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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
2020年10月21日 13: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作者:裴长洪 刘斌 字号
2020年10月21日 13: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作者:裴长洪 刘斌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容摘要: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突破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局限性。一是揭示围绕“三对关系、六条线索”展开的中国渐进式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规律。二是总结在互联网、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中,对外贸易新业态、新商业模式重塑中小企业微观主体地位,培育和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经验。三是分析共建“一带一路”建立的合作共赢、海陆贯通的新型国际生产分工模式,及其蕴含的贸易盈余与对外投资紧密联系的新型国际经济多元平衡观。四是在习近平重要论述指导下,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的理念学理化。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突破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局限性。一是揭示围绕“三对关系、六条线索”展开的中国渐进式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规律。二是总结在互联网、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中,对外贸易新业态、新商业模式重塑中小企业微观主体地位,培育和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经验。三是分析共建“一带一路”建立的合作共赢、海陆贯通的新型国际生产分工模式,及其蕴含的贸易盈余与对外投资紧密联系的新型国际经济多元平衡观。四是在习近平重要论述指导下,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的理念学理化。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①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它既不是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在中国应用的产物,也不可能用西方理论来解释。立足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从学理上深化总结、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开放型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时代责任。

  本文论述安排如下。(1)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缺陷。(2)中国渐进式对外开放的理论意义和成功经验。(3)中国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的理论贡献。(4)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贡献。(5)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理念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贡献。

  一、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缺陷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不仅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实践的总结,而且对于当代全球贸易的新特点、新业态和新现象缺乏解释力,呈现明显的滞后性。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国际贸易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其国际经济学微观理论难以解释当前国际贸易现象,宏观层面的国际收支理论更是存在重大缺陷。它基于“霸权稳定论”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也难以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的新趋势。

  (一)关于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微观理论

  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的主线。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根基是机会成本。但有些学者认为,机会成本并不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唯一动因,资本、土地等要素禀赋同样会影响国际贸易。伊·菲·赫克歇尔(Eli F.Heckscher)和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G.Ohlin)因而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不可否认,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能够合理解释“南—北”型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然而对于解释“北—北”型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却无能为力。按照H-O理论,美国应该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但事实却恰好相反,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悌夫之谜”。③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生产分工的主要形式,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④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素禀赋的差异并不是产生国际贸易的主要动因,传统贸易理论认识的落后忽视了生产中的技术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建立在模块化、标准化技术基础之上的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为解释国际贸易动因开辟了新路径。同一产业内企业具有同质性,这是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但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这一假设显然与现实相违背。新贸易理论一个暗含的重要结论是:由于企业是同质的,同一产业内只要有一家企业出口,那么所有企业都应该出口,这与现实世界明显不符。据此,马克·梅里兹(M.J.Melitz)创建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以解释企业国际化行为——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生产率的差异,只有高生产率企业才能够迈过出口“门槛”进入国际市场,形成了新新贸易理论。⑤从以上梳理中不难发现,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次又一次创新发展,总是在克服了原有国际贸易理论的缺陷后问世的。

  依据上述国际经济学经典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出口初级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会不断固化,容易被“低端锁定”,因而诸如中国此类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⑥即使基于当前得到普遍认可的弱比较优势理论,⑦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既定的分工模式。但现实发展并没有按照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演进,中国不但没有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资本积累速度反而在不断加快,资本型行业比较优势的形成甚至比美国还要快。⑧新新贸易理论对解释21世纪之前发达国家企业出口决策行为具有合理性,在许多国外实证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新新贸易理论是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最新成就,迄今已整整过去了16年,在此期间,国际贸易模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生产率既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贸易现象,更不能解释21世纪以来跨境电商的发展。近些年,许多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新新贸易理论的质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企业数量占比超过90%的中小企业,创造了超过60%的贸易额,这一比重还在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即便运用新新贸易理论也是难以解释的。

  动态国际贸易理论是对静态国际贸易理论的延伸,主要是从动态视角考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福利的影响。基于技术不变假定的动态H-O理论认为,如果保持充分就业和稳态增长,原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会不断加强,很难发生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准则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关系,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某些因素导致了静态比较优势的逆转,那么该国经济增长势必会遭受损失,比较优势的转变要付出经济增长下滑的代价。⑨显然,该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比较优势转变的兼容性。近年来,动态国际贸易理论得到长足发展。该理论主要将宏观增长、技术演化、动态移民等因素引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⑩解释在资本跨期积累、劳动力跨区流动、技术内生等情形下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但其主要讨论异质性个体的创新与移民决策,既缺乏对政府所应承担的修正外部性责任的研究(“有为政府”的角色),也较少着眼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议题。

  (二)关于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宏观理论

  虽然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微观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存在滞后性,但总体而言,基本逻辑框架具有相对合理性,原有理论一般能够解释当时部分贸易现象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宏观理论始终没有得到现实的验证,特别是其主要部分的国际收支理论。以价格为中心的一般均衡论基本主导着国际经济学宏观层面的分析,汇率代表国际市场不同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中宏观分析的核心。运用汇率干预手段平衡国际收支,成为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所谓“经典理论”。

  国际收支理论之所以失效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第一,不完全竞争市场导致汇率机制失灵。基于一般均衡的汇率理论,基本假设是市场的充分竞争,但国际经济贸易实践中却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发达国家对战略性资源(如石油、自然景观)、技术的垄断,以及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管制,必然会导致贸易失衡,即便通过汇率(价格)干预也无济于事。石油出口国、技术出口国、旅游出口国等资源垄断现象,并不因价格和国际收支调整而改变。例如,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导致的。第二,伴随资本输出的贸易品输出也不随汇率变化而改变。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势必促进中间品贸易的跨境流动,汇率变动无法改变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流动。第三,低储蓄率与货币霸权的双重作用。美国的储蓄率相对较低,美国人超前消费的观念和低储蓄意愿势必导致美国大量进口。(11)部分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世界经济中外围国家的储蓄过剩更加放大了美国储蓄缺口,全球过剩储蓄通过房价、股价、利率、汇率传导到实体经济,加大了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12)当然,美国的低储蓄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贸易逆差。因为同样低储蓄率的欧盟成员国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贸易逆差,德国甚至是贸易顺差国(见图1)。贸易逆差本质上体现为对外负债需要清偿,为了降低外债比率,欧盟成员国会适度降低国外进口。而美国则不受清偿约束,依赖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可以“印刷”美元实现对外支付,汇率变动无法改变由美元霸权引致的贸易逆差。一国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愈大,愈会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13)贸易不平衡本质上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平衡在货物、服务流上的表现。

  图1 1960-2018年中、美、日、德四国贸易顺差与储蓄率变化趋势

  注:贸易顺差单位为10亿美元,储蓄率单位为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货币贬值不但对解决贸易不平衡于事无补,甚至会导致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愈发严重,主要表现为“货币贬值陷阱”与国际游资冲击。从经常账户看,货币贬值后“J曲线效应”会在短期内进一步恶化贸易赤字,即使经过了货币贬值的传导阶段,许多国家和商品由于不满足“马歇尔—勒那条件”,也无法实现改善本国贸易赤字的目标。(14)货币贬值还会产生“棘轮效应”,导致各国掀起“货币贬值竞赛”,本国连带其他国家同陷国际收支失衡泥潭。(15)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马克升值的结果,都验证了干预货币汇率并不能解决贸易失衡。

  从资本账户看,随着经济金融化迅猛发展和各国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和规模不断提升,短期资本对汇率变化的反应非常灵敏,汇率波动势必导致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对国际收支形成巨大冲击。总之,运用货币贬值手段平衡国际收支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三)关于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理论

  国家集团首脑会议从G7到G20,国际贸易组织从GATT到WTO,多边主义的演进成为国际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的潮流。那种认为国际公共品只配由极个别霸权国家提供,大多数国家只能被动消费的观点是落后的。正是基于“霸权稳定论”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需矛盾不断加剧。

  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霸权领导体系”,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霸权稳定论”。不可否认,该理论对解释20世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初始贡献。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W.Drezner)认为,国内市场规模赋予了大国独有的市场权力和强制性权力,进而可以维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16)霸权稳定论很长时间对维护全球三大经济体系(世界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期间,全球经济治理失败导致危机深化,随后爆发的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招致全球经济崩溃。美国趁机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通过“怀特计划”建立了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WB)为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霸权国—国际组织”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并运用投票权对国际公共产品进行“选择性供给”。这一安排既弥补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位,也保证了霸权国利益,使战后十余年的国际经济秩序保持相对稳定。

  冷战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质上是一种霸权治理,西方媒体不断在鼓吹这种思想。“霸权后合作”理论甚至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单极化”在后霸权时代依然会发挥作用,即使在美国经济衰落之后,“关系型权威”仍然能够凭借其功能而独立运行,进而保持美国的制度性霸权地位。(17)但事与愿违,在霸权国相对衰落的后霸权时代,制度并没有成为其维护霸权稳定的工具,制度改革反而成为国家争夺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更多涌现的是,各国对当前制度的不满,要求对其加以改革(如当前发达国家强烈要求WTO进行改革)。

  从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看,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制度失灵、治理工具失效、治理主体缺位等诸多问题。(18)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提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四个赤字”,分别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19)

  治理赤字源于公共产品的供需不匹配。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经济实力此消彼长,供需不匹配问题凸显。首先,近年来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明显降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显著下降。(20)以官方对外发展援助为例,全球官方对外发展援助与美国官方对外发展援助的时间变化趋势,呈现明显的剪刀差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官方对外发展援助呈不断增长态势,而美国官方对外发展援助出现了明显下滑(见图2)。长期来看,美国减少公共产品供给实为国内矛盾在国际市场的延续。长期的贸易赤字会激化国内矛盾,美国势必牺牲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以迎合选票政治,这就是国际经济治理中的“特里芬难题”。(21)尽管美国不愿意免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仍想维系国际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其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不断增强。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转型经济体希望通过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最后,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是国际公共产品供需不匹配问题突出。当前全球公共产品主要由霸权国美国提供,可供其他国家选择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并不多。二是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在全球性与区域性之间的矛盾,区域供给的不对称是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失衡的主要表现。当前国际公共产品的空间可达性越来越低,公共产品难以传导到“神经末梢”,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例如,世界银行、WTO的发展援助条款政治色彩浓厚,非政府组织不能直接参与WTO决策,等等。具有“高政治”特征的权力与具有“弱政治化”“去等级化”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机制之间的潜在冲突,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体制重构的内在张力。(22)

  

  图2 1960-2018年全球和美国官方对外发展援助时间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OECD,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https://data.oecd.org/oda/net-oda.htm)

  信任赤字源于单边主义的兴起。当前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迅猛抬头,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各国贸易保护壁垒高筑,严重冲击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有些国家甚至将本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如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鼓吹并采取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大国间的“竞合关系”开始偏向竞争、脱钩甚至局部对立。逆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合作,致使信任赤字不断增加。

  安全赤字源于西方中心主义所谓“文明冲突”的加剧。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霸权主义为代表的陈旧安全理念根深蒂固,大国角力、民族矛盾、教派冲突、能源争夺、网络安全等问题相互交织,全球地区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全球安全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几百年西方中心主义秉承的文明观,鼓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其核心是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全球其他文明必须顺应西方文明,或长期演变为西方文明,如果不遵从这一路径,势必发生冲突,甚至诱发战争。西方学者又引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追赶国必然与守成国发生冲突。西方国家按照该理念制定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有些国家甚至以“人权”为幌子直接干预别国内政,给世界发展稳定带来了极大挑战。

  发展赤字源于贫富悬殊的拉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生产分工,极大提升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力水平。然而,部分地区和人群被排除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分工的“红利”之外,不同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广泛存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许多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已经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部分地区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西方国家“利润最大化”“效率优先”和“中心—外围”的发展理念,难以推动全球普惠平衡的发展,无法弥补国家、地区间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

  二、中国渐进式对外开放的理论意义和成功经验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只是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及其控制世界市场的经济实践中总结了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接触世界市场,如何融入世界市场,如何解决融入国际市场中遇到的主要矛盾。这就使发展中国家从西方留学归国的知识精英,在面对本国实际问题时感到十分困惑。因为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无法给他们启示和答案。中国的开放型经济理论,首先要揭示中国走向贸易自由化的基本实践和基本规律。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与西方主流国际经济理论的主要区别之一,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实践对世界开放型经济作出的最大理论贡献。

  中国对外开放的故事内容丰富、精彩纷呈,所有故事基本围绕“三对关系、六条线索”展开。第一是行业开放与区域开放的关系;第二是对居民开放与对非居民开放的关系;第三是边境开放与边境后开放的关系。中国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路径是一种渐进式开放路径。从40年前的经济特区,到2001年加入WTO,再到今天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港,都是在演绎这些基本关系并不断升级。由于开放的速度、节奏不同,在开始阶段,每对开放关系中两者之间的开放程度往往分离,随着开放的逐步深入,两者逐渐呈现融合趋势。

  从第一对关系即行业开放与区域开放看,中国遵循的是“点—轴—面”的实践路径。行业开放和区域开放主要涉及国外产品的行业准入和空间准入,开放方式是减少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不管是行业开放还是区域开放走的都是渐进式开放路径,从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开始,逐步将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国和全行业,进而实现产业上下游和区域内外开放的联动。在行业选择上,从制造业领域开始,在某些敏感行业采取逐步减让关税的策略。在区位选择上,以“园区式”开放模式集聚政策资源,是中国渐进式开放的基本经验。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90年代海关特殊监管的保税区,到2000年建立的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再到2007年开始建立的综合保税区,直至2013年开始建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对外开放一直以“园区式”开放作为行业开放和区域开放不断融合的突破口。当前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对标国际最高开放标准的自由贸易港开始启动。(23)随着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功能区相关政策陆续在各地复制推广,区域开放与行业开放趋于融合。

  从第二对关系即对居民开放与对非居民开放看,中国遵循从市场准入的所有制差别待遇到国民待遇的实践路径。对居民与非居民的开放也是从分离开始的。对居民的市场准入政策主要呈现为《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的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经济不完善、民营企业小而散等问题,在关系到国计民生且具有公共品属性的上游行业,政府对民营企业设置了市场进入限制。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上述行业对民营企业的限制越来越小。对非居民的准入政策也在不断放宽,由投资准入的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从差别待遇到准入前国民待遇。在金融领域,对居民与非居民的开放顺序也有所不同,由对非居民资金存放、金融市场投资等业务的差别待遇,如股票市场投资的居民与非居民差别,发展到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FII和QDII)以及沪港通、深港通的部分融合,再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居民与非居民金融业务的逐步融合。

  从第三对关系即边境开放与边境后开放看,中国遵循的是先“边境开放”再到“边境后开放”的实践路径。货物贸易属于“边境开放”内容,而服务贸易与投资主要涉及“边境后开放”的相关措施。在对外开放的初始阶段,货物贸易开放与服务贸易开放也是分离的,中国遵循的先“边境开放”、再“边境后开放”的实践路径,益于解决不同阶段中的主要矛盾。由于货物贸易较少涉及国内市场规制问题,且存在劳动力禀赋引致的比较优势,市场开放意愿相对较高,体制障碍相对较低,因此中国货物贸易开放步伐相对较快。2019年中国平均关税率降为7.5%,而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程度仍然相对较低。中国金融、电信、物流等服务行业,发展起点低,国内体制机制改革面临的障碍较大,且大范围开放会引致巨大的经济冲击(吸取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因此服务业开放速度较慢。近年来,随着本国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逐步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金融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逐步减少,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持续扩大。投资领域同样如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国内资本供给不足,亟须招商引资;二是中国各行业发展不平衡,需要保护幼稚产业。(24)中国因而在不同行业实施了具有差异化的外资准入管制机制,在制造业竞争力较强的部门,率先降低投资的市场准入门槛,在汽车等敏感行业仍保留部分限制。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这些行业取得了较大进步,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可以从根本上提升行业竞争力,从而使中国制造业实现更为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在金融领域,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计了封闭的自由贸易账户,通过电子监控手段使边境后开放与边境开放(在区内设立外资银行)成功融合。电子网络与物理网络监管相结合,成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开放、边境开放与边境后开放融合发展的创新方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基本规律,就是在不断寻找这三对关系中六种开放形式不断趋近和融合的突破口,探寻它们的发展路径。对外开放实践得出的基本经验是:不断分解矛盾(包括时空矛盾和对象矛盾)、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通过顶层设计,以特殊政策突破体制束缚,从而为经济从封闭向开放转型开辟道路。揭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规律,不仅为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建立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而且也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基本学术范式,即历史逻辑与经济学理论逻辑的统一。

  三、中国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的理论贡献

  中国学者曾将比较优势理论奉为解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教科书。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优势理论对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比较优势理论越来越难以完全解释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需要满足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供给函数短期内不变这两个基本条件。但随着资本全球化的深入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假定条件不再具备。在中国,既存在数量庞大的同质性企业,也存在大量平台型企业(25)(即综合服务型外贸企业或贸易中间商)。恰恰是互联网与平台企业对微观企业组织的改造,诠释了中国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持续不衰的深层次原因。遗憾的是,这些现象都未进入西方主流国际经济理论的研究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比较优势理论中的投入要素无法充分彰显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亟须学术界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进行认真反思。

  (一)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改变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微观主体,“长尾效应”降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

  以梅里兹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经典研究是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最新理论,从企业生产率的视角界定了新的比较优势。该理论解释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下企业出口的决策问题,假定需求弹性不变,各国不同部门供给函数存在差异,且成本是供给函数唯一的决定因素。该理论对21世纪前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具有一定解释力。不可否认,生产率的企业异质性很大程度上被证实对企业出口的影响重大,企业生产率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因素,在许多国外实证文献得到了验证。但是企业生产率既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贸易现象,更不能解释21世纪以来互联网应用场景下的贸易现象。“联通”是互联网最本质的属性,随着关系数量和维度的增加,全球生产和交换的节点被高效地链接在一起,互联网无国界特点降低了国际贸易的准入门槛,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和商业业态。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中国跨境电商则逆势上涨,保持接近20%的增长速度(见图3),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

  

  图3 2013-2019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及增速

  资料来源:艾媒咨询:《2019中国跨境电商发展趋势专题研究报告》,2019年12月24日,https://www.iimedia.cn/c400/67397.html,2019年12月30日。

  经典的新新贸易理论不但忽视了除成本外供给端的其他因素,而且忽略了由消费者偏好引致的异质性需求等问题。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偏好是不一样的,需求函数随着产品改变而改变。互联网创造了海量的需求细分市场,有利于发挥中小企业柔性化、差异化、多品种、小规模生产的“长尾效应”(见图4),进而形成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26)

  

  图4 长尾模型

  (二)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改变生产资料构成的结构,数据和响应时间成为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键要素

  当前,数据已经成为生产函数中的关键投入要素。判断某种要素为生产要素的关键,是该要素能否创造出足够的价值。历次科技革命都会产生新的生产要素。传统农业时代,劳动力和土地是关键的生产要素。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资本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期,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企业内部的协调能力愈发重要,管理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随着信息时代的加速发展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往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数据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生产要素。“互联网+大数据”提高了企业资源的时空配置效率和运营能力,提升了企业生产决策的精准度。

  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由于实际贸易时间难以测度,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也就很难判断,出于简化的目的,贸易时间这一变量往往被忽略。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生产分工能够实现即时响应,企业生产的响应时间可被“完整记录”,企业库存能够实现最优化管理,国际生产分工的效率快速提升。

  (三)数字技术提高服务的可贸易性,激发中国服务贸易的后发优势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经历了两次“松绑”过程。(27)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和运输业的飞跃发展,比较优势使得各国生产和消费发生空间分离,国际生产分工实现了第一次“松绑”,但国际分工在各国的节点拥有本国相对独立完整的生产链。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使得产品生产的跨国境分离成为可能,国际生产分工实现了第二次“松绑”。(28)前两次“松绑”过程主要发生在货物贸易领域。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服务生产和消费的时空分离成为可能,全球化将实现第三次“松绑”,服务贸易和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成为近年来国际生产分工的典型特点。(29)WTO的《2018年世界贸易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服务贸易一半以上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30)数字技术打破了全球生产分工的时空限制,为提高服务的可贸易性提供了必备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为滞后,但中国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激发服务贸易的后发优势。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高达35%(见图5)。

  

  图5 2008-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及GDP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904/P020190417344468720243.pdf)

  (四)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简化企业出口交易流程,提高全球供应链的快速响应能力

  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考察要素结构、生产成本和利益分配,机会成本是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石。但在国际贸易实务中,除了生产的机会成本,还存在诸多其他类型的成本,同样对国际市场竞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不远的未来,速度经济将取代规模经济成为全球生产分工主要的竞争优势,流通速度能够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效率和客户体验。与国内贸易不同,国际贸易的交易流程十分繁杂,企业要经历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办理相关手续。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为国内企业寻找客户,减少企业与国外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可以为进出口企业提供资金融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可以为企业办理通关手续,降低企业国际贸易的时间成本;可以为进出口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物流配送服务,打通贸易便利化“最后一公里”,提高企业进出口贸易的效率。总之,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加快了企业信息流、订单流、资金流、物流的流通速度,促进了生产要素和服务要素集聚,提高了供应链的快速响应能力,从而赢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五)人工智能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赋予中国制造新动能

  传统价值链体系中,上游研发环节和下游营销环节附加值较高,位于中游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较低。制造业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大幅提升其产业链的生产效率,改变了传统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利益分配。人工智能的实施主要依赖于应用场景,即各种产品生产过程中专业分工条件和细分市场的规模效应。作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具有应用场景上的绝对优势。近年来,中国实现了人工智能市场化应用的飞速发展。在制造业领域,2013年后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量大幅增加,一举超过欧美发达经济体,成为制造业中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最多的国家(见图6)。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领域的普及,无疑会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国际生产分工中制造加工环节的附加值,进而形成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新优势。

  

  图6 主要经济体制造业中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的时间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https://www.ifr.org)

  四、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贡献

  “多元平衡”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宏观理论的核心观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现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为目标导向的开放模式。(31)“多元平衡”突破了西方仅追求贸易平衡、过度运用汇率手段的局限性。在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要素配置效率最高,具有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遵从这个客观规律,而且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辐射和带动周边经济体的产业分工和发展,促进双边、区域的贸易和投资,以期实现多元平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开辟陆路国际贸易和投资,避免中国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减少贸易摩擦。与西方的平衡观不同,中国的多元平衡通过合作共赢,扩大生产分工和开辟新的经济分工合作区域来平衡贸易盈余,是一种新的平衡观创新实践。

  (一)“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开辟陆路国际贸易和投资,重塑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地理

  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重塑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地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开放战略的重心是“向东开放”,沿海城市始终位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中西部内陆省份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尽管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一系列发展战略,但中国沿海与内陆的差距并未得到明显改观,最直接的原因是沿海地区具有内陆地区所没有的国际物流禀赋优势。沿海城市拥有便捷的远洋航线、优质港口、完善的海运规则以及优惠的制度安排。而内陆城市除极少数物品通过空运外,没有直连海外的便捷通道,必须经由陆运或水路的支线运输与远洋航线衔接。内陆地区企业出口在成本和时间上的初始禀赋劣势显而易见,内陆地区生产分工体系无法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直接相连。近年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旗舰型项目,中欧班列发展迅速(见图7)。截至2018年底,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14000余列,直达60多个国内城市,主要集中于内陆省份。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内陆城市的“口岸化”,为中国“向西开放”打开了“一扇窗”。中国“向西开放”有助于建立海陆贯通的新型贸易模式,进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高度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西共济的全球价值链“共轭环流”。(32)

  

  图7 2011-2018年中欧班列的开行情况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欧班列贸易通道发展报告2019》,国家高等智库报告,北京,2019年;中铁集装箱公司国际联运(http://www.crct.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22)。

  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重塑了沿线国家经济地理。一直以来,海洋运输始终是全球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主通道。近年来空运发展较快,但受制于运输成本和货物属性,海洋运输仍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工具,承载了接近90%的国际贸易额。在某种意义上,海洋贸易开启并奠定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基础。跨国公司和少数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沿海分工体系具有明显的弊端,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不同分工位置导致国际生产分工的价值分配极其不均衡。全球生产分工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价值链生产和交换,而更多地表现为区域链。当前全球价值链主要由东亚、西欧和北美三大区域链构成,“一带一路”沿线中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拉美、非洲国家,基本被排除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之外,全球生产分工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不平等分工模式,且不断固化。在某种意义上,共建“一带一路”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建立海陆贯通的新型国际生产分工和贸易模式,进一步拓展全球经济的地理范围。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实现真正贯通全球的价值链,而且在利益分配中将形成全球平等合作的“共赢链”。(33)

  (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对外投资平衡贸易盈余,体现践行正确义利观的中国担当

  一直以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的主要方式是本币贬值或者强迫他国货币升值。从经济学意义上看,过度使用汇率工具作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途径,是一种低效率的平衡观,既损人也不利己。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一向标榜“市场自由”的美国政府竟然试图让中国运用“计划经济”的手段降低对美贸易顺差,这种平衡观更加可笑和无知。在国际经济分工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要素配置效率最高,是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具体体现,不存在“过度出口”问题。中国制成品的贸易顺差格局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难以改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庞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只能被少量替代。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降低,但人力资本和生产率优势逐渐显现(见图8),且由规模经济所形成的“先动优势”和由产业链形成的“配套优势”,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短期内很难具备的。

  

  图8 2001-2017年中国人口增速、就业人员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其中人口和就业数据源自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劳动生产率数据源自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

  传统国际收支平衡观一直影响着全球治理机制和中国的贸易政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银行提出了“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治理理念,要求顺差国主动减少贸易顺差。其间中国政府也一度提出“减顺差”的贸易政策,但并未在根本上扭转国际收支失衡趋势,失衡反而愈发严重。近年来,中国创建了由贸易盈余到对外投资的多元平衡观。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有可能从资本和经常账户双顺差时期,转向资本账户逆差和经常账户顺差的再平衡时期。加入WTO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快速增加,对外投资步伐同时不断加快,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但对外投资仍然保持高速增长,这一趋势持续到2016年(见图9)。

  图9 2001-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与对外投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中国的贸易顺差通过转化为对外投资,输出基础设施建设促其产能,带动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这是一种经济效率最高、社会福利最广泛的世界经济平衡观,可以使多方受益。日本的“黑字环流”曾经有过一些尝试性做法。(34)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历史条件,其实践的力度和影响的广度都远远比不上今天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的单方面输出不同。(35)“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商共建共享,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也不针对任何国际政治势力。它不仅比“马歇尔计划”的内涵丰富得多,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价值观。当然,中国的对外投资并不仅仅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也试图通过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的方式平衡中美国际收支,但美国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设置种种障碍,阻挠中国企业对美投资。(36)这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鼓噪的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说明“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国际经济平衡观,才是经济客观规律的表现,具有持久和强大的生命力,必将不断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认识和认同。

  五、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理念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开放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理念的核心内涵,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是行动纲领,多边主义和最大公约数是基本原则,互利共赢是共同目标。与西方大国以本国利益优先的零和博弈思维不同,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理念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与当前“碎片化”全球贸易投资治理结构不同,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理念提出了构建开放透明的多边治理体系;与当前美元霸权的货币体系不同,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理念提出建立多元、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与西方大国采取以邻为壑的宏观经济政策、固化全球利益链的增长模式不同,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理念呼吁各国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引领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与全球公共品的霸权供给方式不同,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理念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民主供给模式。

  (一)共商共建共享是建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新型国际公共品供需关系的基本原则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G20、APEC等国际组织的重要文件。共商共建共享是构建新型全球化体系的基本原则。“共商”强调国家共识,通过对话交流寻求国家认知的共同点、合作分工的交汇点和共同发展的切入点,着力打造国际化共商平台,建立多轨对话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强化多边机制和区域机制在共商中的作用。“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尊重东道国宗教信仰、环境要求和民俗文化,不搞“渗透性”制度输出和“强制性”发展模式移植。“一带一路”建设逐步由中国倡议转变为国际共识,“一带一路”的参与国既是建设者和贡献者,也是责任和风险的共同担当者。“共建”强调平等参与,弱化参与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注重参与主体的主权平等。以区域合作为基础,以发展战略对接为方式,充分发挥东道国的核心作用,提高企业的本地化运营程度,吸纳当地企业和政府积极参与,增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共享”强调利益分配,“一带一路”建设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共赢。共建“一带一路”不排斥和针对任何经济体,对所有国家开放,发展成果惠及所有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既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关注的农业、减贫、教育、科技、卫生、环保和能力建设等社会和民生议题。“一带一路”建设注重科技创新成果向沿线国家转移。中国与沿线国家已签署约50个科技合作协定,启动了中国—东盟、中国—南亚等科技伙伴计划,建立了区域技术转移平台和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一带一路”建设注重释放绿色产能,不搞污染和落后产业转移。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近50份生态环保文件,启动“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平台,“一带一路”正在成为绿色发展之路。

  (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100多次,其频率之多、规格之高、立意之深为世人瞩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以贯之的,从“血脉相连”的“两岸命运共同体”,延展到“近邻相依”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再升华为“荣辱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示出了由国内到区域再到全球的时空拓展特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对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关系矛盾的批判与重构。各国主权平等是《联合国宪章》七大基本原则之一。但“大国争霸”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始终贯穿全球化发展历程。依靠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甚至通过侵略战争,发达国家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这种“零和博弈”的全球非对称性发展模式势必被历史所抛弃。“经济人假设”和“利润最大化”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其实现路径遵循丛林法则,导致许多国家和民众被全球化进程边缘化。(37)因此,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是构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首要命题。习近平主席主张,要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确保各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平等,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巴比伦塔毁于无法协力”,在经济联系空前紧密的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民互利共赢是顺应潮流的必然选择。

  (三)构建开放透明的多边贸易和投资治理体系是中国应对逆全球化的重要举措

  首先,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导致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受阻。美国在多边谈判中不积极、不主动、不作为,甚至持续阻挠WTO上诉机构新法官遴选,曾经作为WTO“皇冠上的明珠”的争端解决机构基本陷入瘫痪。层出不穷的巨型自由贸易区(FTA)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贸易规则的碎片化。以日欧EPA、CPTPP、USMCA等为首的巨型FTA正在重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瘫痪的风险。其次,在投资规则谈判方面,多边投资协定一直缺位,双边投资协定层出不穷,规则内容相互冲突,“意大利面碗效应”(38)现象突出。当前贸易投资的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会导致全球经济的治理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具体实践方面,中国通过“诸边谈判”推动“多边谈判”,努力在G20、上海合作组织、RCEP和金砖国家等合作平台上呼吁建立全球投资规则。

  (四)建立多元、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重要方式

  当前全球金融治理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不足,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贷款附加政治条件。美国、欧盟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绝对控制权,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份额认缴与投票权分配极其不合理,无法反映各国经济实力的动态变化。2018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超过15%,而IMF特别提款权占比仅为10.9%;美国则恰好相反,占世界GDP四分之一的美国获得了超过40%的特别提款权(见图10)。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首先,我们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的“存量改革”,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扩容增资与份额改革进程,正确反映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其次,推进全球金融治理的“增量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作为构建高标准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功范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行模式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实现了优势互补。最后,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沿线国家率先实现人民币支付、结算、储备等基本货币功能,提升中国金融资源在全球的配置能力。

  

  图10 2018年主要国家IMF特别提款权占比和GDP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中GDP数据源自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view=chart,特别提款权数据源自https://www.imf.org/en/About/Factsheets/Sheets/2016/08/01/14/51/Special-Drawing-Right-SDR。

  (五)把握新一代科技革命是应对全球经济结构性矛盾挑战的历史机遇

  历次科技革命都引起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并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以工作机和蒸汽机发明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以电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得美国GDP跃居世界第一。以互联网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强化了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无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是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都至关重要。他指出,我们正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们也可能与历史性交汇期同频共振,也可能擦肩而过。(39)世界经济正迎来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将会导致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我们应牢牢地抓住新科技革命开启的“机会窗口”。在较为落后的领域,我们可以从事模仿性创新;在技术较为先进的领域,我们要开展“破坏性”创新。尽管“破坏性”创新存在着要素、技术、市场等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但一旦成功,企业就会“逃离竞争”,占领市场,实现“弯道超车”。对于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创新驱动,实行结构性改革,培育增长新动能的发展方向。他在2018年11月5日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上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各国应该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发展瓶颈。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开展合作,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4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引领和利用科技革命成果产业化的重要论述,不仅是化解全球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理念,也是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思路和途径。

  (六)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需矛盾是中国构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

  习近平主席多次向世界表态,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当前全球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存在于行业和地区两个层面。从行业层面看,全球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制度类公共产品、服务类公共产品、文化类公共产品、环境类公共产品和国防类公共产品(见下表)。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属于拥挤性较低的准公共产品,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严重不足,特别是供给主体缺乏能动性。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较高,鉴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经验,基础设施建设应作为中国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先行军”。制度类公共产品主要指国际、区域和双边贸易规则及其国际组织,制度类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纯公共产品。当前制度类公共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且供需不均衡,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区域性大国拥有制定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能力和意愿,但利益相关者的“出价”和“要价”严重不符。服务类公共产品属于拥挤性较高的准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满足各国经济建设的融资需求,中国应基于亚投行的成功经验,加快本国金融业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文化类公共产品属于拥挤性较低的准公共产品,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供需不匹配和供给模式缺乏创新性。东道国民众兴趣与国际文化公共产品提供的内容不吻合、不相符,文化“走出去”并不是文化产品的简单输出,中国应加快创新文化输出载体和内容。环境类公共产品属于纯公共产品,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主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供给意愿不高。国防类公共产品主要包括反恐、护航、维和等国际行动。由于军事国防的特殊性,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公民对国防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难以准确确定。另外,国家间的需求差异也较大,当前国防类公共产品也面临着供需不匹配等难题。总之,中国在拥挤性较强的公共产品提供上,应以企业和市场为主导,在拥挤性较低的公共产品提供上,应采取以政府引领与企业能动相结合的模式,在纯公共产品提供上,应以政府为主导。

  表1

  国际公共产品及其供需状况汇总表

 

  在区域层面,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是解决全球公共产品区域矛盾的重要途径。在经济逆全球化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最受好评的全球公共产品之一,亚投行已成为重要的多边谈判平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内容的“差异性”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所建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典型特征。与霸权国家主导的“俱乐部式”治理不同,中国推动的新型全球化是多元化的网状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观倡导“规则平等”,以“多元主体”代替垄断性权力,能够反映多数国家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差异性诉求。区域性公共产品遵循“受益人支付”的原则,由相关国家共同提供、共同消费。由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收益成本边界较为清晰,能够有效避免全球性公共产品中存在的“搭便车”行为。(41)

  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由易到难,既不搞“责任平担”,也不搞“闭环合作”。首先,区域公共产品提供应选择从技术性、普惠性、非政治性领域起步。其次,区域公共产品的“集体供给”并不意味着责任的简单平均。在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中,不同国家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顶层设计和基础性公共产品仍然需要“强者供给”。最后,由于区域合作容易产生“庇古外部性”效应,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能搞“闭环合作”,合作议题仍需域外国家参与。另外,区域合作行为本质上是一国国内政策的对外延伸,区域性公共产品往往是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内公共产品在区域层面的投射。作为未来公共产品提供大国,中国需要以国内经济治理中的成功经验,带领全球经济走出“金德尔伯格陷阱”。(42)

  (七)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的基本路径

  在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安排中,发达经济体掌握着话语主导权。即便当前发达国家国际地位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经济力量对比的一定变化,但由于霸权思维和利益考量,发达国家仍然不愿放弃“一言堂”角色。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重构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应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中国要尽快实现由“接轨”到“铺轨”的角色转变,不能当旁观者、追随者,而是要做建设者、制定者,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当然,能动思维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做当前国际经济制度的“挑战者”,而是要在当前和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安排中,争取到中国应有的与自己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力。中国提升制度性话语权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塑造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二是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积极寻求在区域多边制度框架下的议程设置权,将贸易伙伴的共享偏好转变为议事日程,赢得集体行动的主动权。

 

  注释:

  ①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②参见裴长洪:《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纲要》,《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

  ③参见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杨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④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⑤M.J.Melitz,"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vol.71,no.6,2003,pp.1695-1725.

  ⑥“比较优势陷阱”系指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虽能获得利益,但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⑦弱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将倾向于出口那些在封闭条件下价格低于开放条件下价格的货物,进口那些封闭条件下价格高于开放条件下价格的货物。

  ⑧参见裴长洪、刘洪愧:《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⑨参见Claustre Bajona and Timothy Kehoe,"Trade,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a Dynamic Heckscher-Ohlin Model,"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vol.13,no.3,2010,pp.487-513。

  ⑩参见K.Desmet,D.Nagy and E.Rossi-Hansberg,"The Geography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26,no.3,2018,pp.903-983; Lorenzo Caliendo,Maximiliano Dvorkin and Fernando Parro,"Trade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China Trade Shock," Econometrica,vol.87,no.3,2019,pp.741-835。

  (11)参见C.K.Elwell and Alfred Reifman,"The U.S.Trade Deficit:Causes,Consequences and Cur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Washington D.C.:Library of Congress,2005; L.M.Catherine and K.Plück,"The US Trade Deficit:A Disaggregated Perspectiv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orking Paper Series,no.WP05-11,2005。

  (12)参见B.Bernanke,"Global Imbalances: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Speech at the Bundesbank Lecture,Berlin,Germany,2007。

  (13)参见Michael P.Dooley,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The Effects of Periphery Intervention and Reserve Management on Interest Rates and Exchange Rates in Center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s,no.10332,2004。

  (14)“J曲线效应”系指,在货币贬值传导的初始阶段,由于市场具有“粘性”特征,进出口贸易数量尚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因计价单位的人为贬值,进而产生了更大的贸易赤字。“马歇尔—勒那条件”系指,本币贬值改善贸易赤字需要满足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大于1这一条件,否则本币贬值无法有效改善贸易赤字。

  (15)参见李石凯、谢端纯:《货币贬值的国际收支效应失灵分析》,《财经科学》2003年第2期。

  (16)Daniel W.Drezner,"Globalization,Harmonization and Competition:The Different Pathways to Policy Convergenc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12,no.5,2005,pp.841-859.

  (17)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参见徐秀军:《全球经济治理困境:现实表现与内在动因》,《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19)《习近平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并致辞》,《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第1版。

  (20)参见裴长洪:《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21)最初的“特里芬难题”主要解释美元的国际地位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内在矛盾。国际收支顺差是维持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前提,但由于其他国家需要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美元不得不囤积海外。这两个要求自相矛盾,该悖论被称为“特里芬难题”。当前的国际经济治理也存在类似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内在矛盾,即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与国内民众不愿意提供之间的矛盾。

  (22)参见姚远:《全球金融治理的内在张力——等级结构下的网络化治理》,《国际展望》2019年第2期。

  (23)参见裴长洪、刘斌:《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24)参见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5)据2016年中国海关信息中心统计,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约有20%是由贸易中间商完成的。

  (26)参见裴长洪、刘斌:《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27)参见R.E.Baldwin,"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ism:Spaghetti Bowls as Building Blocs on the Path to Global Free Trade," The World Economy,vol.29,no.11,2006,pp.1451-1518。

  (28)参见鞠建东、余心玎:《全球价值链研究及国际贸易格局分析》,《经济学报》2014年第2期。

  (29)参见刘斌等:《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30)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orld Trade Report 2018-The Future of World Trade: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Transforming Global Commerce,Geneva:WTO Publications,2019.

  (3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32)参见洪俊杰、商辉:《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理论与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33)参见戴翔:《“全球增长共赢链”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34)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定的“黑字环流”计划旨在利用本国贸易盈余推动日元国际化。

  (35)美国制定“马歇尔计划”主要目的是通过援助欧洲以对抗苏联。

  (36)2018年特朗普政府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进一步加强对外资并购特别是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安全审查。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并购同比下降80%。

  (37)参见裴长洪、刘洪愧:《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38)参见Jagdish Bhagwati,"US Trade Policy:The Infatuation with Free Trade Agreement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no.726,Columbia University,1995。

  (39)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8日)》,《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第2版。

  (40)《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11月6日,第1版。

  (41)参见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

  (42)第二次科技革命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世界权力的转移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失。该论断由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故称之为“金德尔伯格陷阱”。参见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3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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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裴长洪 刘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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