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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张义修:“实践”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内涵及其转变 ——一项从人本学到新世界观的概念史考察
2019年02月12日 09:39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 作者:张义修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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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年春,马克思在记事本中写下“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标志着一种新哲学破茧而出。马克思用“实践”概括这种新哲学的出发点,并且用“对象性活动”来说明“实践”的基本内涵。“对象性活动”并不是在《提纲》中才出现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已经用“对象性活动”来刻画人的实践活动了。本文回归马克思从《手稿》到《提纲》的德文语境,通过对“对象性活动”及“实践”的概念史考察,辨析其中发生的思想逻辑转变,以期重新理解作为新世界观出发点的“实践”的核心内涵.

  一、《手稿》的初始建构:人本学视野中的“对象性活动”与“实践”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工人劳动的分析,将“对象”“对象性”及“对象化”的哲学分析具体展现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即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的产品,不是与工人无关的物质,而正是工人的“劳动”本身从“活动”状态变成了“对象”状态,这些产品对工人而言具有“对象性”。马克思的这种概念用法并非独创,而是来自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语境中,人的本质具有“对象性”的特征、“对象化”的实现机制。因此,人在面对一个“对象”时,应当将这个“对象”重新理解为自己的“对象性的本质”、理解为自己的本质的“对象化”,这样,才会避免出现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颠倒支配关系——“异化”。可见,费尔巴哈对“对象性”概念群的用法,是以人本学的哲学逻辑为支撑的。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对象性”的阐发并没有完全照搬费尔巴哈。相比于费尔巴哈,马克思更加明确地将“对象性的行动”或者“对象性的活动”嵌入人的本质规定之中。在这里,人的“对象性”的本质规定更加具体地表现为运用自然力来创造和设定自己的对象的活动过程。《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一方面停留在人本学的总体视域中,另一方面又恰恰为马克思从哲学根基处超越费尔巴哈提供了最初的概念基础。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直接用“对象性活动”来诠释“实践”概念,但他已经数十次地使用了名词“Praxis(实践)”和形容词、副词的“praktisch(实践性的、在实践上、实际上)”。除了在与“理论”相对的意义上形容实际活动之外,青年马克思还对“实践”的内涵做出了人本学说明。这样,“实践”便开始与“对象性”“对象性活动”的人本学表达联系在了一起。《手稿》中的“实践”和“对象性活动”一样,都是服务于人本学逻辑的概念,反映了青年马克思在最初面对经济学课题时涌现出的人本学的哲学灵感。

  二、《神圣家族》的双重逻辑:“对象性”的人本学内涵与现实性内涵

  作为马克思思想转折期的著作,《神圣家族》将《手稿》中出现的双重逻辑——从人的本质出发的人本学逻辑以及从经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的内在冲突进一步体现了出来。一方面,马克思依循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没有对其做出任何自觉的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越来越强调从现实的工业和经济实践出发来理解社会历史。就本文所关注的“对象性”和“实践”概念来说,马克思一方面继续从人的本质出发,深化了人的“对象性本质”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人的对象性、实践性活动以更加现实的内涵。

  首先,马克思重申了人的“对象性本质”,并继续以此为基础批判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中的异化。在经济学方面,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所做的评注。马克思在肯定蒲鲁东的同时,再次确认了自己人本学的经济学异化批判思路——通过对人的“对象性本质”的理想化设定,与现实经济过程相对照,批判经济学所掩盖着的人的本质的丧失和异化。而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马克思也是基于同样的思路。

  其次,马克思对人的“对象性存在”予以进一步阐发,指出了“对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内涵,由此开始赋予“对象性”以更加现实的规定性。马克思一方面已经明确将“对象性”的讨论放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却仍然固守在“人的本质特征”这一出发点上。在不久之后的《提纲》中,他才自觉地发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根本矛盾。

  最后,马克思赋予了“对象性、实践性”的人类活动以更现实的经济内涵。在《神圣家族》中,尽管马克思依然坚守人本学的逻辑,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他已经不再过多地谈论“对象性”背后的主体性,反而越来越突出“对象性”所体现的现实性,更加强调的是,关键不在于人的主观上的认识,而在于客观上对现实的改变。人的“对象性本质”的哲学设定的意义已经在减弱,现实的经济实践的意义在逐渐增强。这就为马克思彻底告别人本学的思辨话语奠定了基础。

  三、《提纲》的革命性突破: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实践”的后人本学内涵

  尽管在此前的文本中,马克思已经逐渐展现出思想的原创性,但是,直到《提纲》,他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与费尔巴哈的哲学存在的根本性差异。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所理解的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实践”已经不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所能包容的了。因此,在《提纲》中,“对象性活动”成为马克思界划自己的新世界观与费尔巴哈思想之间差异性的重要规定,展现出一种“后人本学”的性质。

  “对象性活动”作为马克思界划新世界观与费尔巴哈差异的一个方法论概念,其关键在于,不再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导引出“对象性活动”,而是相反,即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塑造了包括人自身在内的对象性的世界。因此,马克思不再探讨人的“对象性本质”,并且直接地反对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规定。可以说,《提纲》中的“对象性活动”恰恰表明了一种超越人本学出发点的“后人本学”的理论冲动。

  马克思意识到,只有跳出哲学思辨,直面社会生活中人的实践,而不是用理论去解释理论,才能克服理论层面的神秘主义,揭示作为一切理论之基础的世俗社会生活本身的矛盾。马克思的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实践”概念存在着从人本学向后人本学的转变,其内涵逐渐具体化为具有现实革命性的社会经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对象性活动”原本所具有的人本学色彩也逐渐地消失了。《提纲》中的“实践”之所以耐人寻味,与其说是因为“实践”所具有的哲学性,毋宁说是由于其非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和社会变革的现实指向性。以此出发,马克思不再需要以理想化的“人”作为理论依凭,而是基于物质生产实践,逐步构建起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韩卓吾/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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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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