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基于“公共阐释”的当代中国阐释学派，需要对西方阐释学和当代阐释学发展的现状作出深刻反思。阐释的定义源于认真观察社会历史得出的复杂判断。根据马克思的阐释学原则，一个人若不能理解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对于理论活动真理性的宣称就不能选择适当的表述和表达，就会走向神秘主义。因此，就目前而言，奠基于唯物史观之上的马克思阐释学才是真正的当代阐释学。

一、问题的提出：阐释学发展现状

　　我们今天所言说的“中国阐释”，大多是由于我们没有深刻考虑清楚历史自身的限制的结果，以致我们感觉传统的条条道路对于破解我们的问题不太有帮助。不过，不管“理解”的差异如何大，我们若能把这种“理解”阐释（或解释、诠释、释义等）出来，当然就属于“公共阐释”。因为它总是应该有根据的、客观的。由于当下“中国阐释”衰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在近代学者所作的最后的伟大努力之后，一方面被颠转为西方理论宰制中国学术格局一百多年，另一方面则逐渐转变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西方学术之中国化。无论怎样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基本的历史阐释学的事实。因而我们可以主张，在唯物史观或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为时下中国阐释学奠基。

　　反观西方的阐释学道路，人们在处理阐释学问题时，曾主要局限于某一特殊学科范围内。这实际是分门别类的阐释学，思想方法却是同一个，即都停留于阐释的技巧层次上。甚至，不过是窄化为阐释书面文献的技巧。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以唯物史观为奠基的阐释学是生发于马克思对人类实践的深邃、全面的反思。它的结果是使阐释学的“旧世界”终结，这其实也是对哲学阐释学的革命。这个革命在原则上导致关于“理解的科学”超越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规范原则。

二、西方阐释学与阐释的张力

　　那么，这种阐释的张力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

　　第一，即阐释的“私独性”与“公共性”之划界的张力。众所周知，在西方的思想史中，阐释学滥觞于人们理解《圣经》的需要，它所关涉的是神与死者之间的交流。从深层上看，这种交流在古老的释经传统中是“私独性”的，而不是“公共性”的。在对《圣经》的理解中，人们认为私人所得就是神圣启示，而一旦这种启示公之于众，就立刻表现为多元性和相互的不一致性。

　　马克思对于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以及唯物史观社会批判的奠基，也是透过属于人的社会性的公共性得以阐明的。唯物史观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它在“私独性”与“公共性”之争的底下放置了一个新的基础，更准确地说，用一个新的客观基础置换了一个已经确立的基础。在这里，恰好是这种似乎涉及私人性信仰（个人—主观的东西或者群体的主观性）已经完成的奠基的想法，有必要与唯物史观奠基的观念区分开来。这就是说，唯物史观奠基是对私人性信仰本身的批判，要指明它（私人性）信仰建立在什么之上以及如何建立。马克思认为，在人的感性活动之阐释学语境中，阐释的“私独性”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独性”，这种“私独性”一定具有公共性。然而同时，在阶级社会中，“公共阐释”总是经过了意识形态（私人性迷信）这一中介，才能被我们的语义想象所构建，这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基本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语义的构建是受制于与之相关联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