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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战略的两大转型及其内在逻辑
2019年04月10日 11:10 来源:《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6期 作者:朱 锋 武海宝 字号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外交;战略转型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两大转型:一是在适应时代变迁方面,中国外交实现了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的转型;二是在外交战略推进的能动性和外交视野的拓展方面,中国外交实现了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的战略转变。深入探究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的转型既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又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取得战略均势的需要,而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战略的转变则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外交;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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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两大转型:一是在适应时代变迁方面,中国外交实现了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的转型;二是在外交战略推进的能动性和外交视野的拓展方面,中国外交实现了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的战略转变。深入探究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的转型既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又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取得战略均势的需要,而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战略的转变则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改革开放 中国外交 战略转型

  作者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南京210000);武海宝,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后(南京210000)。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外交也相应地进行了深刻的转型。站在今天的视角回顾中国外交40年所走过的历程,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外交与时代变迁的紧密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1]这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发展总体情况的了解,一般只有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结束以后,我们才能获得比较深刻和准确的认识。对于中国外交的发展来说亦是如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回顾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丰富和广阔的视角去突破过去某个时代的局限,进而把握住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整体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中国外交战略的两大转型

  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一般包括对国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认识,对国际格局的基本判断以及对外关系的基本目标和原则等内容。从这几个方面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两大转型:一是在适应时代变迁方面,中国外交实现了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的转型;二是在外交战略推进的能动性和外交视野的拓展方面,中国外交实现了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的战略转变。

  (一)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的转型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一个国家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此,列宁曾深刻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2]可以说,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决定着一个国家外交战略的基本性质和方向。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集中于“战争与革命”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这种革命外交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美、中苏关系的突变出现转折,中国的外交战略也由“一边倒”相继过渡到“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但是,革命外交的基本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也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比如,1977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仍提出:“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报告还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世界“绝不会有什么持久的和平”,“当前的国际形势大好,是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事实表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国际形势的主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3]。这种表述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依旧是战争与革命,中国外交的“革命”性质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初期也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4],时代主题因此开始悄然发生新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战争与革命不再是关系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最迫切问题,和平与发展正日益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时代发生的变迁,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5]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为中国外交战略奠定了新的基调。这种外交战略的首次转折发生在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革命不能输出,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6],这是对以往的革命外交的根本转变;同时,党的十二大报告首次摒弃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提法,并明确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则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深刻转变,中国外交也进行了深刻的转型,即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转型,其主要表现为: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作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7],主要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来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8],“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9],坚持外交为经济服务而不是经济为外交服务的原则等。中国外交的这种转型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战术性的;转型的意志是坚定的、彻底的,没有因国际关系一时的变化而动摇。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集体制裁的情况下,中国外交战略新的目标和原则也没有动摇过。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10]

  实际上,中国外交战略的这种转型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其重要标志就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正如后来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对外开放”首先就是“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因此,中国后来走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道路,其最重要的标志应该就是中美摒弃敌对关系,实现关系的改善。中国外交的这种转型虽然在当时仍带有一种被迫适应国际局势变化的暂时性因素,主要基于应激反应和外力驱动,比如是为了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11],减轻来自苏联方面的国际压力,但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时中国外交的这种转圜具有历史必然性。中美关系的改善显然已经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的首要出发点,已经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主要标准来衡量国家间的敌我关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型,实际上就是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改善的延续。

  (二)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思维和谋划的新征程,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加强了外交的能动性和主动性,由此实现了中国外交从过去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向“奋发有为”战略的转型[12]。正如王毅外长所指出:“这几年中国外交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主动进取,积极作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发挥中国作用。”[13]这一段话可谓对中国外交“奋发有为”性质的生动诠释。

  新时代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更加坚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表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4]这种维护中国正当权益和核心利益的坚定决心在中国南海维权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为了应对南海仲裁案带来的外交压力,中国海军三大舰队齐聚南海海域举行实兵实弹演习,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谓的“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的斗争精神[15]。

  第二,主动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理念。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概念。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16]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方案。新型国际关系概念包含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17]

  第三,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贡献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既聚焦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满足了沿线国家加快发展尤其是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内在需求,是中国与当今世界发展所能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因此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正如王毅外长所说,“一带一路”完全是一个各国优势互补、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大的公共产品[18]。而在过去,这样的公共产品是很少的,我们更多的是搭乘别国尤其是美国发展的“便车”。现在中国外交则更加积极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曾公开表示,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19]。从搭乘别国发展的便车到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新特点。

  第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是一个不平等、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这种传统的旧秩序对中国发展的束缚越来越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20]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21]。与这种转变相适应,中国提出了许多意义深远的倡议,如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并确定相关路线图、深化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推动建立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等。在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同时,中国还利用各种多边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目标,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描绘了蓝图。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并正在成为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变革的总目标。因此,该理念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国为世界秩序转型发展所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

  中国外交的这种奋发有为的特征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即便是普通民众也能够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这种新变化。但是,中国外交是否发生了“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的转变,这种转变到底是量的变化,还是质的变迁,学术界是存在争论的。比如阎学通认为,中国外交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转型,这种转型不只是量的变化,而是质的变化。[22]而秦亚青则认为,中国外交并没有发生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变化,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把二者对立起来反映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原子式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而中国的中庸之道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和背景知识将使中国能够合理地把握对外关系中行为的尺度,从而在延续性中实现有利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变革。[23]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但也都有不足。毋庸置疑,中国外交在奋发有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韬光养晦,当然更没有放弃有所作为了。是否放弃韬光养晦,其关键在于中国对美国的关系上。对此,王毅外长曾明确指出:“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要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地位的战略意图”“中国尊重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我们从未想过要把美国从亚太排挤出去,而是希望美国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发展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同时他也强调,“亚太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希望美方也应尊重中国的利益与关切”[24],这种表述可谓软中有硬,硬中有软,既有韬光养晦,又有奋发有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延续了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转型的基本外交战略,在这一点上突出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变化。国务委员杨洁篪也曾在十八大后明确指出,中国将“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25]从这个方面说,秦亚青所说的中国外交没有发生质变,而是适当地把握了外交行为的尺度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能不能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的变化仅仅是量的变化,或者更具体地说,仅仅是在工作的主动性上有了更大的提高?[26]笔者认为,不能。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变为质变。如果把质变的关键节点还原为量的变化,实际上就把握不住事物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特征。从最表面的现象来看,“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是在中国国力薄弱、其经济体量相当于日本十分之一的背景下提出的战略,很明显,这种战略与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三分之一动力的当下中国所提出的外交战略不能同日而语。

  和平外交的理念固然在新时期没有变,从这一点上说,新时代的外交战略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外交战略同处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因而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外交战略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仅仅是量变而不是质变。主动提出对美关系新原则,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目标,主动提出世界秩序变革的方向,为世界提供宏伟的公共产品,这些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传统外交战略相比,都是质的变化。也就是说,这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所无法做到的,是外交视野、外交格局的质的提升,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变被动为主动的问题。[27]这种质变在笔者看来,意味着中国外交从聚焦自身向放眼全球的转型。从中国思考世界,还是从世界思考中国,其差别是质的差别而不是量的差别。如果说邓小平开启了中国从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的战略转型,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则开启了中国从聚焦自身向放眼全球的战略转型。聚焦自身,就是从世界思考中国,主要是思考中国怎么办,尤其是怎么生存和发展下去,这是中国综合国力仍然比较弱小,缺乏担当国际责任的能力、意志和决心的体现。这种战略具体体现在不结盟、不称霸、韬光养晦等具体的外交战略原则中。放眼全球,则是从中国思考世界,目光主要不是向内而是向外,主要不再是思考世界局势可能对我们的生存发展造成怎样的威胁,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而是主要思考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什么,能够为世界发展承担怎样的责任,贡献怎样的方案,提供怎样的路线,做出怎样的努力,在这样的视野下来思考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发展,什么样的国际关系对中国发展有利,怎么处理好国际关系。虽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已是老生常谈,但其中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主要是从国际的大局来思考国内的大局,这就是新变化。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上,新闻通稿中明确提到,非洲国家“感谢中国在国际上主持正义,维护非洲和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28]中国为非洲国家“主持正义”的这种“醒目”的表述明显已经不是基于“韬光养晦”基础之上的“有所作为”的范畴,而只能理解为“奋发有为”的外交战略的范畴。

作者简介

姓名:朱 锋 武海宝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职称: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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