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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
2020年08月03日 07: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06期 作者:王晓东 谢莉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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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对于科学认识流通产业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流通产业的双重功能包括延续生产的价值生成过程和媒介交换的价值实现过程。前者为生产性劳动,尤其体现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行大规模的交通运输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后者为商品流通必要的媒介性劳动,要注意防止以为纯粹流通费用会创造价值的拜物教意识,发展做强实体经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流通社会化的特殊规律,对于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内贸易活动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创新研究”(16AJY016)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价值实现; 资本拜物教; 流通连续性; 媒介性劳动;

 

  引 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创造世界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我国正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的流通领域是生产、分配连接最终消费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其中的交通运输通讯产业是直接生产过程在流通中的自然延伸。本文基于马克思商品流通理论,依据劳动价值论,探讨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以及流通产业的国民经济地位,以期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性的认识。

  马克思指出,“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商品由它们的监护人带到市场上,让渡使用价值实现价值,这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1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过程中,作为连接二者枢纽的流通业,提升其流通过程的经济效率,对于提高供需两侧的匹配程度、促进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既包括流通业对于化解结构性过剩产能、加快库存周转、节约流通费用等方面的直接作用,也包括流通业对于洞察消费需要、反馈市场信息和引领生产向高质量发展的媒介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生产制造能力提升与流通体系不畅的矛盾逐显,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愈发重视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和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流通业发展,以便扩大消费满足人民需要。2面对国际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特别是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促进形成中国强大的国内市场,已成为党中央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宗旨的重要战略部署。

  关于社会再生产中的商品流通职能以及流通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理论争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是从破除“无流通论”开始的。3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商品流通的研究,首先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末端行业”的商品流通业正名。随着改革的深化,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经济重要性的认识,4相关研究先后提出了流通“决定论”5“先导论”6“基础论”7等不同概括,当前较多采纳流通业为“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的功能定位。8一般情况下对商业经济的研究,属于应用经济学。但关于流通业的国民经济地位及其产业功能的深入探讨,需要作出理论性定位和解释,涉及流通领域经济活动是否存在价值生产的长期争论。本文从马克思商品流通理论出发,试图在深化对流通领域劳动价值论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阐述商品流通业劳动经济职能兼具生产性劳动和媒介性劳动的二重性,为发挥流通业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产业功能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明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相关政策取向。

  本文分析安排如下:(1)关于流通领域中价值生产的争论;(2)物的依赖性与资本拜物教性质及其意识;(3)流通领域的两种费用与劳动价值论;(4)流通产业的基础性与先导性。最后为结论。

  一、关于流通领域中价值生产的争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分析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商品生产的二重性及其交换价值又是他通过历史考察,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经济运动规律的逻辑分析出发点。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社会。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9作为物化了抽象劳动的商品价值表现形态,交换价值的实质是“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商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份额”,只有在它能够转化为一般等价物货币时,才被社会承认是必须分配的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并在事后于价格波动中被计量;市场的商品交易价格实际上反映了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总是不断地同劳动时间相交换”。10“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1商品流通业的国民经济地位之所以长期定位不清,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模糊认识有关,更涉及对流通领域劳动性质的长期争论。

  20世纪6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第一次大讨论,已牵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论及流通领域的价值生产。1280年代后,商品流通的地位日益提高,关于商业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质的争议,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次大讨论中有过热烈讨论。13总体而言,逐渐形成了两大派。一类观点基于马克思关于“商人作为单纯的流通当事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14的阐释,认为流通领域的商业劳动作为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不会改变性质。吴树青等认为,“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商业工人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因而不属于生产性劳动”。15骆耕漠也认为,商业劳动不生产物质文化生活所需的产品,只参加商品价值的实现从而分配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不能把这混同为商业劳动本身生产价值。16另一类观点把反映一定生产目的要求的社会形式规定性,作为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根本标志,17因而倾向于将流通领域的劳动定义为生产性劳动。郭大力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劳动不能和资本主义下的商业劳动用一样的观点去理解。18于光远认为,只要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19高涤陈认为,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了以是否创造剩余价值作为判定劳动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的标准,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售货员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因为它是为消费服务的。20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流通领域的价值生产问题存在很大的理论探讨空间,应当结合现代流通业的新情况进一步发展劳动价值论。有代表性观点提出,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劳动力占比不断提高,商业劳动对促进商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日益凸显;21作为社会不可或缺的经济部门,“流通是生产性产业,商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22“流通过程的社会必要劳动也应当追加商品价值”;23“商业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与创新和时代化,不能排斥探讨马克思的理论里面有没有某些考虑不周的地方”。24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尖锐地批评了把生产使用价值混同价值生产的观点,认为那种“一切承担社会功能的劳动都是价值生产劳动”的观点不过是庸俗经济学家的主张;25如果认为纯粹商业劳动的“无形服务”与直接生产过程无异,岂不又回到了“无流通论”;26流通是否创造价值由社会劳动性质决定,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27总结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是争议中的共识,争论在于流通领域的劳动是否应界定为生产性劳动,是否应当重新认识商品流通的价值创造属性。

  二、物的依赖性与资本拜物教性质及其意识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剥削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本质和机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中心问题。本文结合《资本论》出版后重新整理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予以梳理。为了揭示这种剥削关系,马克思阐述了具有社会性的个人历史发展的三大社会形式,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个人全面发展”。28价格和交换古已有之,“物的依赖性”只是在互为条件的交换和分工急剧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得以充分展开,集中表现为作为社会再生产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并在资本积累中产生出一系列对立统一矛盾,包括竞争和垄断、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和社会需要及个人能力的多方面发展、无产者和资产者各自阶级的协作联合、二者统治和从属的阶级对立等。这些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同时又是炸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地雷。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全面分析了由交换价值集中反映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性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的历史条件。“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29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全面相互依赖的生产关系,现在只表现在物化的交换价值及其一般等价物货币上,个人完全从属于异己和神秘的物的社会关系,他们不顾社会生产的一般条件,无休止地积累物的货币形式特权,以追求私人利益支配别人活动或社会财富之权力的最大化,货币而不是具体劳动生产的特殊使用价值及其需要的总和,成为社会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拜物教性质。笃信货币资本自我增殖无限繁衍的天然能力,认定资本而不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否认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时间决定交换价值并成为商品得以转化为货币的前提,将交换价值的流通过程神秘化,以为流通也能创造价值,则是反映资本拜物教性质的拜物教意识,成为资本拜物教性质自在的理论表现。二者是共生现象。

  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以交换及分工协作为特征的生产社会性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与商品并存的货币成为市场主体,货币资本增殖成为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单个资本增殖的循环必须经过买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卖出产品的流通过程,以及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与增殖价值的抽象劳动合一的直接生产过程,才能剥削雇佣劳动,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其中,单个资本之间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买卖,汇成基于交换价值的商品流通过程,这是保持资本扩大再生产必须具有稳定连续性的枢纽。否则,资本积累就会中断。单个资本循环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运动,如果不能维系空间并存性和时间继起性,资本再生产过程就会停滞。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看,更是如此。一方面,生产决定流通,“一个资本的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决定另一个资本的流通阶段的速度”,二者必须具有同时性,因而上述狭义的“流通本身是生产的一个要素”。30另一方面,从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大流通看,“如果把流通本身看作是生产过程的整体,那么生产只是流通的要素”。31马克思总结道:“流通表现为资本的本质过程。在商品转化为货币以前,生产过程不可能重新开始。过程的稳定连续性,即价值毫无阻碍地和顺畅地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者说,由过程的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个阶段,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同以往一切生产形式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基本条件。”32生产的社会化必然伴随流通的社会化,后者甚至成为前者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从历史过程看更为明了。与直接物物交换时买卖双方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不同,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W—G—W)将交换时空分离而使流通得以发展,这是资本流通生产方式确立的历史前提。简单商品流通主要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生产的剩余产品的集市交易,目的是获得自己消费而不生产的使用价值。利用行将解体的自然经济,以垄断低价和高价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头,商人资本开创的最初世界市场,通过资本原始积累,为资本流通方式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由此引发的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成为劳动力商品,这是推动变革的决定要素。

  各部门投入产出大流通的稳定连续性,是一切社会化生产的必要条件。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许多单个资本的相互竞争中,“各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分为各个特殊的、彼此漠不相关的过程。这样一来,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它的本质条件,即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不同过程的连续性,是否会出现,就成为偶然的了”。33这一内在矛盾不断推动流通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产业资本的侵入,到处促进这种转化,同时又促使一切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资本的统治是自由竞争的前提”。34

  商品的价值归根结底是由直接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资本自我增殖的拜物教性质及其意识背后的秘密,与简单商品流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马克思着重揭示的“小流通”——资本家在等价交换外衣下购买的劳动力商品,其让渡的活劳动创造为资本支配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后者被资本无偿占有。“资本家换来劳动本身,这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生产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35“资本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时间。所以,交换只是变成一种形式”。36作为“交换的最高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37“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劳动的社会精神在单个工人之外获得了客体的存在”。把“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的资本,使技能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38这是资本作为生产资料的拜物教性质。尽管各部门资本家之间不同生产资料的交换,以及所有购买生活资料用于个人消费的交换,遵循简单商品流通等价交换的原则,体现为自由和平等,但与直接生产过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相比,就成为“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的东西”,39出卖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工人其实一无所有。

  本文聚焦与直接生产过程相对的商品流通过程,即“交换价值时而变为货币时而变为商品这种形式上的转化”,40尤其是由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形态变化“惊险跳跃”的流通时间,以及其间的价值生产问题。

  基于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资本再生产过程,具有不同的周转时间。资本流通周转时间包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其中只有生产时间期间的劳动时间才创造价值。单个资本一定量预付资本再生产的周转速度,在生产时间一定的条件下,取决于流通速度。流通速度越快,流通时间越短,周转就越快,一定量资本实现和生产的价值量及剩余价值量就越多。马克思指出:“重要的不是市场在空间上的远近,而是商品到达市场的速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产品量、资本增殖和价值再生产的倍增次数、生产过程重复的速度,“就取决于流通的速度”,“这里实际上加进了一个不是从劳动同资本的直接关系中产生的价值规定的要素。同一资本在一定期间能够重复生产过程(创造新价值的过程)的条件”,流通速度“虽然不决定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决定价值的数量”,“因此,除了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以外,资本的流通时间也作为创造价值的要素,即生产的劳动时间本身的要素加进来。如果说劳动时间表现为设定价值的活动,那么资本流通时间表现为丧失价值的时间”。41因为如果没有生产资本和流通资本的专业化职能分工及其社会化发展,由产业资本既承担生产职能又从事商品交换职能,流通时间越长,生产时间就越短,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就越少。流通速度和生产时间之间,既互为条件又相互排斥。马克思以公式总结道:“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越发展,“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42流通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诸多外部条件,包括产销两地距离、交通运输通达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及状况,以及银行信用制度的发展等。与前资本主义自然经济下的简单商品流通不同,“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生产把流通作为它自身的条件”,“资本的普遍趋势”是把一切为流通所必要的地点包括生产中心“加以同化,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进行资本化生产的地点”。43

  以直接生产过程为前提的资本大流通,衍生出流通资本拜物教意识,认为商业资本能自我增殖,流通同生产一样创造价值。这种拜物教意识缘自几个方面。无视流通速度提高,只是因资本周转加快而倍增了生产劳动创造的价值量,不知流通过程资本周转的加快,只是缩短了流通时间对生产资本增殖的消极限制,无视利润率平均化使周转慢的商业资本额外获取周转快资本的价值量,而全社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总量其实并没有增加。遑论自由竞争的让渡利润,一个资本利润的增加只是另一资本损失的结果。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垄断利润来自非垄断资本和消费者所获商品价值的损失。马克思指出,“流通魔术师们幻想,利用流通速度除了可以减少资本本身为资本再生产所设置的障碍以外,似乎还可以搞点什么别的名堂,这是走上了歧途”。“再可笑不过的,就是认为资本除了剥削劳动以外,还是一个独特的、同劳动分离的创造价值的源泉”, “一个神秘的、不以占有他人劳动为转移的创造价值的源泉”。44按照流通资本拜物教意识衍生的逻辑,流通时间越长,中间环节越多,全社会商品价值的总量就越大。

  三、流通领域的两种费用与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劳动性质的论述,集中体现在流通费用、商品经营资本与商业利润等问题的分析中,为区分流通领域的不同劳动类属提供了明确的理论依据。流通费用可具体划分为三类:纯粹的流通费用、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通常将保管与运输费用合称为“生产性流通费用”,45但保管费用问题具有特殊性。

  (一)纯粹流通费用与劳动价值

  纯粹流通费用,“由价值的单纯形式变换,由观念地考察的流通产生的流通费用,不加入商品价值”,“耗费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部分,只是耗费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一种扣除”。46即舍象流通领域发生的与商品使用价值有关的活动,单纯考察流通中价值在货币与商品之间相互形式转化所需的费用。它们可细分为用于买卖的费用、用于簿记的费用和用于货币上的费用。在这些纯粹由商品交易活动带来的费用中,除了物化劳动的耗费外,活劳动的耗费主要发生在实际的买卖、记账,以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而产生的管理活动中。

  这些活劳动都是为了保障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劳动,但它们不创造价值,而是对生产创造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绝对扣除。马克思把这类不创造价值却十分必要的劳动比作“燃烧劳动”,“虽然是燃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并不生热”,而是“热的一种扣除”,“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品”,并逐一分析了纯粹流通费用非生产性劳动上述三种形式的耗费。47纯粹流通费用起因于流通领域中,商品交易造成的私人所有权转移,与西方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的概念颇为相似。早在科斯之前,马克思就提出了涉及交易成本的思想,对其构成和补偿作了详细分析,48但在后人的研究中遭到颇多误解。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把社会化生产的市场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而资本增殖和积累的本质条件则是要保障其周转的稳定连续性。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这类流通费用特别是货币费用,“纯粹是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即商品生产过程的产物”,它们随着流通的大规模进行持续增加,从全社会来看数额之大“令人触目惊心”。49如买卖时间费用,人们看到,当今垄断竞争诱发的品牌广告铺天盖地。而簿记费用则有一定区别,生产越是社会化,“作为对过程的监督和观念上的总括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用也就越少”。50

  但无论如何,“资本家手里的商品交易具有的规模,不会使那种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为价值的形式变换作中介的劳动,转化为创造价值的劳动”,51职能的分工与专业化并不改变职能本身的性质。纯粹流通费用不创造价值的论断,并非出自马克思囿于历史条件而对劳动价值形成的认识局限性。这是由商品生产的社会化性质决定的,事关满足社会各种需要的全社会总劳动量在各行各业按比例分配的一般规律。纯粹流通费用除簿记外无节制的膨胀,会加剧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虚假繁荣。

  (二)保管与运输费用及其劳动价值

  与纯粹流通费用作用于商品交换的价值形式转化不同,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保管和运输费用,作用于商品使用价值的保存和位移,二者在追加价值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合称为“生产性流通费用”。运输费用是生产费用在流通领域的追加,只是形式上表现在流通过程中,因而是形成价值的生产性劳动。马克思分析说,“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把产品运到市场也就赋予产品新的使用价值”,商品只有从生产领域运输到消费领域,“才是现成的消费品”,这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它“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与直接生产耗费的活劳动一样,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52这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流通的研究中,已具广泛共识。交通运输的发展,是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主要手段。随着商品生产的大规模发展,商品运输耗费的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与日俱增。

  相较于运输费用,保管费用的价值生产问题较为复杂,也常引起误解。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保管,“不是价值的形式转化,而是价值的保存”,不会提高使用价值,而仅使“它的减少受到了限制”,新加入的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是为了防止使用价值受损(或把减损降到最低),从而需要按比例分摊到商品价值中去,“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因此使商品变贵”。53商品保管价值生产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商品储备时常出现的“不正常形式”。因流通停滞或投机引起的非自愿储备的增加,不再是商品不断出售的条件,而是商品卖不出去的结果,任何过剩产品库存最终都是商品价值的直接损失,由此引起的保管费用显然“不加入商品价值,而成为在价值实现时的扣除,即价值损失”,“不正常形式”的商品储备费用属于“非生产费用”。54“不论这种停滞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家的仓库内,还是发生在商人的栈房内”,“储备的正常形式和不正常形式,从形式上是区分不出来的”。55生产和消费规模的扩大,都会引起商品储备规模的扩大。已经转移到商人栈房的商品,在产业资本家看来,他的资本流通过程是畅通的。“因此,商品储备的规模由于流通停滞而扩大的现象,会被误认为是再生产过程扩大的征兆,特别是在现实的运动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变得神秘莫测时,更是这样。”56严峻的流通连续性中断,引致货币流动性短缺,闲置资本日积月累,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要现象。

  (三)正确认识流通领域的劳动价值

  综上,尽管商品流通领域的价值生产问题在当代研究中颇有争议,但马克思原著中体现的思想是清晰且完备的——“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57关键要看追加的流通费用是单纯作用于商品的价值实现,还是作为生产过程的延续而继续作用于使用价值,现作如下归类。

  1.生产性劳动。

  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生产性流通费用”的提法,本文用它来概括流通领域的运输以及包装、分类、装配、补充加工等费用,其劳动性质为流通领域的“生产性劳动”。这些费用发生在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所以算作流通费用”,但确具有生产性质,由于“这些生产过程只是在流通中继续进行”,其生产性质才“完全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58

  2.媒介性劳动。

  59在“纯粹流通费用”劳动性质的争议中,多数文献以现代流通业的体量增长及其重要性程度,刻画其具有价值创造性,上文已指出这一逻辑的不合理。现结合“物质生产领域的非生产劳动”的一般规定性,60界定这些劳动为流通领域的“媒介性劳动”,具体指与商品交换的价值形式变化及其相关管理有关的劳动。从现代流通业的劳动类型看,商品经营中主要与商品市场营销、会计核算、财务管理、金融管理等有关的劳动费用都可以计算在内。同时需要说明,鉴于商品储备保管劳动的性质较特殊(不形成价值但追加价值量)和复杂(需要区分正常和不正常形式),而且在现代流通业中越来越不显在化,其相关职能经常整合在物流运输业中来体现,有时又成为批发与零售业在转移承接商品所有权过程中的附带职能,所以不再单独划分。

  因此,在不进行劳动类属细分的前提下,不能笼统地认定商品流通过程创造价值或不创造价值,流通领域实际上既存在直接形成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也包含不创造价值而推动价值实现的媒介性劳动。无论商品流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怎样发展,都不会改变二者不同的劳动性质。其实,现实经济中的上述不同性质的劳动,通常相互交织地附着在相同流通主体上,难以剥离和截然分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性劳动作为流通中“附带的事项”,“部分地同商人资本或商品经营资本的特有的职能混淆在一起;部分地同这种资本的特有的专门的职能实际上结合在一起”。61因此,商品流通领域的劳动性质,具有生产性和媒介性相互融合的统一性。62

  纯粹流通费用和媒介性劳动在全社会总劳动量中配置的份额,很大程度上影响流通领域生产性劳动的价值创造空间。流通领域成为资本之间争夺剩余价值实现和超额利润的战场。参与交易的“每一方都想占对方的便宜”,都为经由交易获得更大的收益而“进行着斗争”,使得“这种劳动由于双方的恶意而增大”。63市场竞争的丛林法则导致纯粹流通费用增加,影响一般流通过程的顺利进行,如虚假广告、垄断价格和欺诈、市场寻租和囤积居奇。不合理的流通费用和经商行为,构成商品价值实现的阻碍,不仅不会增大生产劳动的价值创造空间,还会极大地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并终因流通停滞而形成“不正常形式”的商品储备和价值损失。我们应从人民的实际生活需要出发,推动媒介性劳动作为“必要的因素”形成“建设性经济空间”,避免市场竞争在资本驱动下超出限度而形成“破坏性经济空间”。64

  (四)纯粹流通费用补偿与商业利润来源

  既然纯粹流通费用不创造价值,只是作为绝对的费用扣除,那么这部分费用如何进行补偿和回流,怎么能像生产部门那样持续获得利润呢?马克思从以下三个方面解释商业利润的来源。65无论产销是否存在专业化分工,纯粹流通费用都会发生。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的商品经营资本职能分化出来独立运行后,纯粹流通费用便由产业的营销部门转至由商业资本专门承担。只要市场供求平衡,商业资本就能比职能未独立化的产业资本更好发挥如下功能。(1)节约流通过程的资本投入。“专门用于买卖的资本小于产业资本家在必须亲自从事他的企业的全部商业活动时所需要的这种资本”。(2)缩短流通时间。借助商业资本家的专业化职能,“生产者可以把他的商品较早地转化为货币,而且商品资本本身也会比它处在生产者手中的时候更快地完成它的形态变化”。(3)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有助于市场扩大和产业资本积累。商业资本的一次周转可以代表“一个生产部门许多资本的周转”和“不同生产部门若干资本的周转”。由此可知,纯粹流通费用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当它成为商业资本的专门投入后,有助于缩短流通时间,通过分工优势“使社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只有更少一部分被束缚在这种非生产职能上”,间接增大生产劳动的价值创造空间,“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66商品经营资本“真正的为卖而买的职能”,“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对它们的实现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来源于生产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67商业资本的独立经营,使产业资本无法像自己经营商品资本那样独占全部剩余价值,必须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商业利润的形式让渡给商业资本,体现为“流通当事人必须由生产当事人支付报酬”。68商业资本以低于价值或生产价格购入商品,按价值或生产价格出售商品,这个差价表现为商业利润。

  具体到商业资本家的费用投入,除了买卖商品所垫付的商业周转资本(B)之外,预付资本还包括购买商业设施和其他物质要素等不变资本(K),以及购买商业雇佣工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b)。在这三项预付的商业资本中,B部分可以在出售商品之后直接收回,并按照同量资本获取同量利润形成的生产价格,获得平均利润。K和b部分也是如此,“必须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补偿”,而且“都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69其中,可变资本b部分获得的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对商业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表面看与无酬劳动使生产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原理似乎类似,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创造剩余价值,只是为商业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创造条件,强化了商业资本实现价值的职能;商业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像任何别的这类支出一样,这种支出也会降低利润率”,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70

  随之而来的极易遭到误读的难题在于,既然商业资本的B部分、K部分和b部分都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但独立执行职能的商业资本却“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获取平均利润,71在竞争驱动下,通过利润从产业资本向商业资本的转移,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结果会降低平均利润率。马克思对此作了解释。《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要求先分析产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再分析商业资本独立后加总计算的平均利润率变化。但这不意味着历史过程也是如此,实际过程其实恰恰相反。将职能分工后的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计算平均利润率,以此表示平均利润,是更符合经济现实、充分平均的“十足的平均利润”,72解决了产业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向商业资本的转移问题。相较于产业资本在产销分工前必须亲自承担纯粹流通费用的情况,商业资本的独立经营实际上节省了这部分费用的总投入,并以更快的周转速度间接促进了总剩余价值量的提高。“必须承认,随着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划分,会同时出现商业费用的集中,从而商业费用的减少。”73这样,社会总资本中能够投入生产领域的资本增加,经营规模更大,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更多;商业资本的发展加快了周转速度,从而年剩余价值总量会增多。若个别商业资本的周转速度高于同一商业部门的平均周转速度,则可获得暂时的超额利润,但在利润平均化趋势下优势不可持久,除非获得长期的垄断地位。

  四、流通产业的基础性与先导性

  随着现代商品流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现代流通业日益丰富的创新性、多样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亟待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根据纯粹流通费用与生产性流通费用劳动性质的科学划分,流通业的类属可划为两大子产业:(1)体现生产性劳动性质、作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的物流运输业;74(2)体现媒介性劳动性质,并承接部分生产性劳动的批发零售业。75

  (一)高质量发展与流通业现代化

  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为将流通业定位于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提供了抽象劳动生产价值层面的坚实依据。在满足人民高质量需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近年来我国利用大数据、信息网络、特高压电网、高速铁路等一系列最前沿的先进技术,建成世界一流的交通运输通讯基础设施。在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家有计划地集中组织投入了大规模的生产劳动和财力,充分体现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中国奇迹发生的基础性和先导性物质条件,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马克思指出,“改善交通运输工具也属于发展一般生产力的范畴”,这些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周期长,不可能为单个资本创造丰厚利润,对于这样“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必须由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由国库来支付”。76

  与此同时,流通领域媒介性劳动的发展,可致力于供求之间的有机衔接。商品只有在有效供给的条件下,实现供求平衡,才能实现其价值。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从供给侧入手。“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77才能使生产资源配置符合社会需求结构。其机制作用于流通领域,主要体现在批发、零售等销售部门。它们不只是单向地推动商品价值实现,更要在市场服务中不断发现新的使用价值诉求,发挥市场的预测预警作用,帮助供给方及时识别有效需求的变化,使直接生产过程与生产性和生活性的消费之间相互渗透,紧密衔接。这样,流通业对于防范产能过剩和实现合理资源配置,就能起到先导性作用。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化和新技术应用,流通领域的生产性和媒介性劳动出现了许多新业态新模式,有利于社会化商品生产保持大流通周转的稳定连续性。互联网连接技术通过虚拟空间的线上时间,使物流急速克服市场地理空间的障碍,不需要使用现金,移动支付极大节省了纯粹流通费用。在电子商务交易环境中,基于生产性劳动的快递物流业减少许多批发零售环节,成为商品跨区域流通的基础条件,对我国大山深处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和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封城”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都起了关键性作用,成为人民生存发展权及其生命安全健康第一的有力保障。快递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成为流通业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之基础能力的重要标志。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别是资本积累所必需的资本周转的稳定连续性,充满偶然性的资本流通过程,纷纷被大公司在生产力更为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所有权兼并重组,转变为其内部市场,以减少交易成本,但管理成本的增加又压低了垄断资本巨头的盈利效率。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纷纷把产业链的劳动密集加工环节分包给新兴市场经济地区低成本的当地企业,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使按订单生产日益发展,减少了因生产资料所有制分割而耗费的大量流通时间和纯粹流通费用,在一定范围内缓解了垄断竞争条件下资本周转偶然性和管理成本陡升的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运到市场的商品能否卖出成为“偶然的事情”,马克思说,如果“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即供给适应事先提出的需求”,“那么对资本来说既不存在这个要素,也不存在产品向货币转化这种特殊要素”。78不仅如此,现代流通业中的生产性劳动内容日益超出物流本身的局限,承担起由生产环节转移来的延续直接生产。随着企业间合作和供应链管理的加强,与需求异质性和不确定性有关的生产活动,常伴随着“延迟区分”策略,向产业链的中下游转移延伸。如区分消费者个性化需要的补充加工、附件装配、最终集成、影印调色、标签贴附或二次包装补充性的生产活动,更多被延迟到物流或分销环节,由物流、批发零售企业根据个性化定制要求完成。这些生产性劳动并非仅作用于产品使用价值的空间转移,而是与直接生产过程一样,通过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形成并增值商品价值。

  在全球产业链中,纯粹流通费用及其媒介性劳动的职能,以生产性消费的服务方式,正在由以往的“生产后”和“生产外”逐步推进至“生产前”和“生产中”。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媒介性劳动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单纯买卖商品的职能,商业资本连同货币资本越来越多地对生产资本发挥反向的主导作用。例如,大型自营式电商企业通过平台经济,收集分析零售大数据,协助众多品牌商提出新产品概念,实现反向定制生产;垂直类电商还可通过消费数据积累及分析技术的支持,开发高比例的自有品牌产品。再如一些新兴互联网快时尚品牌,依托大型电商平台,通过信息系统研发和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项目的应用,实时根据需求动态,迭代开发针对异质性消费社群的大量自有品牌产品,组织上游合作工厂形成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的柔性生产机制。79通过发挥流通过程对生产质量和供给结构的引领作用,抑制生产盲目性和市场不确定性,提高面向最终消费需要的计划精准性,体现了较以往更具深度的媒介性职能。在由零售端组织上游工厂进行柔性生产的特定情境中,一定程度地实现了由最终消费经由流通决定生产的方式。反映未来新社会直接社会生产远景的一些征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特别是在抗疫总体战国家统一调度医疗紧缺物资的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物流的社会化发展,以及生产性劳动向产业链下游的转移,流通日益成为延续生产、创新使用价值和社会财富的重要领域。其支撑工业和国民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显现,流通业对于引领产能合理配置和总社会劳动量合理分配的先导性职能将不断强化。

  (二)服务劳动增长与流通职能强化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在生活性消费品质的提高,并与流通过程服务劳动社会化密切相关。原本大量发生在居民家庭自给自足式的家务劳动,正在发展为社会化的服务供给,由消费领域转移至零售场所,零售卖场中内嵌的服务型业态体现的生产性质不断增加。物质生产的有形产品,其再生产过程存在相对独立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服务劳动生产无形产品,其生产和消费同步发生并直接完成,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同一。由于不能形成对象化的有形价值实体,无需在有形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以独立的流通过程为中介,作为无形产品的交换,消费性服务劳动的性质不能完全等同于有形商品交换的媒介性劳动。80

  关于生产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原理是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具体表现形式包括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两种形态。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简单商品流通是从属于资本流通的,后者作为普照的光,其私人资本所支配的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生产过程,成为识别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标志。而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消费性服务作为家庭劳务之外无形商品的社会化供给,同整个生产比起来微不足道。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判别一种劳动是否为生产劳动,则不必以它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为唯一依据;81贯彻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以社会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的简单商品流通,其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82我们认为,从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直接与收入交换、生产无形产品的服务劳动也是生产性的。83

  现代商品流通过程越来越关注客户的消费体验,大型零售卖场呈现商品销售与餐饮、娱乐等服务供给的融合,现实经济统计中时常将批发零售业归入服务业范畴。但二者的劳动性质不同,商品营销属于媒介性劳动,而生产无形产品的纯粹的服务劳动则具有直接的生产性质。这种叠加的流通新模式,既因服务劳动具有生产性质,而增大了流通业的价值创造空间,又因服务项目可以带动客流、促进商品销售,也间接提升了流通业的价值实现能力。流通领域吸纳的服务劳动增长,促使流通业的基础性与先导性职能定位更加突出。同时应当警惕,服务劳动与媒介性劳动也存在相互排挤的相反作用,流通场所尤其是零售大卖场应协调好商品经营和服务运营的关系。媒介性劳动在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加快库存周转、推动供需精准匹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能较好地体现流通业对于调节“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84的独特意义,因此在零售业合理引入服务业态的同时,应避免过度地“去商品” “增服务”,不可削弱流通业的先导性产业职能。

  (三)流通业利润与垄断竞争的价值再分配

  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来自垄断价格的超额利润,是对非垄断资本和最终消费者所获剩余价值和商品价值的转移性掠夺,而不是垄断资本自身生产劳动的产物。马克思揭示的自由竞争条件下利润率充分平均化的趋势,在垄断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发生了较大变化。结果是市场竞争的利润平均化趋势呈现两大等级:发生在垄断资本之间因垄断竞争引起的垄断利润平均化,包括它们对非垄断资本的控制;发生在非垄断资本之间竞争的非垄断利润平均化。85垄断生产资料的大资本能使其攫取的超额利润相对固化,流通领域成为以垄断价格为杠杆,再分配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集中争夺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为资本全球产业链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通过技术垄断以及对流通环节的集中控制,西方跨国公司生产的性质,充分体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上。发达国家在产业链国际分工中主营研发过程和流通过程,将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分包给各类生产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控制了产业链内部的利润再分配机制。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巨型跨国公司的发展,使生产、流通、金融等方面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更加强化,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现象也愈演愈烈。86

  跨国垄断组织往往主导着对价值实现具有决定意义的市场流通网络。其中涉及至今令经济学家不解的“索洛悖论”(又称“生产率悖论”)。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计算机时代体现在各个领域,但是生产率统计数据除外”(指虽然企业在IT产业投入大量资源,但从生产率角度看,却收效甚微)。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调查,云计算、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物联网,这些正在使商业流程优化的新技术,自2005年迄今主要是从根本上改变商业模式价值链的运行方式,模糊了行业边界,却未能广泛深入直接生产过程,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87一旦把握了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数字经济之谜就不难从理论上破解。正在展开的数字经济时代这一窘境,与网络线上垄断平台经济的大发展密切相关。88它们为许多非垄断企业提供了减少流通环节、节省纯粹流通费用、与消费者直接订单交易的经济平台,并进而以各种费用形式从中攫取流通垄断利润。平台经济加剧了零售市场线上线下的过度竞争,凭购销差价实现的商业利润逐步由“十点利”过渡到“五点利”“零点利”甚至“负点利”,导致不少海外零售巨头实体店纷纷败走中国。

  中国大型平台零售组织利用国内发达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物联网、移动支付、快递业等流通新模式的多业态联盟,把流通社会化的生产性劳动和媒介性劳动职能结合起来,缩短流通时间,占据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很大优势,并正在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发展。中国线上零售市场的新发展,使批发零售等环节更易于利用信息集聚优势,增强市场分析和反向引导产能配置的能力,开拓了提升盈利空间和引领创新方向的可能性,将推动企业利用市场供求数据,对产品数量和质量及时调整决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通业的发展,对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对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在起着日益重要的战略性先导作用。89

  (四)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发展趋势

  我国商品流通走过了40多年的改革发展之路,其创新实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主要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以“三多一少”(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为起点,开启了由制度因素催生的流通体系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互联网的普及应用,流通领域发生了一场由技术因素推动的新一轮变革,技术进步反过来引发流通体制变革,二者双轮驱动深刻影响了流通机制变化,有力推动了流通高质量发展。随着流通领域生产性劳动和媒介性劳动的融合,流通产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职能愈加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流通体系正在发生趋势性的重要变化。

  1.流通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现代流通的功能已不止于把商品售出、从产地运往销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全方位作用下,其总体功能涉及在完整的供应链中,如何合理设计流通流程及组织方式,更好地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流通中包含的商流、物流、信息流正在改变以往同步一体的特征,呈现分离分立之特点。信息流一旦独立出来,不断提高的信息化水平就能成为推动商流和物流运营的先导。所有进入现代流通体系的流通物均以信息流为先导,信息化驱动了商品周转的不断加速。数字化作为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离不开在信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坚实地基上成长起来的互联网普及和发展。互联网时代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效力超越以往任何时期,使商品交换场所从有形市场进一步延伸到无形的虚拟空间。90作为数字经济最活跃、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之一,电子商务在推动流通的数字化转型方面贡献突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化信息技术,为电子商务拓展出更丰富的应用场景,不断催生出流通的新模式、新业态和新型商业基础设施。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数字化转型,是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大势所趋。数字化商业变革率先在零售领域实现,随着新科技的广泛应用,以及商品流通渠道与生产供应链的协同,还将在批发和物流层面引发普遍的数字化革命。当前的新冠肺炎病毒传播,如果说与批发市场的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有很大关系,那么今后就不仅必须加强市场监管,更要重视对这种以摊商形式聚集而成的零售或“批兼零”的实体平台交易组织,进行数字化改造,流通新技术将赋能传统流通组织,创新批发交易方式,实现批零高效分工协作。数字化供应链和智慧物流网络的发展,将使政府市场监管更加精准严密,从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动“互联网+流通”全面升级。

  2.流通体系和生产过程日益融合。

  在传统的工商业分工中,产销关系各自成体系,流通与生产的边界清晰。但在社会再生产运行日益向供应链方式的转化中,流通的中间媒介作用发生了变化,在零售商和生产者的供销关系中,出现了合作生产形式。91流通组织形式的渐变,模糊了生产和流通的界限,作为供应链中的交错环节,二者互为你我。生产领域创造价值的部分生产性劳动转入流通领域,流通的生产性劳动不再局限于物流运输,增加了流通领域价值创造的成分。为充分激发流通业引领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潜在动能,应促使一部分具有信息优势的零售商乃至批发商反向朝生产领域延伸,挑起流通制造商的新角色,92影响生产企业的产品决策乃至发展战略。这实际上是从人民大众的消费需要出发,促进供需匹配,发挥流通业先导职能的重要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通体系的重要特征。构建具有稳定连续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供应链,对于降低流通成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克服流通利润环环相扣引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损失,对于依法治理囤积居奇、恶意涨价等市场投机行为,去杠杆防范商业金融风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流通业开始展示的助力制造业“量体裁衣”境界,将以高质量发展,引领柔性生产和智能制造,使供应链更好适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3.物流功能成为现代流通体系的核心竞争力。

  在商流、物流、信息流等流通要素组成中,互联网技术极大地改变了流通的组织结构,电子商务推动商流成本向最小化发展,互联网使市场搜寻中的不对称信息流成本迅速减少。但虚拟空间不能取代商品的物理位移,即使是网上销售的商品,其物流和配送成本也必然存在。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物流员工支撑内外贸联动的社会劳动作用更显重要。物流领域的费用降低和效率提升,成为测度国家流通竞争力的重要指征。与电子商务密不可分的物流配送,是现代化大流通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具备大规模超前发展交通运输通讯信息产业先进基础设施的能力。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人民能居家购物保持生活安定,电子商务功不可没,快递配送行业对流通保供起了支撑作用,并展现了物流转型发展的新前景,将为稳就业保民生、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再立新功。

  结 论

  依据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流通业在社会扩大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既源自其延续创造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性质,也在于其实现商品价值的媒介劳动性质。前者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并提高商品供给的质量。要富强先修路,大力发展交通运输通讯信息产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要注意防止以为纯粹流通费用会创造价值的拜物教意识,发展做强实体经济。

  要遵循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量的一般规律,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流通社会化的特殊规律,加快流通周转速度,节约全社会流通费用,提高流通效率,持续改进供需两侧相匹配相平衡的程度,建设包括现代流通体系在内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商品生产大流通的稳定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93消费“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94商品供给链要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灵活地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流通业既要发挥面向生产的“排水渠”功能,加快货畅其流的价值实现过程,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发挥流通业面向消费的“引水渠”功能,促进消费反作用生产,帮助解决好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供给侧产能配置问题。95在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以及智慧城市和智慧社会中,我们要充分认识流通领域延续价值创造和促进商品实现的双重职能,加强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有效应对国际局势大变动的严峻挑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9页;《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22014年至今,国务院及商务部等印发了30多个推动流通改革的政策文件,包括《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51号),《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国发[2015]49号),《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6]24号),《关于开展加快内贸流通创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消费专项行动的意见》(商秩发[2016]427号),《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73号),《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19]42号),《关于推进快递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国邮发[2020]14号),等等。

  3孙冶方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60年代又反复把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作为重要课题展开。高涤陈将流通论归纳为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四根支柱,认为其他三根支柱(价值论、经济效果论、社会化大生产)必须通过流通论的补充才能全面论证。参见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孙冶方:《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高涤陈:《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财贸经济》1984年第4期。

  4参见高涤陈:《论流通经济过程》,《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

  5参见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关于“流通调节论”“流通一体论”等更多概括,参见丁俊发:《中国流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6参见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7参见黄国雄:《论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财贸经济》2005年第4期。

  82012年国发39号文件《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首次采用流通业是“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的概括,2014年国办发51号文件《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其“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理论界目前也较多认可并采用这一提法。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3—474页。

  12参见杨长福:《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经济研究》1964年第10期;何炼成:《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经济研究》1965年第1期。

  13参见《经济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657—683页。

  14《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6页。

  15吴树青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

  16参见骆耕漠:《论商业劳动的非生产性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17参见陆立军:《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之争与我见》,《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

  18郭大力:《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172页。

  19于光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

  20高涤陈:《流通经济论(续集)——高涤陈文集》,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第96页。

  21参见何炼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流通经济论》,《中国流通经济》2003年第8期。

  22参见黄国雄:《论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财贸经济》2005年第4期。

  23参见刘向东:《流通过程的社会必要劳动也加入商品价值的决定》,《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年第1期。

  24参见卫兴华:《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与发展问题》,《经济纵横》2012年第1期。

  25参见渡边雅男:《价值理论与生产劳动——关于价值生产劳动的范围》,高晨曦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5期。

  26参见张洪平:《论流通领域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

  27参见鲁品越:《流通费用、交易成本与经济空间的创造》,《财经研究》2016年第1期。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16、51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1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3页。

  34《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6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69、10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1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1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6—537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42、541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44、546、547页。

  45参见纪宝成:《商业经济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46《资本论》第2卷,第154页。

  47《资本论》第2卷,第147、149、151、153—154页。

  48参见鲁品越:《流通费用、交易成本与经济空间的创造》,《财经研究》2016年第1期。

  49《资本论》第2卷,第153、152页。

  50《资本论》第2卷,第152页。

  51《资本论》第2卷,第147、14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48页;《资本论》第2卷,第168页。

  53《资本论》第2卷,第157、156页。

  54《资本论》第2卷,第166、157页。

  55《资本论》第2卷,第166页。

  56《资本论》第2卷,第166页。

  57《资本论》第2卷,第167页。

  58《资本论》第2卷,第156、154页。

  59本文“媒介性劳动”概念并非《资本论》中的用语,而是结合马克思原著思想,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领域的非生产必要劳动”的简化表述,以突出其相对生产劳动的非生产性媒介性质。这仅用于描述劳动性质而不限定经济活动主体,媒介性劳动既可在产销合一时由生产者附带承担,也可在产销分离时由商业劳动专门承担。

  60参见骆耕漠:《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4页。

  61《资本论》第3卷,第298页。

  62马克思在流通费用的手稿中曾将零售业与运输业一同列为生产性费用,后来又明确指出不含零售业,认为只考察运输等费用就够了,但又提醒人们,分割、称量、分类、测定、包装等零售活动属于生产性劳动,恩格斯在后来编辑《资本论》时没有保留零售业。(参见大村泉:《新MEGA第Ⅱ部门第12卷“恩格斯编辑用稿”的编辑和研究》,盛福刚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笔者认为,恩格斯应是基于马克思对不同劳动性质的区分逻辑而做了删除。这实际上反映零售过程本身包含着劳动的生产性和媒介性的融合。马克思还说,商人资本的相对量与周转速度成反比,“但零售商人的资本例外,它是混合类的东西”。(《资本论》第3卷,第320页)

  63《资本论》第2卷,第147页。

  64参见鲁品越:《流通费用、交易成本与经济空间的创造》,《财经研究》2016年第1期。

  65《资本论》第3卷,第307页。此处为下面(1)(2)(3)中引语的出处。

  66《资本论》第2卷,第149页;《资本论》第3卷,第312页。

  67《资本论》第3卷,第314页。

  68《资本论》第2卷,第144页。

  69《资本论》第3卷,第325、321页。

  70《资本论》第3卷,第327、334页。

  71《资本论》第3卷,第318页。

  72《资本论》关于“十足的平均利润”似有一处误译,译文称“按照预付产业资本(不包括B+K)计算出十足的平均利润”。(《资本论》第3卷,第331页)骆耕漠曾依据德文版和英文版,重译了原文:“平均利润的减少,表现在B+K从垫付的产业资本扣除之后计算好的充分平均利润的形式上,并把从平均利润中为B+K的扣除部分付给商人,于是这扣除部分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即商人资本的利润。”(骆耕漠:《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第204页)

  73《资本论》第3卷,第326页。

  74马克思提出,“除了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就是运输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19页)

  75现代商品流通多使用统计上的通俗概念,将住宿、餐饮、娱乐等也归入流通业,与马克思商品流通理论未能较好地衔接。应当区分流通领域的媒介性劳动和纯粹的服务劳动。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0、532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7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3页。

  79参见谢莉娟、庄逸群:《互联网和数字化情境中的零售新机制——马克思流通理论启示与案例分析》,《财贸经济》2019年第3期。

  80习惯认为,流通业中的媒介性劳动也是服务劳动。这种语境体现了通俗和广义上的服务业口径。但应看到,媒介性劳动与服务作为无形的特殊商品供给(纯粹服务劳动)有所不同,前者只专注有形商品价值的实现,如有形商品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

  81参见李江帆:《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吗?——与否定服务劳动创造价值的流行观点商榷》,《财贸经济》1997年第9期。

  82参见金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新思维》,《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83参见骆耕漠:《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第73页;王晓东、黎莎:《马克思的服务劳动理论及其当代启示》,《财贸经济》2020年第3期。

  8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0页。

  85参见李达昌:《剩余价值规律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1年第5期。

  86参见程恩富等:《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87参见《数字时代遭遇生产力障碍》,《参考消息》2020年3月3日,第12版;李远芳:《全球生产率减速之谜》,张宇燕主编:《世界经济黄皮书: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88参见谢富胜等:《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89参见纪宝成、谢莉娟:《新时代商品流通渠道再考察》,《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7期。

  90参见王晓东等:《新时期我国商品流通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07页。

  91参见谢莉娟、王晓东:《数字化零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92参见谢莉娟:《互联网时代的流通组织重构——供应链逆向整合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4期。

  9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9页。

  9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8年9月21日,第1版。

  95参见纪宝成、谢莉娟:《新时代商品流通渠道再考察》,《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7期。

 

作者简介

姓名:王晓东 谢莉娟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韩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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