策——以佐藤荣作政权为中心》、魏志江的《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外交政策构想与中日关系》，无一不是贵实证、轻虚谈，明显带有总结中外历史经验、为当代社会提供某些借鉴的资世意味。这些成果都是通过详细对比、考察所得，有着作者们深思熟虑的理解与判断，代表了当前中国学者的水平与动向，为社会贡献了新篇。

　　中国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是与国家所发生的空前社会变革同步发展的，明白无误地确立起自己的地位。开展东方外交史研究，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国内的外交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把东西方古今外交中有价值的思想与实践作一番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其间的差异，也可以让我们获得许多新认识。当今世界正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借鉴和关注各国的成功经验，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虽然每个民族和国家发展方向大体相同，但是发展道路与对外交往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还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番系统的中外比较和东西比较。只有比较，才有鉴别，发现优绌，看到各国所处时空地位、发展阶段与差距以及造成发展差距的原因所在。中国历史传统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资治与治世，以今天的发展来看光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从相互学习与大国关系的角度而言，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在西方人看来，一个国家在富强之后必然走向霸权，形成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存在一个“修昔底德陷阱”。这是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解释欧洲历史尚且可以，但并没有普遍的意义。这也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也给中外学者提供了一个从容交流、对话的机会，有助于对东方历史、文化深刻而准确的理解。

　　三、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中国的东方外交史是世界史中的年轻学科，尚在构建当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大国竞争加剧，不确定因素增多，历史上的国家关系又如此复杂，今天的发展离不开对历史进程的了解。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是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功能。　　

　　以往的外交史基本上属于中外交通史或东西交通史的范围，把外交史从中外交通史中独立出来，是外交史研究的深化与行动的具体展开，凝聚着探索者的心血与智慧，昂扬着中国一代学者的锐意创新精神。因为研究刚刚起步，从复杂众多的历史问题当中理出个头绪来实为不易，理论的不足，本土资源整理与挖掘上的困难，体系、理论以及分析模式的建立都可能给研究工作带来一些困难。对于历史文化背景迥异、复杂万千的东方历史，学者们只是“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选择极有难度、极有挑战性的东方外交史作为攻关方向，力图在体系、内容、指导思想与写作手法上打破传统格局的限制，以东方本土资源和中国人的史观构建出不同于以革命史观书写的外交史，更不同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史。

　　必须指出的是，原创性的东西还有待进一步开掘，学者们的积极性也有待进一步激发，学术真理尚未在传承与创新中得到充分的进一步展现。细察以往出版的著作与发表的论文，参之以东方外交史建设的标准就可以发现研究上的不平衡，以致出现畸重畸轻、畸多畸少的情况，东亚、东南亚成果较多，南亚、西亚和中东地区成果相对较少，有的领域至今无人涉足，反映出研究上的不足与空缺的一面。作为历史学中最为年轻的一个分支，东方外交史要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编纂体系和史学理论，向成熟的高峰推进，完成这个艰巨课题还要付出艰辛的巨大的努力。　

　　东方外交史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各国的多样性与合作经验。以往的外交史以政治史居多，关注的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往，重大政治、经济活动往往远离人们的视野，失去了外交史应有的魅力与风采。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异常丰富多样，外交思想博大深邃，但是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与阐发，或者说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外交史理论。归根到底，还是与东方文化的综合性有关。东方外交史有自己特定的体系与内容，它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心来书写历史，关注当今社会的重大需求与学术前沿，强调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东方与西方的互动，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从对现实的关怀中来研究历史，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建立中国人的学术话语体系。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建立中国人的外交史话语体系，就必须努力构建出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框架、体系与分析模式，使用本土资源，展现东方人的史观。从以往推出的著作来看，外交史始终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即使研究外交也多以现状为主，外交史成果相当之少。在这少之又少的著作中又偏向国别外交史和双边外交史，根本没有使用东方外交史这一明确概念。确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提出与推进具有弥补国内外交史研究空白的意义，可视为总结历史经验的一项宏大文化工程。

　　东方外交史研究要有更大的发展，一方面不能否认传统外交史在传播、保存史料上的贡献，不能否定纯粹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如果过多地强调为现实服务而又忽视了历史研究的学术使命，缺少了应有的理论建设，就无法推动历史研究进步。只有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保持同步，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保持应有的定力与心力，东方外交史研究才会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