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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马克思的政治组织观
2019年05月21日 09:44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4期 作者:[美]皮特·胡迪斯;张光明/译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组织观;拉萨尔

内容摘要:仅仅让组织作为特定阶级或势力的代表是不够的,哪怕必须如此;仅仅让它们发展出无等级差别的、民主的决策形式也是不够的,哪怕必须如此;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对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来说,都还不是充足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组织观;拉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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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组织观的哲学基础

  尽管马克思一生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并在这些参与过程中阐发了若干至为重要的思想,但他在政治组织问题上的贡献,是他的整个理论中最少被人研究的部分之一。

  1843年,马克思作了详细阐述:“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在这里,他认可了现实世界里的这样一种力量,它实现自由的思想而并不简单地抛弃哲学。诚然,这些早期著作中所谈到的政党,大略说来,仅仅是思想主张的一种组织载体,而不是夺取政权的手段。然而这些著作却构成了马克思组织观的基础,他后来终其一生都在发展这些观念。

  二、马克思论政治组织:1848革命之前与1848年革命期间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一个革命阶级的发现,直接把他引向他的组织观,从那时起,他便力求与工人们建立联系。1846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利时共产主义者菲利普·日果(1819-1860),一起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组织观的基本特色落实为了具体的组织形式,它强调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国际主义和明确建立在革命思想基础上的团体。

  1847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变成了正义者同盟的一个支部,在7月伦敦代表大会(马克思未参加)上,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被指定为同盟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这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一部作为自己组织工作的纲领性基础的著作,即《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组织需要有这些综合理论性的著作来指导。在这个问题上讲得最为透彻的,是马克思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写于1847年末的《共产党宣言》。此处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任何特定的组织都是暂时的,它要为自己争取生存权,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活得比自己的时代更长,那它就要失败。马克思从来不搞对组织的盲目崇拜,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的全部组织实践中,特别是体现在最为重要的1848年革命期间。

  三、《资本论》、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随着革命从1851到1852年的全面消退,马克思提议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尽管党的这一短暂表现形式消失了,但在崇高的历史意义上,党自身并没有消失。马克思退回到不列颠博物馆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他那部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从1852年到1864年,他在“全然短暂的意义”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或组织。

  马克思从他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发性组织形式的必要性,但这还不是实现解放的充足条件,还需要有能够为“运动的未来”提供指导思想的组织形式。虽然他把这后一种形式称做“党”,但他显然不是要以此说明,它应该从外面去统治和控制自发的斗争。同理,他也不认为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那些“暂时性的”党派只是次要的。新的组织形式要从群众产生出来,而革新者们——包括马克思在内——则要参加进去并负责使之具有思想性。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的党派不是宗派,它们必须表现为“自觉的、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欧洲工人运动在当时是五花八门的——从工联主义者到反对工联的蒲鲁东主义者,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它们全都是国际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国际中要处理一系列复杂的协调事务,在面对大量内部冲突时他需要努力维持组织的统一。

  对国际的最大考验来自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国际并没有创造公社,公社完全是自发产生的;然而公社一诞生,国际便倾尽全力去支持它。巴黎公社是要由联合起来的民众通过权力分散和对社会的民主化管理,来废除国家机器。

  马克思对公社决不是没有批评的。他批评公社没有乘胜向凡尔赛进攻并解除反革命的武装,认为是这些错误最终毁掉了公社。但是他从没说过公社的失败是由于缺少一个领导斗争的中央集权“先锋队政党”。正好相反,他把公社看做“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

  四、两种组织观:马克思和拉萨尔在党的问题上的对立

  马克思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贡献,进一步延伸到了德国运动中关于党建问题的争论中。实际上,他在组织问题上的一些特别独到的观点,是在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的思想影响进行争论时发展起来的。

  第二国际(以及后来第三国际)的无数人物,认为“现代社会主义者之受惠于拉萨尔,甚至超过受惠于马克思;马克思创立了文化的与论证的世界,拉萨尔使人民组织起来”。然而,马克思本人远不像他的追随者们那样对拉萨尔的“不朽功绩”感兴趣。1862年7月,他称拉萨尔的国家主义观点为反动的、波拿巴主义的。当拉萨尔的党建立时,马克思向同事们表明,他与此毫无关系,尽管他克制着不让自己的批评意见公之于众。

  1875年5月1日,马克思对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统一的回应——《哥达纲领批判》,可能是他在组织问题上的最重要文献了。此文尖锐地逐条批判了哥达纲领在国家、农民、“工资铁律”以及共产主义等问题上的拉萨尔主义观念。在抨击《纲领》孤立地把兴趣集中到分配而不是生产关系上时,马克思最为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资本主义之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观点。在马克思不允许自己陷入对未来的详细设计时,他的追随者们却不懂得如何把握废除价值生产的中心问题,这迫使马克思特别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在批评一份党的文件时论及这个问题,马克思正是以此指明:一个工人政党的生存,关键在于它对于资本主义和针对它的革命替代要有清晰的认识。

  组织的统一是否比革命的原则更重要?马克思的追随者们认定,统一是高于一切的考虑,哪怕是与一个在资本主义分析及其替代问题上都固守错误的派别,也要实行统一。与此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绝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这句话揭示了他的政治组织观的一个最主要方面,即是说,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仅仅由于它自己建起了一个党,仍不足以获得其历史性存在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它必须使自己坚持政治的和哲学的原则,从而使工人阶级提高到能够超越现存社会的理论视野。这才是统一代表大会所缺少的东西,这也使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作的批判,成为他的政治组织观的一份核心文献。在马克思看来它自身绝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新的社会,它是远远高于组织的。

  如果要用一段话来概括马克思的组织思想,那只能是他给拉萨尔派领导人约翰·冯·施韦泽(1833-1875)的话:“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行为规范的管束,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教会他们自己走路。”

  五、结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对立

  各种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运动,从来都是在这一前提下运作的:党需要对群众实行动员,指引目标。这一点是如此明白易懂,以致几乎没必要再进一步去解释了。但今天,在百年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错误努力失败之后,目标显然不好懂了。今天在我们面前最不确定的问题就是: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形式应该是怎样的?组织的作用由此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仅仅让组织作为特定阶级或势力的代表是不够的,哪怕必须如此;仅仅让它们发展出无等级差别的、民主的决策形式也是不够的,哪怕必须如此;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对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来说,都还不是充足条件。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组织,它们在革命之前就能够提出革命之后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并予以研究。

 

  (作者单位:皮特·胡迪斯(Peter Hudis),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美国欧克顿社区学院;译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禧玉/摘)

作者简介

姓名:[美]皮特·胡迪斯;张光明/译 工作单位: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美国欧克顿社区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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