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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理论定向的阐释维度
2020年09月20日 08: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作者:卜祥记 字号
2020年09月20日 08: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作者:卜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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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资本论》具有多样化的理论定向,并在后世解读中呈现出经济学、哲学、政治哲学等多样化的阐释维度。作为两种最具有影响力的阐释方式,对《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定向和哲学理论定向的阐释,不仅各具理论合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当基于经济学理论及其技术层面的《资本论》研究致力于完善与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哲学理论定向的阐释维度将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呈现《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但是,由于对马克思哲学基本性质认知的差异性,因而在《资本论》的哲学理论定向的阐释维度上形成了多样化的解释方案。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观,才能真正呈现马克思哲学与《资本论》的内在性关联,并实质性地彰显《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而要立足于唯物史观以确立马克思哲学与《资本论》的内在性关联,则必须首先明确唯物史观的《资本论》指向,即唯物史观是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果,是服务并从属于《资本论》研究课题的理论创立,真正的唯物史观就存在于《资本论》中。这是《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理论定向。就此而言,《资本论》既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部唯物史观的理论巨著。

  关键词:唯物史观 经济决定论 价值形式 思辨哲学

  作者:卜祥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理论巨著,《资本论》不仅融汇有多种理论视角,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因而为后世解读留下了巨大的理论空间,诞生了多样化的阐释方式。不同的阐释方式赋予《资本论》以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逻辑学等不同的理论定向,对于全面理解《资本论》的丰富理论内涵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把《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理论定向及其唯物史观性质作为一个可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预设,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各种阐释方式,尤其是经济学和哲学的阐释方式都存在着特定的视域局限性;同时也会看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与《资本论》的内在关联,如何看待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黑格尔环节以及《资本论》中的黑格尔因素,既是经济学与哲学阐释方式相碰撞的焦点,也是合理呈现《资本论》唯物史观理论定向的关键之点。

  一、《资本论》理论定向的多样化阐释

  回顾《资本论》的阐释史,就学科阐释方式看,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着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逻辑学等多样化的阐释路径;这些多样化的阐释维度是历史地生成的,因而既具有历史性的合理性,也具有历史性的局限性。

  (一)经济学理论定向的阐释

  毫无疑问的是,《资本论》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因此对《资本论》做经济学理论定向的阐释具有当然的理论合法性,它对于完善、推进和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呈现《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资本论》又不单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同时还具有哲学的维度,是一部唯物史观的理论巨著,因而又不能完全局限于经济学的阐释维度。从历史看,对《资本论》的单纯经济学的实证化解读倾向肇始于第二国际的所谓理论正统。严格说来,在作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甚至普列汉诺夫那里,他们并不否定《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统一。但是,当他们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时,对《资本论》的经济学阐释就实质性地丧失了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从而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降低到它本已全面超越了的古典经济学水平,更多的是在李嘉图意义上解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1]因而无法应对来自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流派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攻击。面对由庞巴维克挑起的论战,尽管希法亭写了专门的论战著作,但马克思主义阵营基本处于守势,伯恩斯坦甚至以“边际效用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彻底背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立场。

  然而,在进一步的理论反思中,一些国外学者却把根源归结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陈旧落后和理论上的不够实证精确,要求更加彻底地清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以进一步淡化《资本论》的哲学色彩,并在方法论上更为主动地向主流经济学靠拢,用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替代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一理论努力的典型代表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独特的哲学方法,主张运用分析的实证的现代研究方法重新界定马克思的问题和理论,以便使其更具“科学”性质。因此,科恩运用分析哲学的方式重构唯物史观,埃尔斯特和罗默则直接引入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同时采用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化、均衡分析框架等微观分析方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在埃尔斯特看来,“在黑格尔或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任何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不能用普通语言和形式逻辑来表达的”。[2]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性质,塞耶斯的如下判断是准确的:“这个流派的作者都敌视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色彩,他们企图在分析哲学的非辩证法(常常确实是反辩证法的)框架中解释马克思主义。”[3]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也将数理分析运用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并在吸纳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前提下与主流经济学展开论战,以维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森岛通夫就转形问题与萨缪尔森的论战及其对扩大再生产理论的新解、置盐信雄在价值理论上的“马克思基本定理”和关于平均利润率的“置盐定理”等,都是颇有影响的理论尝试。

  在经济学理论的技术性层面上,《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定向的现代阐释有助于提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呈现《资本论》的当代性意义。但是,《资本论》的科学性及其当代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理论及其技术性层面上,它同时还体现在《资本论》内在包含的唯物史观理论以及其分析现代社会的哲学立场与哲学方法中。

  (二)哲学化理论定向的阐释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资本论》的实证化阐释的不足,催生出卢卡奇的哲学化阐释方式。哲学化的阐释试图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引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凸显《资本论》的哲学理论定向,呈现《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及其当代意义。但是,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不同理解,在《资本论》的哲学理论定向的阐释中,诞生了诸如黑格尔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等多种阐释维度。

  1.《资本论》的黑格尔主义理论定向的阐释。作为哲学化解读路径的开创者,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4]它试图把黑格尔哲学重新代入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法,并从《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出发透视物化现实,重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找回革命主体。但由于“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5]对物化现实的批判并未上升到价值形式的高度,而是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连接起来,因而“这种以最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内涵的尝试失去了真正的经济基础”,[6]不能深入《资本论》所展开的客观经济关系之维,“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论述都不自觉地带上了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7]陷入人本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从而背离了唯物史观。从物化批判推进到物象化批判,从人的本质异化批判上升到价值形式批判,这是日本学者广松涉和德国“新马克思阅读学派”的巴克豪斯在卢卡奇启发下试图超越卢卡奇人本主义倾向的理论尝试。

  2.《资本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定向的阐释。继卢卡奇之后,阿尔都塞开启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化解读路径。在阿尔都塞看来,卢卡奇以黑格尔哲学解读马克思哲学,不仅导致了主观主义,而且将辩证唯物主义归入历史唯物主义。因此,祛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恢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地位,成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进行哲学化解读路径的基本理路。为了祛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总问题”和“认识论的断裂”,据此划分马克思早期与后期思想、哲学意识形态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界限,凸显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质及其与《资本论》的内在关联,从而开启了以辩证唯物主义解读《资本论》的独特哲学化路径。针对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阿尔都塞以结构理论的“总问题”为支撑讨论了《资本论》的对象,严格与古典经济学的对象区别开来,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主义和效用体系,显示出《资本论》所具有的不可还原的客观结构与理论特质;针对黑格尔的“整体”本质上“绝对不是结构”而是同质性精神的思辨哲学特质,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是结构”,因而主张用“或然的唯物主义”对抗“目的论”,用“多元决定论”或“超决定论”对抗“一元决定论”。某些深受阿尔都塞影响的学者延续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化解读,进而以斯宾诺莎资源解读《资本论》,并从斯宾诺莎的生命政治学中导引出一条激进政治的解读路径。[8]

  客观而言,不论是对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还是对于卢卡奇的哲学化解读之症结,阿尔都塞都有着清醒的认识:“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马克思理论上的缺陷和弱点恰恰是马克思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同他的批评者以及某些最亲近的拥护者的根本区别。”[9]但是,当他试图恢复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哲学”力量,并把它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并据此从共时性的实体结构或关系结构去解读《资本论》时,马克思所要竭力呈现的那个社会关系实体自身的能动展开过程却消失不见了,我们既看不到马克思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回溯,也看不到马克思对价值形式自我否定性的现实性呈现及其必然性超越。可以说,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所成就的既不是《资本论》,也不是唯物史观,而是把《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割裂乃至对立起来的抽象辩证唯物主义教条,是由之而发生的《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对立。

  3.《资本论》的黑格尔主义理论定向的复兴。在阿尔都塞及其后学竭力驱逐黑格尔哲学影响时,英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掀起了黑格尔哲学的再次复兴。但与卢卡奇诉诸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读路径不同,他们更多的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对《资本论》展开系统辩证法与价值形式的分析,因而被称为“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其势头甚至完全压过了英美本土产生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看,最早开启价值形式分析视角的当首推苏联的鲁宾,而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德国“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罗伯特·奥尔布里顿、托尼·史密斯为主要代表的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新辩证法学派的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等人,以黑格尔的《逻辑学》对《资本论》进行对照解读。他们把马克思“仅仅视作对他叙述方式上的帮助”的“黑格尔逻辑框架”看做“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引进”,[10]把《资本论》第1卷与《逻辑学》的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进行对应,把对价值形式的具体分析转变为抽象的价值形式分析,从而把《资本论》看做《逻辑学》的翻版,走上了对《资本论》的纯哲学化解读路径,而且最为彻底地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就哲学化解读路径对国内学界的影响看,以卢卡奇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哲学解读范式曾经在国内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并主要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交的哲学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哲学界对《资本论》唯物史观性质及其当代意义的关注,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辩证法学派的哲学化解读路径在国内学界的影响迅速扩大,并引起众多学者的呼应。比如,通过对《资本论》与《逻辑学》的互文性解读,赵敦华基本认同新辩证法学派的观点:“《资本论》前五章的研究对象和《逻辑学》范畴一样是‘形式’。”[11]

  4.《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理论定向的阐释是一种在国内理论界广泛流行的阐释维度。该阐释维度集中表现在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关系上的“推广应用与反证说”。就其最初的理论表现形式而言,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发生归结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结合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从而把《资本论》看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应用与反证;在其最新的理论表现形式上,它主要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论》的更为直接的关联以及在这种关联中的推广应用与反证。这一阐释方式对于推进国内的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发挥了不容抹杀的重大理论贡献,但也存在着可以讨论的理论空间。作为一个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阐释方式,“推广应用与反证说”把唯物史观的创立看做先于《资本论》研究的一个理论事件,而《资本论》研究的开展则是唯物史观的推广应用与反证。就此而言,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关联还是外在性的,它们之间的内在性关联并未真正呈现出来。

  总之,从国内外理论界所呈现的《资本论》理论路向的多样化阐释维度看,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如何看待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既是造成不同阐释路径的根源,也是进一步反思和重建《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呈现《资本论》当代意义的突破口。

  二、唯物史观的《资本论》指向

  在马克思发动哲学范式革命、创立唯物史观并走向《资本论》研究的思想历程中,黑格尔哲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环节。纵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唯物史观不仅具有鲜明的《资本论》定向,而且是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果。原则性地呈现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环节,重建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内在关联,是至关重要的。

  (一)唯物史观的《资本论》问题

  我们通常把《资本论》看做唯物史观的应用与发展,虽然这一解释方案在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并不足以呈现唯物史观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因为在这一解释方案中,唯物史观的创立常常被看做发生于《资本论》研究之前和之外的一个独立事件,而后来的《资本论》研究不过是唯物史观立场方法的运用、发展与反证。但是,纵观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中就已经提出了《资本论》研究的理论课题,而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创立的唯物史观则不过是破解《资本论》研究必须首先回答的两个前提性任务的结果。因此,唯物史观自创立伊始就本质性地从属于或者服务于《资本论》研究,因而具有鲜明的《资本论》定向。这才是把握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内在性关联的理论切入点。

  《莱茵报》时期所遇到的物质利益困惑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源头;克罗茨纳赫时期对这一困惑的反思,使得马克思明确意识到必须研究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即政治经济学,必须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上升到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必须进一步搞清楚共产主义的本质。《德法年鉴》之后,已经公开宣称转向共产主义并旨在为工人解放提供“大脑”的马克思,开始沉浸于对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和共产主义问题的反思。《44年手稿》就是这三大反思的思想汇聚与创造,也是马克思思想革命的理论发源地,并且孕育出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基于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颠覆,马克思给自己提出了依据全新理论前提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马克思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2]这一重要论述乃是《资本论》研究课题的初始表达,它的后续展开就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马克思还清醒地意识到,真正开始这一研究必须首先解决两个前提性的任务:“(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13]这两个前提性任务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只有搞清楚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历史,即只有搞清楚资本主义的来历才能研究现实的资本主义;而它的哲学意义在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前提性任务的解决,同时意味着对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揭示。在这里出现的乃是《形态》的理论必然性,是唯物史观的创立;正是在《形态》中,借助于“自发分工”的根本性理论环节,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劳动之成为异化劳动并导致私有财产的根据,并据此描述了私有财产演变为工业资本的历程,从而不仅决定性地解决了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首先解决的两个理论任务,而且由此创立唯物史观。在历经《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的进一步理论准备后,马克思开始转向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即转向《资本论》研究。[14]

  据此,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唯物史观具有鲜明的《资本论》定向,即以《资本论》为最终理论成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逻辑主线,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乃是破解《资本论》研究的两个前提性任务的理论结果,因而它本质性地服从于《资本论》研究课题并在《资本论》中真正呈现;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并未纠缠于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展开与体系建构,而是依据唯物史观的立场方法迅即转入《资本论》研究;因此,尽管《资本论》首先表现为一部经济学著作,但它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是一部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唯物史观的《资本论》定向同时还意味着唯物史观的创立本身并非直接就是马克思的理论目标;对于马克思来说,唯物史观的理论意义并不在于“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而是“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马克思因此把基于唯物史观“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看做“困难才开始出现”的地方。[15]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文本,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部纯粹的哲学或唯物史观专著;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6]因此他的理论兴趣完全不在于把这种“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发展成为哲学巨著,而是以此为据进入那个真正困难的“实际阐述资料”的工作。这就是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实际发生的由《形态》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渡,而《资本论》就是唯物史观走向现实世界关注的理论成果,真正的唯物史观就存在于《资本论》中。如果把唯物史观看做先于《资本论》课题的自觉并与《资本论》研究相并列的另一个理论目标,就会把唯物史观看做传统哲学的延续或一种新形式的纯哲学——我们即将看到,这一点与祛除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实质性影响有关。

  (二)实践哲学范式的黑格尔渊源

  如果说唯物史观具有鲜明的《资本论》定向,那么我们同时还必须看到: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来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而这一哲学范式的确立则与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唯物史观看做从黑格尔哲学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果。

  作为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提纲》在马克思早期经济哲学思想发展进程中的意义体现在:它既是在《44年手稿》中发源并进而在《神圣家族》中酝酿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公开宣示,又是即将问世的《形态》的导言。作为对以往理论哲学范式的根本性超越,实践哲学范式在原则性的高度上规定了新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路径和理论场域。新哲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与人无关的先在性的自然界,而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类社会;它的研究路径不再是依据某种思想观念解释人类社会并把对社会的改变诉诸思想启蒙,而是从实践活动出发解释人类社会的生成,并把对社会的改变诉诸实际地改变现实劳动活动;据此,新哲学的理论场域也就只能是唯物史观,是依据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就此而言,唯物史观不过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在人类社会领域中的展开与具象化。

  作为唯物史观的导言,《提纲》绝不是阿尔都塞“断裂论”意义上的横空出世;它的全部理论要素几乎都已经存在于《44年手稿》中,作为《提纲》核心概念的实践、感性活动无疑源自对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精准把握:“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7]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理论环节上,费尔巴哈之于马克思的理论重要性在于他以哲学与神学的对立为前提,指证着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神学性质,并把真正的哲学理解为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基本原则”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18]它意味着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再是前康德意义上的自然唯物主义,而是把自然界看做属人的自然界并因而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作为本质的社会唯物主义。因此,《提纲》中的唯物史观指向显然与费尔巴哈有关,但那个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和唯物史观而言最为关键的实践活动因素,却是来自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而且,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洞悉费尔巴哈哲学的非自然唯物主义的社会唯物主义指向及其直观性缺陷,也显然得益于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正是基于对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继承与改造,马克思才本质性地发动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革命,并据此开启出唯物史观的理论路向与理论场域;换言之,如果忽视或者抛弃了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我们不仅无法真正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来历,而且将会不可避免地把唯物史观再度降低到自然主义的理论水平,从而对唯物史观做“经济决定论”的误读,并导致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分离与对立。正如我们在《资本论》的实证化经济学阐释维度中看到的那样,当他们把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并列或者分离开来时,表面地看来这一理论后果源自它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阐释,但根本原因却是由于他们抛弃了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做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并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唯物主义降格为“经济决定论”。就《资本论》的纯哲学解释方式而言,在卢卡奇和阿尔都塞那里,他们之所以最终把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对立起来,同样也是由于误解了或者试图彻底清除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如果说卢卡奇是由于错误地理解黑格尔劳动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影响所在,因而走向对《资本论》的人本主义和主观主义阐释路径,那么对于阿尔都塞来说,他则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多元决定论”解读《资本论》,从而更为彻底地把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对立起来。

  (三)唯物史观的理论品格

  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不仅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伟大创制有关,而且内在地影响到作为实践哲学范式之展开的唯物史观的社会辩证法品格;正是这一社会辩证法品格阻止着人们把唯物史观降格为“经济决定论”。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于创立于《形态》并指导《资本论》研究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做出了如下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9]在这一表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唯物史观的总体性、差异性和历史性等辩证法品格,而且还可以体会到它与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关联。

  总体性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首要理论品格,它与黑格尔精神生产辩证法[20]的总体性本质密切相关。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总体性的辩证法具有鲜明的思辨性:“意识必须依据对象的各个规定的总体来对待对象,同样也必须依据这个总体的每一个规定来把握对象。对象的各个规定的这种总体使对象自在地成为精神的本质,而对意识来说,对象所以真正成为精神的本质,是由于把这个总体的每一个别的规定理解为自我的规定,或者说,是由于对这些规定采取了上述的精神的态度”。[21]当马克思立足于现实个人劳动的辩证法分析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时,他也就彻底超越了黑格尔精神生产辩证法的思辨唯心主义性质,但它的总体性特质却是被坚决地保留下来并给予发扬光大的。马克思不仅一般性地把一定社会体系在总体上看做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是一个“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2]而且特殊性地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看做“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23]在卢卡奇看来,丢弃了唯物史观的总体性辩证法,是第二国际理论家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并走向《资本论》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路径的直接理论根源,而造成这一后果的内在根源则是抛弃了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为此,卢卡奇诉诸再现马克思的黑格尔理论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法,并把这一点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24]在卢卡奇看来,“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25]“一个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而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就是说,不懂得它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26]这是极为精辟的见解。但是,由于卢卡奇把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混同于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并据此得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27]因此他远离了对经济事实的分析而诉诸阶级意识的启蒙,把真正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对立起来。

  总体的差异性是唯物史观辩证法品格的重要规定。总体并非无差别的同一,而是差异性的统一,这是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突出特征。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28]作为总体性的各个差异性环节,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异在。[29]只有在唯物史观中,总体的差异性才真正现实地呈现出来。马克思不仅一般性地把人类社会机体看做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差异性总体,而且在据此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特别强调:“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30]当阿尔都塞不满于卢卡奇的混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同黑格尔的整体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的统一性完全不是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的表现出来的或‘思辨’的统一性”,不是“本质主义”意义上的统一性时,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他对唯物史观的总体性的差异性品格的理解却是混乱的。当他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一元论”的“经济决定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阐释为“由某种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31]以至于把作为“共同存在的形式”[32]的抽象“整体结构”[33]本身作为决定性因素时,他的这一“超决定论”的解释方案实则又取消了差异性。他一方面强调必须把“经济结构‘最终决定’非经济结构”作为“原则”,[34]但另一方面又主张赋予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哲学和美学等不同“层级”以“自主性”的历史而强调“多元决定论”,从而从根本上取消了“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地位。[35]我们看到,抛弃生产之对于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支配作用而把它们并列起来,这也是自边际革命发生以来的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证经济学走的一条远低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水平的理论道路。

  唯物史观同时还具有历史性的辩证法品格,它开启出一种根本的历史性视域。历史性并非简单的历时性或对历史表象过程的总结,而是首先在于打破所有永恒性的统治而导向对起源的回忆,并在对起源的回溯中揭示出当下现成事物的来历和性质;历史性同时表明的还是一种根本的否定性,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36]毫无疑问,唯物史观的历史性视域与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正是黑格尔最早开启出真正的历史性,恩格斯甚至把这一点称为黑格尔的“划时代的功绩”,[37]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38]“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因此对于黑格尔的历史性而言,对起源的回溯不过是把每一个中介环节视作绝对精神的同质性异在,而历史性的否定性则不过是向绝对精神的回归。精准地领悟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同时又洞悉了它的本质性症结,这是马克思开启出唯物史观历史性辩证法的理论前提。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唯物史观的历史性原则就在于:(1)破除种种意识形态统治的神话,颠覆各种知性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范畴统治,呈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来历及其基本性质;(2)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追求人类解放。[39]在这里呈现的乃是唯物史观以及作为唯物史观理论场域的《资本论》的双重历史性视域:历史的可回溯性与否定性。唯物史观的每一个原理与概念都可以回溯到“现实个人的劳动”这一人类历史的根本前提与基础,而《资本论》的每一个原理和概念也都可以回溯到由于“自发分工”所导致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它们乃是工业资本、机器大工业劳动及其各种当代存在形式的历史源头;而在历史的可回溯性中彰显的自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中介性、暂时性及其自我否定性。据此,《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或者它本质性地区别于并超越于资产阶级实证经济学的理论立场和理论高度得以呈现。

  三、《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定向

  如果说作为《资本论》理论定向与理论高度的唯物史观乃是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果,那么对《资本论》之唯物史观性质的理解就既要看到黑格尔哲学对于《资本论》的实质性影响,又要看到立足于唯物史观理论高度的《资本论》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即必须看到,不论是《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结构体系,还是它的价值形式分析范畴,抑或它的价值形式分析方法,都已经本质性地超越了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思辨哲学立场。把《资本论》的价值形式分析还原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会把《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

  (一)价值形式结构体系的唯物史观立场

  作为一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对象,旨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辉煌巨著,[40]《资本论》具有严谨的理论结构,并构成一个类似于先验结构的价值形式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资本论》在结构方法上借鉴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谈到“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41]在法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并不讳言《资本论》尤其是第1卷在体系结构上所具有的“先验”色彩。[42]恩格斯曾将《资本论》“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与《逻辑学》“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相比照,[43]而列宁也指出“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44]但是,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反复提醒人们:《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结构体系只是借鉴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表达方式,它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存在着本质性的界限。然而,自《资本论》第1卷问世之初,马克思就注意到“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并且指出“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45]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说:人们对《资本论》中所应用的方法依然理解得很差,这也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阐释所证明。在以第二国际理论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实证经济学解读竭力清除《资本论》的黑格尔辩证法因素时,以卢卡奇、[46]“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为代表的纯哲学化解读则竭力把《资本论》黑格尔化。[47]

  “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只看到了《资本论》与黑格尔思辨哲学或《逻辑学》理论体系的外在相似性,一味强调《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结构体系与黑格尔哲学或《逻辑学》的外在相似性,但却忽视了《资本论》价值形式结构体系的唯物史观立场,即忽视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性区别。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48]这种被马克思颠倒过来的辩证法绝非抽象的形式主义的辩证法,而是作为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唯物史观。马克思正是据此谈到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不同,谈到不能按照历史发生的顺序排列经济范畴,“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49]因而只有采取类似先验结构的表达方式才能更好地体现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因此,正如国内学者指出的那样,虽然“整部《资本论》的结构就是一个庞大的被严格规定了的经济范畴体系,各个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看上去好像是先验地安排的,但其实,它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结构的客观逻辑的反映”。[50]但是,“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却仅仅抓住价值形式结构体系的逻辑形式,而忽视了这一逻辑形式的唯物史观基础,甚至把只具有认识论意义的逻辑形式本体论化,从而把《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等同起来。这一理论错误在阿瑟这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阿瑟坦承自己比那种仅仅对二者在结构形式上做对比的做法要更进一步:就《逻辑学》而言,他“对黑格尔的新兴趣点主要不在于恢复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并将之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系,而在于关注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其如何切合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51]就《资本论》而言,尽管“马克思把黑格尔的逻辑仅仅视作对他叙述方式上的帮助,但对于我来说,黑格尔逻辑框架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引进”,[52]而且“这种相同性是如此真实以致黑格尔的逻辑可明确用于研究资本的现实”。[53]据此,他将《资本论》的理论体系看成了《逻辑学》的理论翻版而与唯物史观直接对立起来。[54]但是,对于黑格尔而言,他实际上也并没有把由反思性范畴而通达概念的《逻辑学》单纯地看做对思维形式的研究,而是将其看做对人类理性精神成长史的呈现;马克思据此认为黑格尔具有深刻的历史感。以此,如果说黑格尔的《逻辑学》与《资本论》的价值形式体系存在着相似之处,那么这种相似处也应当是历史性叙事——或者按照阿瑟的说法,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系”。但是,当阿瑟明确放弃这一恰当的兴奋点而仅只专注于结构形式的相似性时,他也就把《资本论》和《逻辑学》同时降低到了不应有的水平。

  (二)价值形式分析范畴的唯物史观性质

  如果说黑格尔所揭示的“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乃是有内容的辩证法,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倒立着的”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就是有内容的颠倒,就是破除经济范畴的抽象统治,把每一个经济范畴作为那些统治个人的一定现实关系的观念形式,把由全部经济范畴所构成的结构体系看做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理论表达,这就是价值形式分析范畴的唯物史观性质。

  早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私有财产对于政治国家的基础性地位,意识到“无依赖性的私有财产即抽象的私有财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私人,是政治国家的最高构成”,[55]因而正如洛克曼分析的那样,必须“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56]在《44年手稿》中,通过在社会经济领域对私有财产历史性的分析,马克思不仅再度确认了黑格尔的“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57]而且破除了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教条,提出了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而《形态》则为此初步制定了原则性的立场与方法。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正是据此展开对蒲鲁东的批判,揭示出经济范畴的唯物史观性质。蒲鲁东“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58]他不懂得“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59]自以为用黑格尔辩证法改造了经济范畴就可改造整个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60]马克思的精辟批判完全适用于今天的“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当阿瑟指出“对于我来说,资本与理念相同这一事实,恰恰是批判资本作为颠倒现实的理由,因为在颠倒现实中自我运动的抽象概念占了现实中人们的上风”[61]时,他已经犯了与蒲鲁东同样的错误,把经济范畴与社会关系割裂开来,并反过来把作为抽象形式的经济范畴看做支配现实社会的力量。这是对《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范畴之唯物史观性质的严重曲解,是马克思早在《44年手稿》中就已经指出的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它同时也必然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62]理论错误的再现。

  实际上,在《哲学的贫困》之后,不论是在《资本论》手稿,还是在《资本论》中,对于这种已经发生和可能还会发生的曲解,马克思都已经再次做出了极有针对性的批判与澄清。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尽管古典经济学已经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由于他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交换价值依然只是单纯的价值形式,货币只不过是单纯的媒介。在马克思看来,“把商品归结为‘劳动’是不够的,而是应当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它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必要劳动以交换价值进行计算。”[63]在这里发生的乃是从价值形式向价值实体的深化,同时也是对作为价值形式的社会内涵的挖掘。交换价值或价值不过是抽象劳动或一般劳动的凝结,而抽象的一般劳动并非具体劳动的均化,它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的”。[64]因此,价值形式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对一定社会关系下特定劳动活动关系的抽象。正是由于这一重要理论发现,马克思明确地把商品而不是像古典经济学那样把交换价值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价值形式分析是破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关键,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当然是无法直观的,它们必然来自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抽象,因而表现为“客观的思维形式”——“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65]但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价值形式本身并不神秘,它们既不是纯粹精神的,也不具有实体的独立性,而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因而“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66]“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67]

  因此,正如奥尔曼正确理解的那样,“进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研究领域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68]只有紧紧把握住马克思的每一个价值形式分析范畴内在包含的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我们才能深刻领悟《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唯物史观性质;只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每一个经济范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关系的理论表达,才能避免把《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再度理解为凌驾于现实经济关系之上并反过来支配现实经济生活的精神力量,才能彻底理清《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结构体系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之间的本质界限,从而不会把《资本论》变成《逻辑学》的理论翻版。

  (三)价值形式分析方法的唯物史观原则

  历史性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品格,也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它在《资本论》中的运用与发展,就是贯穿于价值形式分析的中介性和可回溯性的辩证法。它有力地阻止着人们把价值形式分析方法再度拖回到黑格尔的《逻辑学》。

  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贯彻了彻底的中介性原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决不能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而把一般的抽象形式同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式混淆起来”。[69]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问题在于“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70]但是,剩余价值和利润、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是不能直接关联和等同的,所以李嘉图解释不了“等量资本等量利润”和“价值决定于劳动”的矛盾;实际上,这要经历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再到平均利润的中介环节才可理解。对此,恩格斯曾经做出如下精准评价:“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71]

  在价值形式分析中贯彻始终的中介性辩证法,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可回溯性;它意味着不仅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可以被回溯到现实的经济关系,而且每一个高阶范畴都可以被回溯到低阶范畴,因而由这些范畴所组成的价值形式体系同时也展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性。从商品、货币到资本的价值形式上升序列,同时意味着资本的可回溯性。因此,马克思反复提醒人们既不可以“把资本的这些元素形式——商品和货币——本身跟资本等同起来”,“把资本的使用价值存在方式——劳动资料——本身说成就是资本”,[72]又要看到资本的历史前身及其来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73]马克思还指出:“劳动并非向来就是抽象的,将劳动变成‘抽象人类劳动’的抽象也不是劳动自己的作为。劳动并不会使自身抽象化。抽象是外在于劳动的,并处于交换关系的特定的社会交往形式之中。”[74]在谈到“交换价值”时,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使用价值才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中介。”[75]在谈到“利润”时,马克思指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分析才得以从利润中剥离出来。”[76]

  不仅把每一个价值形式范畴看做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表达,而且据此呈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来历,处处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起源的回溯,这就是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方法的唯物史观原则。马克思正是据此打破了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赋予的经济范畴的抽象性与永恒性,从而在超越逻辑形式,在实质性的内容层面上,本质性地呈现出《资本论》与《逻辑学》形式分析方法的界限。这也正是被卢卡奇、“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遮蔽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正是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的实质性出场赋予了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以唯物史观高度,使得《资本论》不论在结构体系上,还是在价值形式分析的经济范畴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深刻地凸显出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根本性超越。

  总之,我们既不可以忽视甚至祛除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也不能过分夸大它在《资本论》中的地位;只有既看到黑格尔作为马克思发动哲学与经济学革命之必要理论环节的重要性,又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本质性超越,我们才能把唯物史观看做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果,才能看到唯物史观自诞生之初就具有的鲜明的《资本论》定向,以及唯物史观之在《资本论》中的实质性呈现,建构起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内在性关联。

  注释

  [1]正如费彻尔评价的那样,“在第二国际时期,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社会历史整体的辩证阐释的那种认识消失了”,而“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实证主义的变种”。(伊林·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4页)

  [2]Jon Elster,Logic and Society,Chichester:John Wiley and Sons,1978,p.3.

  [3]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页。

  [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页。

  [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1页。

  [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2页。

  [8]代表人物有:安东尼奥·奈格里、哈利·克里夫、雅克·比岱和保罗·维尔诺。

  [9]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85页。

  [10]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11]赵敦华:《马克思哲学要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7—168页。

  [14]参见卜祥记:《〈资本论〉的理论空间与哲学性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

  [18]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20]对于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思辨性质,马克思指出:“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2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页。

  [2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8页。

  [2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62页。

  [2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2页。

  [29]阿尔都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称作“本质主义”的:“黑格尔的总体是简单统一体和简单本原的异化发展,这一发展本身又是观念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严格地说,黑格尔的总体是简单本原的现象和自我表现。”(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3页。

  [31]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105页。

  [32]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109页。

  [33]阿尔都塞的“整体结构”本质上乃是抽象的。费彻尔曾经指出:“‘整体是虚妄者’——狄奥多· W.阿多诺在这句话中用简洁的概念表达了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对立。”(伊琳·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第17—18页)在我们看来,费彻尔在这里所展示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立,同样也适用于马克思与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所谓“总体结构”同样也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整体”,即是作为“虚妄者”的整体。

  [34]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110页。

  [35]就此而言,塞耶斯的如下理解是比较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一条辩证的思路,它与内在联系的哲学相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具有本质性的(即内在的)联系。单纯的一个人、单纯的一部机器本身并不是生产力。这些东西要成为生产力,必须考虑到特殊的社会联系,它们在这个语境中被社会性地作为生产力来使用”。(Sean Sayers,“Marxism and the Doctrine of Internal Relations,” Capital and Class,vol.39,no.1,2015,p.26)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1页。

  [39]对此,费彻尔做了如下基本正确的理解:“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结构性地、决定性地渗透在自己的所有部分中,但这个整体并不是‘绝对者’,它的辩证重建的任务并不是把在自身中出现的个体仍然有意识地归并到整体中,而是恰恰相反:把个体(个人)从整体中解放出来。”(伊琳·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第17—18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1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42]马克思指出:“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22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3页。

  [44]《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1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页。

  [46]实际上,正如对这一解读路径持肯定态度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已经看到的一样,对《资本论》所做的《逻辑学》底本的纯哲学化解读,在卢卡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詹姆逊曾经谈道:“实际上,资本—逻辑学派可以被看成是试图给黑格尔的‘形式’赋予具体的阶级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发展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它们的战略向来是揭示出隐含在阶级的、政治的看似经验性的立场和意见背后的范畴形式。”(Fredric Jameson,“Persistencies of the Dialectic:Three Sites,” in Bertell Ollman and Tony Smith,eds.,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8,p.123)在詹姆逊看来,如果说卢卡奇只是在开端上试图“揭示出隐含在阶级的、政治的看似经验性的立场和意见背后的范畴形式”,那么第二代“以黑解马”的众多学者则是“试图给黑格尔的‘形式’赋予具体的阶级内容”,因而更加鲜明地凸显了价值形式范畴的力量,更加突出地以范畴形式引领《资本论》的纯哲学化解读,因而也更加彻底地把《逻辑学》作为《资本论》的逻辑底本。

  [47]通过《资本论》第1卷价值形式体系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的对应解读,阿瑟在形式或体系结构上把《资本论》还原为《逻辑学》:“我本人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逻辑关系。这是因为我极其注重交换如何抽去了商品的异质性,并把它们当作一个普遍东西、即价值的诸多实例。这近似于思想的抽象力量的运作方式;它还造就了一种与逻辑形式类似的结构、即价值形式。”(Christopher John Arthur,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Leiden:Brill,2004,p.8)与阿瑟观点比较接近的罗伯特·奥尔布里顿参照关根友彦的观点,也认为“资本的辩证法中的流通、生产和分配的学说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的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是平行的”。(Robert Albritton,“Levels of Analysis in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Radical Philosophy,vol.60,1992,p.17)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2页。

  [50]庄福龄、孙伯鍨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289页。

  [51]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页。

  [52]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2页。

  [53]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1页。

  [54]柄谷行人对此评论道:“虽然马克思采取了黑格尔的叙述形式,但《资本论》的写作动机却与黑格尔的思路完全不同。马克思的叙述绝不可能以‘绝对精神’而告终。”(《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11页)国内学者也指出:“《资本论》的巨大功绩,就在于它既不是把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人们变动的思想,也不是仅仅通过分析来揭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它既没有陷于唯心史观,也没有陷于拜物教观念;而是从劳动的二重性和商品的二因素出发,一步一步地通过各种中介,引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内容,直到它的最抽象的思想形式,从而辉煌地证明了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观点同综合观点的内在统一,证实了历史的唯物论才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庄福龄、孙伯鍨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第14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9—130页。

  [56]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马克思》,杨学功、徐素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83页;在汤姆·洛克曼看来,这一时期“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这种争论可以归结为私有财产上的分歧”。(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以后的马克思》,第83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3—604页。

  [61]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1页。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4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7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9页。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

  [68]伯特尔·奥尔曼:《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王贵贤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页;维戈茨基也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在马克思这里,“任何社会现象,以及表现这种现象的相应的任何范畴,都表现为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的、矛盾的统一”。(维·索·维戈茨基:《〈资本论〉创作史》,刘品大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2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81页。

  [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54页。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7页。

  [74]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28页。

  [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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