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3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在乌镇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愿同世界一道，把握信息革命历史机遇，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打造网络安全新格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携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处理网络空间时高举的新旗帜，是以应对网络空间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治理新路径。承担“共同责任”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其所揭示的是合作共赢、彼此负责的处事态度，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是管控分歧、相向而行的安全理念，是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潮流。从国际网络安全的角度来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论，已经超越国际关系领域的三大理论逻辑，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网络安全技术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改变了原有国际政治逻辑、网络安全逻辑和商业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各国在网络空间既有共同关切，也有不同诉求，应当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谋求共同福祉。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目标提出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为各国加强在网络空间的合作凝聚了共识、设立了目标、提供了抓手。尤其是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叠加的情况下，国际网络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在此时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可以更好地向国际社会介绍“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网络安全问题混合着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和社会危机在全球范围集中爆发。然而，在缺少国际合作意愿与大国引领的情况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时愈发捉襟见肘。加之恶意网络活动猖獗，网络安全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受到制约，导致各国境内网络安全事件频发，对公民、私营部门和政府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整体上恶化了网络安全环境。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报告指出：“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是网络攻击的泛滥，以及因疫情而面临巨大威胁的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同时，新冠疫情揭示了多利益相关方国际协调的重要性。”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不断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次生危机，给国际社会带来了重大风险隐患。可以说，网络安全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另一条隐蔽战线，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合作。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为各国提供了重要契机来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创新。对于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来说，新冠肺炎疫情为国家治理、数字经济和全球治理带来挑战的同时，更提醒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在对全球产业供应链、跨国信息共享、国际技术合作发起挑战的同时，也暴露出西方国家的应急机制与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问题，故此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呼声强烈。

　　不仅如此，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2013年“斯诺登事件”后，国际社会曾短暂地试图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领域达成共识。2014年，巴西召开了多利益攸关方大会，共同商讨应对大规模网络监听、进攻性网络空间行动等国际治理机制。2014年至2015年，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就负责任国家行为准则、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和建立信任措施等网络规范达成共识。2016年至2017年，由于各方在国家责任、反措施等方面的分歧最终未能发表共识报告，国际社会在构建网络安全国际治理机制上的努力陷入停滞。

　　治理机制失灵不仅使国际层面的网络危机管控和争端解决等相关机制处于空白状态，也让一些重要的双边对话合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如美俄网络工作组在“斯诺登事件”后中断，并且短期内难以恢复。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一度因为起诉中国军人事件而中断，虽然建立了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后升级为中美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但对话机制主要聚焦在打击网络犯罪领域，不涉及到网络军事与规则制定等议题。因此，在缺乏危机管控和争端解决机制情况下，各国在网络领域的冲突易于升级，并且容易鼓励采取单边行动来进行反制，从而会进一步加剧网络安全困境。

　　中国持续不断地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克服各种困难挑战，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并且发布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等重要成果，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