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进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思想斗争，需要提升对它的辨识力。首先要正视干扰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客观因素，把握提升辨识力的关键。其次要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共党史的学习，增强理论修养和史学修养，掌握理论武器。再次要揭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各种伪装，走出认识误区。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意识形态工作 辨识力

　　作者杨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理论界加强了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但一些干部群众在思想上对“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如何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存有疑问，在实际工作中常把一些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言论视为一般性学术意见，把一些有明显政治指向、政治危害的文艺作品当作“优秀作品”。因此，提升广大干部群众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辨识力，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正视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干扰因素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制约。当前，人们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认识，不仅受制于这一思潮的性质特征，也受制于历史认知的特点，还受制于认识主体的思想状态。

　　从客观方面看，干扰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首要因素，是这一思潮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滥觞于专业知识分子的研究。他们不仅从学术层面否定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而且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影响社会。由此，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出学术形态、文艺形态、政治形态和舆论形态等多种形态交织的局面。其中，学术形态为基本形态，是指专业知识分子以学术研究方式生产和阐述核心理论观点，并通过著书立说、发表文章、讲学讲座等途径进行传播。比如一些学者对中共党史的研究，遵循西方史学界以“阴谋论”“权力斗争说”进行解释的做法，利用心理分析法凭空揣测中共领导人的思想行为，根据零星史料颠覆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甚至直接污蔑“马克思主义才是历史虚无主义”，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核心理论观点。文艺形态是指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大众心理和娱乐习惯，把核心观点转化为感性的影视形象和生动的语言文字，通过各种文艺作品，如影视节目、小说、传记等呈现出来，使人们在轻松娱乐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有的电视节目坚持“娱乐至死”的态度，由非专业人士任性评说历史，用戏说、恶搞等做法，把艰辛、悲壮而日益走向光明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描述成一场场历史闹剧；有的文学作品坚持所谓“张扬人性”，以个体叙事演绎整体历史，用想象虚构替代历史事实，通过形象塑造、情节描绘、画面铺设等手法，“重新评说”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向大众传递错误的历史观。舆论形态是指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互联网等各种媒体，持续推送旨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的各种史料、文章，进而设置议题、引导讨论甚至挑起争论，在讨论和争论过程中传播其核心理论观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多种表现形态是当下意识形态学术化和日常生活化转向的具体表现。由于在多种表现形态中，专业知识分子、非专业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参与其间，学术讨论、文艺塑造和大众娱乐相互交织，这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给研判和辨识这一思潮带来严重干扰。

　　历史认识的特殊性也影响着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辨识。历史认识的主客体在时空上是分离的，历史这一客体不能直接呈现在认识主体面前，认识主体只能通过史料、史迹等客体的间接表现形式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事实，但又无法在认识中完全复原历史事实。同时，由于历史事实的最大特点是不可重复性，主体对历史的认识也无法通过实践检验，这又给历史认识和判断历史认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带来诸多困难。历史虚无主义借此大做文章，或是以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为由，否定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认识具有科学性；或是根据特定需要，以所谓“新史料”“新方法”颠覆已有结论。研究和认识历史是为知往鉴来，历史学“不只是关于过去发生过什么的记载，而应该同时包括对原因的探索，从中发现有益于后人如何行动的经验教训”[1]。要达到这一状态，在客观上要求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尽可能充分占有文献和实物资料，深入分析各种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追寻、接近历史的真相；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具有德、才、学、识等专业素养，坚持实事求是态度，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细致思考和必要的总结、归纳和抽象，实现事实叙述和价值评价的辩证统一；尤其是要求对历史认知中各种谬误的纠正和批判，应以丰富的史料、细致的考证和严密的叙述逻辑作支撑。然则，现实中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未必都能达到这些要求，非专业的干部群众在树立唯物史观和掌握历史知识方面更是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很多人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各种观点、论调难有清醒认识，更不能从理论上批驳和战胜它。

　　从主观上看，人们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认识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干扰：

　　一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蔓延。20世纪50年代，作为冷战在观念上的直接反映，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意识形态终结”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美国学者福山、亨廷顿等推动下“意识形态终结”论影响进一步扩大。历经几十年，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意识形态终结”这一主题，形成多种话语形式，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却一脉相承。“意识形态终结”论者高喊“终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其实质是要“终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西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普世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在我国蔓延。一些人歪曲党提出的“解放思想”、对外开放“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等思想，宣扬在中国“淡化意识形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突破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等论调，使“淡化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等观念深刻影响整个社会。这造成人们对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偏狭理解，以为意识形态就是空洞的理论教条，关注意识形态问题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日益麻木冷淡，丧失对意识形态问题最起码的敏感。因此，当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和西方文化娱乐产品大量涌入我国时，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它们“客观中立”“价值无涉”，忽视隐藏其中的西方价值观，对它们缺乏应有的鉴别、剖析和批判。在历史认识领域，“意识形态终结”论使人们看不到对历史的研究、评说本身是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行为，将各种否定党史、国史，抹黑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的言论，仅视为“学术领域的新观点”或者“不必当真的说笑”，主张“包容”。

　　二是西式教条主义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主动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但在此过程中，学术界出现西式教条主义倾向，推崇甚至迷信西方发达国家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成果，动辄以西方学术话语为圭臬，检省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衡量中国既有的学术结论，按照西方社会发展道路规划中国未来。马克思主义则在一些学科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2]。尤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相当严重。后现代主义史学秉持唯心史观，以解构主义为内核，强调与传统史学“断裂”，主张历史研究“去中心化”；反对“宏大叙事”，刻意追求历史的“破碎”；质疑和颠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科学性，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把历史化解为纯想象的文学”，认为历史是一种叙述，必然要编织情节，采用各种修辞。我国一些历史研究者奉后现代主义史学为圭臬，在研究立意、史料选择、研究方法、叙事方式上对后现代主义史学亦步亦趋。西式教条主义反映到大众生活中，便是崇洋媚外社会心理的出现。一些人盲目追捧西方影视节目、娱乐明星、生活用品和生活方式，日益丧失民族自信心，对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不以为然，甚至形成“帝国主义侵略有功”“中国落后，挨打活该”的谬论。

　　三是学术创新走入误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支持、推动学术创新。但一些历史研究者把学术创新视为“抛弃唯物史观”，否定、颠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宣称“要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宏大叙事彻底断裂”“要用新视角、新方法改写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要从人性的角度来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等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共党史研究中照搬西方的范式、方法、观点、话语，“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形成所谓新的成果”。[3]于是出现以碎片化的研究取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以标新立异的观点扰乱对历史事实的阐释，以满足特定政治需要背离历史研究科学性的流风。这种所谓“学术创新”生产出大量碎片化、平面化的“成果”，向大众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话语体系，在迎合大众对历史的疑惑和猎奇心理的同时扰乱人们的逻辑思维，导致大众历史知识的匮乏和历史观的混乱，也使大众对各种错误、荒唐的观点见怪不怪。

　　干扰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多种因素，既显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迷惑性，也表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正视这些因素的影响，找准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关键，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蔓延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