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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潘于旭:“块茎思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2019年03月29日 16:09 来源:《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3期 作者:潘于旭 字号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块茎思维;人类共同发展模式

内容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向全球传递并已被广泛接受的重构人类共同发展模式的新观念。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块茎思维;人类共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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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向全球传递并已被广泛接受的重构人类共同发展模式的新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实践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同时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逻辑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

  一、旧式人类共同体及其批判

  共同体理论是在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提出的,与之紧密相联的是民族和民族国家观念,但并没有因此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自霍布斯以来,共同体问题伴随着契约社会的公共性而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历史的急剧变化,共同体作为超越个体存在的政治生活内容,日益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话题。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区分了两种主要的“想象的共同体”形式:一种是藉由特定语言符号结合而成的古典共同体;另一种则是围绕“国家”“王权”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其中,前一种共同体的成员通过语言的神圣性完成其对共同体的认同,但这种共同体的实际范围及其合理性基础,却又并非神圣语言或文字所能完全表达。同样,后一种共同体虽可看到国家、王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但它更多地依赖自然条件或血缘关系来维持合理性。以上两种共同体,就其构成基础而言,都不是建立在自觉认同和现实共同利益基础之上,而只是“想象的共同体”。即使随着意识的发展,人们能够自觉意识到共同体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意义,但是一旦抽象的语言神圣性失去了约束作用,或者神圣化的意象所造就的宗教信仰的虚幻性遭到揭示,抑或抽象的王权所构成的共同体内部产生分化、冲突甚至对抗,这两种共同体就会丧失其存在的自然基础。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旧式共同体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共同体模式。然而,资本主义共同体并不是以整体的人类主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此它虽然包括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和民族,但是其实践基础却是围绕经济过程中的商品、贸易等外在形式展开的,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共同体的主体构成被经济形式所支配。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享受着资本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在推动整个世界发展中的权利和责任却处在彼此分裂的状态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中心和边缘、发达和落后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一部分先进和发达国家或地区享受着权利,但却并未相应地承担起推进世界发展的责任;另一部分落后和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虽然扮演着资本所带来的资源回报和商品倾销对象角色,但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矛盾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改变,相反还愈演愈烈。

  这两种在当代世界以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出现的构成方式,并没有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矛盾。相反,正因为它们在各自所持价值观念上的偏执和对立,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冲突。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依据共同体之外的某些本质或属性为基础形成的抽象共同体,而是以各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具体主体性为基础,通过“命运”这一共同追求的价值和使命建构起来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作为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各个民族国家共同构成的。现实中不同国家和民族、地区存在和发展的形态不尽相同,为此就应承认各个国家和民族、地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共同主体,本身是多样性、多元性和层次性甚至是异质性的共存。

  那么,多元异质的主体共存是否会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发展目标?

  与各种旧式共同体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自身的共同命运作为建构基础,把经济、资本、技术作为联结纽带。这种共同体不论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程度,坚持公正平等原则,按相应能力承担各自的责任,享受平等的权利。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等状态相比,这种共同体体现了人类平等进步、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即使是落后国家、民族和地区也能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得到发展,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单一性和狭隘性,开启了人类走向共同发展的新纪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形态是建立在共同交往基础上的共存和相互关系形态。承认各个国家、民族的独立存在,就是要承认各个国家、民族之间公正平等的交往;承认它们独立自主的特点,就是要承认不同国家、民族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存在时空差异。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共存原则的具体体现。

  交往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的构成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原始的平等交往是平面的,以自然的地域为单位,但人类在地域性的交往中衍生出血缘关系的交往及其限制,由此导致人类社会进入到上下级的等级制关系中,并确立了从强到弱的传递。这就决定了在传统社会中形成了有限交往结构,即由从上到下在相对封闭环境里的自然交往发展到围绕特定中心而形成的等级交往。它们构成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结构的基本样态。与此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公平交往。这样就把人类社会从“树状”式的结构模式转向了“块茎”式的结构模式。正是这种“块茎”向“藤蔓”的延伸推动着人类社会交往从纵向的等级关系向横向的平等关系演进。

  三、“块茎思维”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继续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再次引述了“地瓜理论”。所谓“地瓜理论”指的是“块茎生长”和“藤蔓延伸”的思想。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发展的思想到亚太地区的复合型互联互通经济网络的建设,进而上升到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联系,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以来的“树状思维”来说,“地瓜理论”中所蕴含的“块茎思维”是一场革命。

  树状思维将树根和树干视为一种竖向的、中心化的、通过树节表现的生长形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用资本和商品之树建立起来的基本事实。由此可见,这种树状思维不但主导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而且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主宰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思想和整个哲学思想的发展——不论是在认识论、价值论还是在存在论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树状思维的影子。

  与树状思维不同,地瓜并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包含了诸多个体的整体,而且地瓜的藤蔓可以在其延伸的过程中重新生长。基于块茎思维方式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其平面化的平等联系以及相对于不同民族、国家异质性共存的共同命运来说,不是仅仅摆脱了一元、二元和对立性的相互关系,而是首先是一种由异质成分构成的多元体。在这种多元体中,“地瓜”的“藤蔓”一方面作为“块茎”的部分而存在,另一方面又作为新的生命存在;既是块茎意义的延续,又是新的生命的开始。不论是经济上的延展、文化上的交融,还是政治上的变革,无一不可放在块茎思维上去思考。

  树状思维规定了其自身存在状态的秩序,形成了在自身结构中的二元分化和对立的关系。但是块茎的连接关系是通过共同体内部事物的多向性、多样性建立的。从文化价值意义上来说,它是建立在人的经验生活中,并且在人的经验世界中延伸,是异质多元主体的共同体。以块茎思维为基础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与旧式人类共同体存在关联,又在新的块茎意义上生成了自身的结构。它吸收了原有共同体的合理成分,纳入到块茎化的组织结构中来,从而逃离了旧式共同体的限制状态而转化为自为的存在。

  总而言之,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块茎思维有着深刻的存在论意义,值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多元主体在共时性上的异质共存、社会交往方式的平面化变革、人类文明类型的共存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社会权力结构调整,给人类认识世界带来了新的向度。如何进一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中探索块茎思维的意义,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基于“块茎思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逻辑探析》,《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思彤/摘)

作者简介

姓名:潘于旭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禹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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