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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书写全球史学史?
2020年05月21日 11:52 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第10辑期 作者:董欣洁 字号
关键词:全球史学史;全球史;跨文化史学互动;全球化;生产和交往

内容摘要:全球史学史是对人类不同群体的史学观念、史学思维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的系统梳理和综合分析。它是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史学思维方式逐渐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史学史的发展本身,是全球史发展的重要学术成就之一。目前西方的全球史学史书写实践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断代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通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全球史学史和专门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本文系统梳理和分析了这四类全球史学史著作的编撰方法及思路,指出书写全球史学史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处理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史学互动。把各种跨文化史学互动现象放在代表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之中,使各地方、各民族的史学传统与世界的现实发展成为对应参照物,而不是以欧洲史学传统作为基本参照物,将会推动全球史学史书写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全球史学史;全球史;跨文化史学互动;全球化;生产和交往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全球史学史是对人类不同群体的史学观念、史学思维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的系统梳理和综合分析。它是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史学思维方式逐渐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史学史的发展本身,是全球史发展的重要学术成就之一。目前西方的全球史学史书写实践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断代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通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全球史学史和专门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本文系统梳理和分析了这四类全球史学史著作的编撰方法及思路,指出书写全球史学史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处理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史学互动。把各种跨文化史学互动现象放在代表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之中,使各地方、各民族的史学传统与世界的现实发展成为对应参照物,而不是以欧洲史学传统作为基本参照物,将会推动全球史学史书写的进一步发展。

  关 键 词:全球史学史/全球史/跨文化史学互动/全球化/生产和交往

  作者简介: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全球史学史是一种全球史。如何书写全球史学史,其前提是如何理解全球史学史,进一步推演,则是如何理解史学和历史本身。何兆武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①朱本源指出:由于“历史”一词具有双重含义,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议用意语“storiografia”(即英语 historiography)指历史学家编写的历史或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的历史,这个词我国已习惯地译为“历史编纂学”,有时也译为“历史学”(简称“史学”);“历史编纂学”—词在西方各国都被广泛用来指历史学家的工作成果或“修史”的方法和原理等,史学史是历史编纂学的历史。②

  显然,全球史学史是随着时代形势演化和人们对世界地理认知范围不断扩大而产生的,它是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的史学思维方式逐渐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史学史(global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或者worl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是一个具有明确空间界定的术语,它是指全球范围内的史学史演变,但这个术语并没有限定时间与具体主题。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的全球史学史著作和全球史著作一样,努力扩大对以往被忽视地区和国家的史学传统及其与西方史学传统之间关系的认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正如丹尼尔·伍尔夫所指出的:已经出版的许多著作,挑战了史学史中的“欧洲中心论”及其内在的目的论。③

  概括而言,目前西方的全球史学史书写实践大致可区分为四种类型:断代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通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全球史学史和专门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本文系统梳理和分析了这四类全球史学史著作的编撰方法及思路,并且分析了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球史学史的研究和编撰。实际上,书写全球史学史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史学互动。把各种跨文化史学互动现象放在代表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之中,使各地方、各民族的史学传统与世界的现实发展成为对应参照物,而不是以欧洲史学传统作为基本参照物,将会推动全球史学史书写的进一步发展。

  一、断代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

  断代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是指其考察的地理范围虽然是全球的,但是其考察的时间范围却是断代的,即截取某一历史时段,对这一时段内的史学发展做出全球梳理。

  20世纪中后期,此类著作中最著名的单卷本当属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in History,1978)。巴勒克拉夫明确指出,该书的目的不是全面叙述当前所有国家和所有地区的历史学著作,而是讨论当代历史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趋势,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则在于它的全球性。④该书梳理分析了1945年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型历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重点在于阐述当代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领域。巴勒克拉夫认为,这些方法主要借鉴了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大批涌现的社会科学研究技术(如计量分析)促使历史学计量化,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则保证了计量历史研究方法的可行性。⑤历史学的新领域包括史前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学、亚洲史学。这些新方法和新领域中的进展,引导历史学家从优先考虑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向对区域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和比较史学抱有更大的兴趣,而认识到需要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全球历史观,则是当前新型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⑥巴勒克拉夫这部著作对当代的全球史学发展趋势做出了基本判断。

  埃克哈特·福克斯和本尼迪克特·斯图奇蒂主编的《跨文化边界:全球视野中的史学》(2002),将全球史学史具体化为跨文化史学史。在《地方化欧洲:作为一种跨文化观念的史学》的导言中,埃克哈特·福克斯指出:历史发生在时空之中,任何书写历史的人都必须考虑这两个决定因素,特定空间和特定时间的选择会使历史学家的视野及其工作成果产生偏见;该书的空间参照点是欧洲,时间框架则涵盖了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时期;写作目的是通过跨文化比较,为19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学史提供初步的刺激因素。⑦该书的目标在于:了解有关不同文化国家的历史学科发展的具体信息;研究欧洲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跨文化关系和历史知识的传递;处理如何克服“欧洲中心论”观点的问题,这种观点植根于对欧洲规范和现代化思想的普遍必要性、全球有效性和优越性的信仰之中。⑧尽管全球被用作地理设定,但“跨文化”这一术语不仅指广泛的地理方法,而且还指跨文化关系的水平,相应地,跨文化史学史(transcultural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着眼于不同文化中的历史思维和写作的具体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⑨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史学和历史思想的民族类型,指出人们面临着如何比较不同文化区域历史思维的共性和差异的问题,并且提出如果不参考欧洲的历史学术,就不可能进行跨文化比较,欧洲文化、政治和经济统治在全球的传播导致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特定制度的基础,这些制度影响和塑造了其他文化的历史意识,形成了“世界欧洲化”(Europeanization of the world)的复杂现象。⑩第二部分探讨跨文化关系及相关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思考思想和制度的转移、相互认知和感知,以及欧洲与其他文化中的地方历史知识之间的制度联系。(11)第三部分论述了当前史学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当今发展过程的全球维度和后殖民维度,要求不再忽视那些质疑“欧洲中心论”、主张重新诠释历史并且将非欧洲民族考虑在内的非西方声音。(12)该书提议把一种“温和的”“欧洲中心论”(softer Eurocentrism)作为世界史学史的基础,即一种认识到其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欧洲中心论”;指出只有对这种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历史性和认识论限度具有自觉意识,历史学家才能打开非欧洲视角和跨文化视角的大门,从而不再将欧洲视为世界的中心;各种竞争性的历史叙事将导致超越国家界限的史学的新观念,欧洲神话将被批判和修正,这一过程也就是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所说的欧洲的“地方化”。(13)这部著作抓住了全球史学史书写中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呈现与分析跨文化的史学互动。

  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在《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2008)中指出,该书作为一项国际性的跨文化的史学史写作,其范围限定在18世纪末以来的时段内,重点在于西方和非西方的史学传统在全球背景下的相互影响。(14)他们进一步指出,之所以把18世纪末当作这项研究的起点,是因为各种历史思想的传统从那时起开始互相影响,而在那以前,这些历史思想传统的存在如果说不是完全的相互隔绝,至少也是相对的隔绝。(15)该书将所考察的著作放在更为广泛的制度、政治和思想体系中加以观察,分析历史著述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并与新航路开辟后全球化的三个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梳理历史写作和历史意识的历史。(16)该书认为西方以外的史学不断地西方化和现代化,但并没有失去与本国旧传统的联系。(17)组织该书的两个核心概念分别是全球化和现代化,全球化为该书提供了时空背景和分期,现代化则被用来分析西方和非西方的史学发展的关系。

  从历史时段来看,无论是从1945年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或者是从18世纪末以来,都是人类社会演变的关键历史时期。断代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的书写方法,正是截取人类社会演变的关键历史时期,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而日益频繁的跨文化史学互动为主要考察内容,努力将这一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史学发展汇总为全球的史学流变,以反映人类思想和史学思维方式在关键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各种显著变化。

  二、通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

  通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是指不仅在地理空间上尽量包含全球而且在时间上努力纵贯古今的全球史学史著作,在四种类型当中,这是最晚出现的一种全球史学史的书写类型,可以说是最近十年全球史发展的产物。

  《牛津历史著作史》(2011)是一部由多位作者共同完成的对全球范围内历史写作的历史进行学术考察的五卷本著作,丹尼尔·伍尔夫担任主编。它是关于人类尝试要保存、恢复和叙述自身过去的一部编年史,同时对全球各种不同传统及其与西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每一卷都涵盖了一个特定的时期,力求避免过分突出西方的分期概念,并且各卷覆盖的时间跨度越来越短,反映出后期几卷的地理范围更大以及自19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历史活动的急剧增加。《牛津历史著作史》是第一部集体完成的、在如此广阔的时间内覆盖全球历史写作史的学术概述,第一卷是从开端到600年,第二卷是从400年到1400年,第三卷是从1400年到1800年,第四卷是从1800年到1945年,第五卷是1945年以来的历史写作。(18)五卷本之间的划分是按年代顺序而非区域,地理范围包括欧洲、美洲、非洲以及亚洲,以便在广泛的时段内促进地区之间的比较和对比,每一卷也可以作为对历史写作史上某一特定时期的研究而独立存在。(19)这套五卷本允许时间顺序上的部分重叠,但又避免不必要的主题重复。(20)五卷本是150多位现代学者的作品汇编,每一位都对历史写作的某些方面提供了独特的见解,但都设置在一个清晰的年代和地理框架之内。(21)无论是从卷册数量还是撰写人数上看,这套五卷本的通史性著作在规模上都是相当可观的。

  丹尼尔·伍尔夫不仅是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的主编,他自己也独立撰有一部《全球史学史》(2011)。《新观念史词典》(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的主编玛丽安娜·克莱恩·霍洛维茨(Maryanne Cline Horowitz)曾于2002年邀请伍尔夫为该词典撰写一篇关于史学的论文,后来伍尔夫在该文的基础上,扩展完成他的《全球史学史》一书。(22)该书将全球史学史定义为从古至今历史学科的写作、思想和学科发展的全球史,汇集不同的历史传统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旨在提供对超过3000年的不同历史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独特见解,并将史学的兴起(the rise of history)与世界历史中的关键主题联系起来,西方历史意识形态的现代主导地位与欧洲帝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之间的联系受到特别关注。(23)在《序言与规约》中,伍尔夫指出该书的编撰具有四个特征。第一是设置一系列的“主题框”(Subject Boxes),提供了有关史学史上特定事件或重要节点的更多细节,有时还提供个别历史学家、方法或学派的细节;第二是除了在正文中出现的引文之外,还有一系列平行的分支“摘录”(Offset Extracts),以提供说明性实例,主要是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或历史学家,并且通常是非欧洲历史著作;第三是设置在书末的每章注释的“延伸阅读”(Further Reading)部分(不是单一的合并书目);第四是包含许多图片,旨在帮助说明某种特点,或者更清晰地向读者呈现被提及对象的实际外观。(24)这部个人撰写的通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著作,成为21世纪以来一部重要的全球史作品。

  当全球史学史考察的历史纵深扩展到远古时期,单纯展示地理空间上的学术多样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到时间纵向上的历史联系。实际上,中断和连续,都构成某种历史联系,说明某种历史状况。从时空角度而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5)也就是说,对人类各个时代的史学发展和史学互动提供适当的历史定位,是通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著作面临的内在要求,否则历史事实本身就呈现为片段的和静态的状态,无法说明学术生活的内在联系,及其与更广泛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牛津历史著作史》和《全球史学史》两部著作,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和注意的问题。其中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明清之际耶稣会会士来华这一跨文化史学互动现象。

  何兆武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中指出,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夹带的学术为其端倪,这次基督教的传入,从 16世纪末开始直到18世纪末为止,前后延续约两个世纪,当时来华传教的活动,几乎完全由耶稣会会士包办,其中有著作可考的约70人,包括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等人,都是耶稣会会士。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传统的封建教会势力发动了一场宗教上的“反改革运动”,或称为天主教的反动或反弹,天主教反动的中心组织就是1540年正式成立的耶稣会,他们在海外的足迹遍及远东(中国、印度、日本)、非洲与南美洲(对巴拉圭土著居民的压榨是早期殖民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耶稣会会士们不但在国际活动中成为殖民帝国的先遣队和代理人,而且是中世纪神权与教权最后的支柱,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封建教会执行其“精神宪兵”的任务,这就规定了耶稣会会士传入中国的不可能是先进的科学,也就规定了耶稣会的世界观与思想方法对中国的科学与思想不可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6)

  在《牛津历史著作史》第三卷(1400–1800)中,“耶稣会会士”(Jesuit)作为一个术语出现多达上百次,分布在涉及中国、印度、西非、中欧、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印加、巴西、西属美洲等各章之中,出现较为频繁的则是在第26章《欧洲关于东方的史学》。就内容而言,在涉及欧洲部分的章节中,著者侧重于详细分析教派势力的消长、耶稣会会士的社会关系及其相应的学术发展。例如:在第15章《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中欧的历史写作》中,该书指出,本笃会和耶稣会会士之间形成的紧张局势表明了更广泛的变化,改变了天主教中欧的知识世界,新教改革的历史挑战最初促使该地区的天主教学者做出了更为统一的回应,随着耶稣会会士的主导,他们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学术团体,证明了天主教教会从基督教的古代、中世纪到他们所处时代的教义一致性。(27)在涉及亚、非、拉美等地区时,著者则侧重于罗列与耶稣会会士有关的作品名称和作者人名,实际上对各种跨文化交流的社会关系挖掘甚少。例如:该书提出,耶稣会会士渴望垄断史学的生产,17世纪初,耶稣会会士发起了一系列以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为主要写作对象的史学项目;(28)一代又一代的耶稣会会士扮演着核心角色,他们几乎垄断了史学生产领域,主要是在中国和日本等地区研究方面,直到18世纪末,这些业余历史学家才让位给欧洲新一代的、完全致力于研究当地社会的专业东方学者,(29)但著者也基本上止步于此,对明清时期中西之间史学交流的具体内容和历史意义并没有更多深入研究。

  “耶稣会会士”一词在《全球史学史》中出现了20余次。丹尼尔·伍尔夫提出,由于耶稣会会士的作品,欧洲的历史意识扩展至中国,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在像英国这样的新教国家,耶稣会会士的作品也得到了普遍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欢迎,包括儒学研究,到18世纪中期,文化之间的比较尤其流行,这使概括欧洲史学和其他史学的区别存在可能性;(30)耶稣会会士是从西方到东方和从东方到西方的一条信息渠道。(31)这些观点只是学界的一些基本常识。另需指出的是,前述伊格尔斯《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提到,耶稣会会士也把欧洲人在数学和天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介绍给了亚洲人,例如:有人推测,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可能曾推动中国人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尤其表现在“考证学”上。(32)这些措辞中的错漏之处自然无需赘言。

  何兆武为如何定位明清之际耶稣会会士来华的历史现象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为自己设定一个价值坐标或评价标准,一切历史现象都在这个坐标上给自己定位;全部人类的文明史大抵无非可分为两大阶段,即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其间最关键的契机便是——人类历史是怎样由传统社会步入近代社会的,近代化是唯一的历史道路,民族特色当然是会有的,但那只是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同形式或风格,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历史的根本课题就是要完成近代化;西方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已大踏步地走上了近代化的征程,当时这批西方文化的媒介者、耶稣会这批旧教的传教士,却对中国起了一种封锁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的恶劣作用;假如当时传入中国的,不是中世纪神学的世界构图而是近代牛顿的古典体系,不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而是培根、笛卡尔的近代思维方式,则中国的思想史将会是另一番面貌。(33)旨在探讨不同历史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全球史学史著作出现前述种种问题,令人感到遗憾,尤其是在并不缺乏相应可以参照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当引起学界的深思。

  三、百科全书性质的全球史学史

  百科全书性质的全球史学史,是指以百科全书为表现形式的全球史学史著作。这种类型萌芽较早,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末期。

  约翰·鲍尔主编的《简明世界历史百科全书》(1958)是一部由23位撰稿人共同完成的世界通史性质的著作,随着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成立,随着核电的出现和太空旅行的门槛被跨越,人们需要对世界历史进行全面修订和全新概述,这正是该书的目标,以展示与地理和现代世界有关的全球文明兴起的生动画面。(34)在第八章《拜占庭、罗斯和俄国》中,全书唯一一次出现了“史学”(historiography)一词,在描述拜占庭历史最后阶段中的文化发展时,该书指出,由于有三位主要的历史学家,史学的伟大传统在15世纪达到了高峰,传奇文学和编年史都有了新发展。(35)该书虽然在第一章中提出,当人类的大脑不足以记录和储存大量的社会数据时,人类被迫发明了书写,(36)并在后续章节中屡有提及书写的进展,但还没有将历史书写作为世界史演进的内在线索之一。

  戴维·L.西尔斯主编的19卷《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1968)包含历史学部分,其本身也是一项社会科学发展史的全球概论。这项事业的主要启动者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曾与E.R.A.塞利格曼(E.R.A.Seligman)主编了15卷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这部书是在1927—1933年间筹备的,并于1930年到1935年间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出版20年后,约翰逊试图推动这部百科全书的修订,过程可谓是困难重重,最终成果就是旨在补充而非取代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出版。(37)约翰逊在前言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各地的许多学者都觉得需要一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大多数教师认为一部百科全书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普通实验室是为物理科学的学生准备的一样;当时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也开始涉足公司职位或公职,这些非学术性的学者很难使用大学图书馆,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对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界的学者也都需要一种涵盖所有社会科学的参考性著作以供日常查询;还有人认为,社会科学专业以外的学者也需要这样的百科全书,非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一战”后的世界并没有安定下来,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处于变革过程中,并且出现了各种学术派系。阿尔文?约翰逊认为,一部百科全书尤其是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应当保存它所处时代的历史文献,每一代人都应该有一部全新的百科全书;而这部《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正是一部全新的、完全表达其时代的百科全书。(38)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的主要目的是反映和鼓励全世界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认为百科全书应该有助于术语和研究程序的标准化;其范围包括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历史的传统学科领域和史学的范围与方法)、法学、政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共十个领域。(39)其撰稿人来自30多个国家,尽可能地体现地域代表性,其内容包括专题文章、传记文章和参考书目三大类。专题文章按字母顺序来排序,文章之间的交叉引用也可供读者检索,附有详尽索引。传记文章平均每篇约含1500个单词,其中有100篇超过了2500个单词,收录了大约600人的传记,传记可以在资料上补充专题文章,两者之间实行双向交叉引用以便读者查阅。(40)历史学部分收录在第六卷。“史学”标题下的文章涉及历史写作的问题和传统,包括历史修辞学、非洲史学、中国史学、伊斯兰史学、日本史学、南亚及东南亚史学六部分;“历史”标题下的文章涉及历史性质及其主题的不同概念,包括历史哲学、历史与社会科学、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商业史八部分。(41)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史”一词在第六卷的传记、专题文章和参考书目中出现了七次,但没有独立词条。“全球史”的术语在第六卷中还没有出现。

  丹尼尔·伍尔夫主编了两卷本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1998)。在《导论与编辑体例》中,伍尔夫认为,“史学”(historiography)有三种不同的意义:一是描述关于过去的写作;二是描述关于过去某一特定时期、人物或主题写作的当前和最近状态;三是作为关于历史方法或历史探究逻辑的课程简写。这部百科全书旨在为读者提供所有这三种意义上的史学的出发点,其内容既包括欧洲和北美历史写作中的知名学者,也包括以前被忽视的各种历史学家如来自非西方文化的妇女和作家,既呈现了旧的写作形式如长篇故事和编年史,也包括现代的学派,涵盖从心理史学到文化史、从计量史学到妇女史和后现代主义的最新发展。(42)该书的文章分为三大类:(1)单独历史学家的简要传记条目,以及没有特定作者或多作者的个人作品和史学流派的条目;(2)对国家或地区史学的较长调查,有时包含在一个以上的条目中(例如中国、英国和日本),但更典型的是在单个条目中;(3)关于史学的某些概念、方法或主题的专题文章,例如历史哲学、工业革命、阶级、马克思主义,等等。(43)由于这是一部关于历史书写的百科全书,而非历史学家的传记词典,因此在选择原则上,尽量包含使用各种语言的公认的伟大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塔西陀、司马迁、兰克等人;还有一批对其领域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但是知名度较小的历史学家,旨在纠正大多数关于历史书写的教材和词典中的西方偏见;一些早期的女性历史学家,虽然其出版的学术作品数量相对较少,也收录在内,并且往往优先于那些更著名的当代男性历史学家。(44)

  《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没有“全球史”的独立词条。“全球史”一词在该书第一卷中只出现了一次,是在“环境史—美国”的条目中出现的,此处提出了“不断发展的全球史领域”(growing field of global history)的概念。(45)而在著名全球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撰写的“世界史”条目中,世界史被界定为从全球的角度分析过去。(46)

  凯利·博伊德主编的两卷本《历史学家与历史写作百科全书》(1999),旨在提供自历史书写起始以来关于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讨论的独特学科指南,因为它超越了西方的历史规范,也包括其他文化和传统中的作家。(47)凯利·博伊德在第一卷的“编者按”中指出,这部百科全书包含三种类型的论文。首先是关于单独历史学家的论文,这些文章评估他们的学术成就,并将他们的著作置于史学发展和争论的语境之中;每篇文章都有一份简短的传记、一份主要著作的列表以及关于该历史学家作品的进一步阅读的建议,入选的史学家通常在1945年以前出生,对历史写作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些非历史学家也包含在内,例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第二类论文侧重于国家或地理区域,提供了对国家历史中各种史学问题的讨论综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具有多个条目以反映其扩展的历史传统;世界其他区域有时被视为地区(东南亚、拉丁美洲、中欧、太平洋/海洋、印度洋),有时也被视为独特的国家(巴西、古巴、澳大利亚、日本);关于中国的文章则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对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写作丰富传统的考察,另一类是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展开争论的考察;还有关于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历史思维发展的文章。最后一类是专题论文,它们又采取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侧重于各种历史分支学科,如社会史或农业史,并追溯其出现和独有的特征;第二种形式研究塑造历史写作的方法,例如人学(prosopography)或者计算机的应用;第三种形式向读者介绍一些研究最多的历史争论,例如工业革命或奴隶制。该书条目均按字母顺序排列,如果有几个条目共享相同的总标题(例如“中国”),亚目则按时间顺序排列。在两卷的开头都有一个主题列表,用于识别不同的类别,例如“法国的历史学家”;还有一个历史学家的年代表,来帮助说明其所处的不同时代。另设有标题索引和阅读索引以便于对历史学家工作的检索。(48)

  在《历史学家与历史写作百科全书》中,“全球史”作为条目注明的是参照“世界史”,“全球史”这一术语第一次出现是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条目之中。(49)“世界史”作为一个亚目,列在“历史的时期、主题与分支”的条目之中。(50)克雷格·A.洛克德(Craig A.Lockard)在其撰写的“世界史”条目中指出,今天人们所接受的那种全球史在几个世纪前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缺乏关于其他社会的充足信息,而人们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狭隘的;过去一个世纪里知识的巨大增长和更加国际化方向的发展,才使得具有全球视野的真正分析性和综合性的历史变得可行,时代形势的变化培养出这样一种认识,即尽可能广泛的视角最适合理解地球号太空船(Spaceship Earth)和全球村(Global Village),人们需要一种超过其各部分总和的历史;然而,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领域,世界史仍然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51)

  百科全书性质的全球史学史著作,能够直观地表明史学史发展的若干脉络,例如:世界史或全球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的演变,就是其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在1968年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世界史”还没有独立词条,“全球史”的术语还没有出现。在1998年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中,“全球史”虽然还没有独立词条,但是已经提出了“不断发展的全球史领域”的概念,“世界史”的条目则明确地将世界史界定为从全球的角度分析过去。在1999年的《历史学家与历史写作百科全书》中,“全球史”已经成为独立条目,其参照“世界史”恰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深厚渊源。全球史学史这30年的发展与全球史本身的发展是一致的。20世纪60年代的两本全球史名著——1963年威廉·H.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和1964年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中,都没有出现“全球史”的字样。而到1990年,麦克尼尔的《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一文,发表在创刊于当年的《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一期上,(52)不仅使用了“全球史”等词语,而且使用了“全球史学”(global historiography)一词。(53)这种发展历程本身,已经印证了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内在紧密联系。笔者认为,所谓全球史,即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

  四、专门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

  专门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就是指历史学的某一特定主题、某一分支学科或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全球学术发展史,例如:对关于亚洲各民族历史写作的研究,世界史编撰本身的全球史学史,或者经济史的全球史学史,等等。

  在此类著作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四卷本《关于亚洲各民族的历史写作》(1961),四卷分别致力于对东亚(中国和日本)、东南亚、中东(近东和中东)和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的历史学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1956—1958年,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举行了一系列研究会议,考察和评价关于亚洲各民族历史写作的历程和特点,因其主题庞大,为了便于管理、推进,采用了按地区分析的方法,依次对南亚、东南亚、近东、中东和远东进行考察;从历史的深度来看,每个地区的调查都从早期帝国时期和文化时期延伸到西方统治时代和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和亚洲文献中的历史写作均成为分析对象。这些会议汇集了来自亚洲和西方的研究权威,并使他们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过去作家的潜在假设、偏好和偏见,以及他们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立场。这些持续进行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它们是在历史学家试图重写亚洲历史,以及亚洲和西方人民正在调整他们关系的时候发生的。鉴于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具有内在和比较的价值,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为其提供资金结集出版。(54)

  贯穿这套四卷本的关键词是“历史学家”(Historians),每卷在内容上划分为本土写作(indigenous writings)和西方写作(western writings)两部分。以《东南亚历史学家》卷为例。其本土写作的部分包括:爪哇史学;来自苏门答腊和马来亚的马来纪事;望加锡人—布吉人的史学的若干方面;穆斯林神秘主义者与历史写作;缅甸编年史的性质;现代印度尼西亚史学评论;缅甸现代历史写作(1724—I942);现代越南史学,等等。其西方写作的部分包括:关于东南亚史前史的一些著作;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书写(早期);克罗姆教授(Professor Krom)的著作;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牙关于东南亚历史写作的若干方面;西班牙关于菲律宾历史写作的若干方面;荷兰关于东南亚殖民活动的历史著作(特别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土著民族);荷兰对18世纪和19世纪殖民活动史学的贡献;法国史学与殖民地越南的演变;印度群岛的英国历史学家(克劳弗德[Crawfurd]与圣约翰);书写缅甸历史的英国作家(从达林普尔[Dalrymple]到贝菲尔德[Bayfield]);两位军官(soldier-administrator)史学家(亚瑟·费尔[Arthur Phayre]和亨利·尤尔[Henry Yule]);美国对东南亚的历史写作;东南亚中心史观(South East Asia-centric Conception of History)在东南亚大陆的应用,等等。(55)四卷本《关于亚洲各民族的历史写作》在西方学界获得的评价非常之高。在巴勒克拉夫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四章《历史学的新领域》第四节《亚洲历史学的当代趋势》中,这套书是主要的参考资料之一。(56)2011年丹尼尔·伍尔夫在《牛津历史著作史》的前言中指出:这套书明显领先于其时代,历史写作史在当时还被顽固地理解为一种欧洲类型的历史,四卷本中的许多单篇论文至今仍被引用。(57)

  本尼迪克特·斯图奇蒂和埃克哈特·福克斯主编的《书写世界历史:1800—2000年》(2003),(58)和前述两人主编的《跨文化边界:全球视野中的史学》一样,都源自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在2000年春季举办的国际会议,其撰稿人都是积极参与撰写世界史的历史学家。该书编者指出,在19世纪,历史书写的全球途径被放弃了,历史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在19世纪的发展,导致其主题在地理范围上的缩窄,欧洲历史被提升到世界历史的水平。(59)现代性、现代历史学科和“欧洲中心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历史学在19世纪的专业化过程中开始走向碎片化时,普遍方法已经丢失了,除了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的工作可能是个例外,非欧洲历史都成为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美国学、东方学研究等其他学科的领域。(60)该书以德国的情况为例对“欧洲中心论”的顽固性做出分析: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史本身在德国史学中扮演了次要的角色,早期的世界史著作,依据的是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传统和康德的历史哲学,而在19世纪,除了兰克的七卷《世界史》(1880—1886),世界史是在历史学术领域之外被人们撰写的,在这些著作中,世界史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普遍历史,而是嵌入国家的耕种民族(cultivated peoples)的历史;到1900年左右,专业历史学家开始转向世界史。(61)然而,20世纪初期专业历史学家的世界史比以往的世界史著作更加狭隘,因为他们假设的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普遍传播,他们不仅像兰克所做的那样将世界史限定在欧洲文化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还把德国移到人类历史的中心;对于兰克来说,德国历史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而谢弗()则把德国民族置于人类文明的顶峰。(62)对20世纪德国世界史的回顾可以表明,从兰克时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中心论”的图景几乎没有变化。(63)另一方面,该书也指出:西方和非西方的史学在过去50年中,对世界历史的写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较的观点被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个迄今为止主要掌握在欧洲历史学家手中的领域目前正在被美国学者主导。(64)

  本尼迪克特·斯图奇蒂和埃克哈特·福克斯提出,当土著传统是根据他们的独立性而非仅仅是他们与西方思想的关系被考察时,跨文化史学交流与传递的机会和限制可以更好地得到研究;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该书提供了对过去200年世界史的历史传统的分析,进一步展示了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在美国、法国、英国、俄国、德国、非洲、印度、中国和日本等不同地理区域内的“边缘”和“中心”之间的关系。(65)鉴于该书的作者来自美国、欧洲和非欧洲的大学,虽然在历史分期、西方和非西方的方法之间的平衡以及全球史与国家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这部合集涵盖了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广泛主题和问题。(66)

  弗朗西斯科·博尔多西奥尼和帕特·哈德森主编的《劳特利奇全球经济史手册》(2016)是一本全球经济史学史著作,它记录并解释了经济史作为一个全球学科从19世纪晚期至今的发展。该书探索不同学派和思想传统的规范性和相对性,不仅考察了当前西方范式的方法,还考察了其他社会和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人们所构想的那些方法。手册汇集了相关的国际知名学者对全球文化和知识传统的系统性处理,其中许多内容是第一次用英语思考、撰写,这些章节探索了主导思想和史学趋势,并使其具有批判性的跨国视角。著名的全球史学家帕特里克·K.奥布莱恩(Patrick K.O’Brien)在推荐词中写道:在所有代表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科目中,经济史几乎没有经历过全球转折的困难或阻力,这本文集汇集了一批来自不同民族传统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个领域是如何演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学科。(67)

  在开篇的《全球经济史:走向解释的转向》一文中,弗朗西斯科·博尔多西奥尼和帕特·哈德森指出,这本手册不同于传统的全球史论文集,它的目的是对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的经济史的不同思想、框架和方法论进行共同的记录、评估并使其相对化,该手册的这一具体目的,以及对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关注,使其成为此前和目前一些研究项目的补充,例如《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牛津历史著作史》,等等。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上对一门学科自身的全球史的认识,不仅突出了某些框架的缺点和某些方法的无前途性,而且突出了隐藏在文献中的潜力,因为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障碍与偏见,这些文献此前很少被人们考察。(68)该手册关注六个核心问题。社会科学与统计运动的产生背景;国家形成:国家和民族主义历史,意识形态,工具主义和相关的政策要求;对跨国和跨政治影响的开放性,以及反之而言的内部政治和智力压制的程度;关于知识和学术发展(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支持和国家政策,以及资金需求;与教育、科学和知识探究相关的制度因素;过去和当代全球化的影响。手册的章节结构则从20世纪晚期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即从盎格鲁经济圈开始,扩展到东欧、中东、印度、中国、日本、中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西部和南部)。(69)此类全球经济史学史著作还包括文森特·巴内特主编的《劳特利奇全球经济思想史手册》(2015),(70)两本手册的编纂思路有相似之处,此处不再赘述。

  专门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著作,体现了研究领域和学科划分的不断细化。当各种具体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都在挖掘自身知识体系的时候,这种专门化一方面扩展了人们对全球史学史内容与范围的总体理解,另一方面也能够从体裁、体例等角度推动历史编纂学的进一步发展。

  五、结语

  倘若对全球史学史的前述发展历程进行综合考量,就会发现四种类型的全球史学史著作实际上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在这四种类型中,书写难度最大的当数通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全球史学史则为其提供了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就此问题,伍尔夫在1998年曾指出,还没有单独的专著能涵盖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历史写作,对于一个不熟悉大量国家历史、文化习俗和语言的历史学家来说,撰写这样一本书是非常困难的,而多作者的百科全书,因为吸收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并且他们都具有不同的训练和视角,因此提供了填补这一空白的方法。(71)百科全书性质的全球史学史著作,确实在断代史、通史和专门史三类全球史学史著作中起到了背景资料和学术纽带的作用。

  四种类型的全球史学史著作在形式或性质上也有所交叉。专门史性质的全球史学史著作如2003年的《书写世界历史:1800—2000年》,实际上也是一部断代性质的史学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全球史学史著作如1968年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实际上也是一部专门史性质的史学史。

  在全球史学史作为一个领域本身的发展过程中,丹尼尔·伍尔夫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担任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2011)的主编,而且还主编了两卷本《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1998),撰写了一部《全球史学史》(2011)。同时也可以看出,全球史学史是一个非常需要学术合作的研究领域。由于这个领域对世界各地的史学传统和史学变革具有硬性的知识要求,尤其是对尽量科学地把握各种跨文化的史学联系具有必然要求,全球史学史研究者不仅大量借鉴各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相互之间也会发生各种合作。例如:伊格尔斯是伍尔夫1998年出版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的咨询编辑,并且撰写了其中史学家兰克的条目。(72)伍尔夫在其《全球史学史》中也提到,“在我坚信史学需要全球化的过程中,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已经是我将近20年的盟友,他仔细阅读了整篇手稿。”(73)

  全球史学史是一个直面“欧洲中心论”学术偏见的研究领域,其研究者对“欧洲中心论”已经具备相当清醒的认识。埃克哈特·福克斯对此指出:在19世纪,欧洲历史被提升到世界历史的水平,在这种世界历史中,“他者”简单地消失了;这是欧洲的“发明”,正是这种发明,和欧洲统一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观念一道,使得某些民族和社会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这种“欧洲中心论”并不是欧洲的产物,而是早期现代和现代时期一些欧洲霸权国家的产物。(74)对于“欧洲中心论”这种学术偏见,埃克哈特·福克斯进一步指出:不论是否把世界的“其他地区”称为“非欧洲”“东方”或“非西方”,任何选择欧洲作为其地理参照点的术语,都是基于已经隐含了价值判断的假设,在这个概念框架中,欧洲或“西方”成为霸权“中心”,以欧洲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世界史或世界史学史被书写。(75)全球史学史的发展本身,是全球史发展的重要学术成就之一。正如埃克哈特·福克斯所指出的,这一成就的先决条件是对历史和历史学的不同概念的认识和接受,从而承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而没有霸权主张。(76)

  不过,否定“欧洲中心论”的学术偏见,仅仅是踏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后续还需要人们做更深入的史料挖掘、史学分析与评判的工作。例如:1961年的《关于亚洲各民族的历史写作》的《东南亚历史学家》卷共有25篇专论,本土写作的部分只有九篇,西方写作的部分则有16篇;本土学者的研究多倾向于现代时期,西方学者的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则显然更为广阔,这是与东南亚地区的客观历史演进联系在一起的。该卷的导论对此指出:我们不能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在本卷中描述和分析的历史知识和解释的巨大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与东南亚接触的产物。(77)直到2016年,还有学者指出:全球史仍然是一项非常西方的事业,它由西方历史学家(主要来自英美大学)撰写,并发表在编委会也由同一些学者组成的期刊上,这个领域中的辩论往往是自我指涉的。(78)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史学史领域取得了相应的学术成就,但它和全球史本身一样,仍然存在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全球史学史是对人类不同群体的史学观念、史学思维方式及其表现形式的系统梳理和综合分析。书写全球史学史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处理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史学互动。各种跨文化史学互动现象背后所体现的都是作为互动主体的人的思想,生活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言,其思想文化生活的首要共同特点,就是对人的存在的感知、对人的行为活动的反思。作为一种人类思想文化交往的现象,跨文化史学互动绝不是所谓“纯学术”的抽象研究,每一种史学思维方式都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生发。全球史学史之所以成为全球史学史,正在于它研究的是地球人的学术成就,而不是单纯地记录历史学家、历史著作等史料。全球史学史和全球史一样,都蕴含着社会进程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相应地,理解世界基本结构的变化,是理解人类史学思维方式全球演变的前提,否则只描述单独史学传统的发展,即使这种罗列是以全球为其地理范围,也难以充分把握影响全球史学史发展的各种力量。只有从深远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当代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出发,才能通过全球史学史研究促进对人本身和作为人的集合形式的世界的整体理解。

  所以,笔者认为,把各种跨文化史学互动现象放在代表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之中,使各地方、各民族的史学传统与世界的现实发展成为对应参照物,而不是以欧洲史学传统作为基本参照物,将会推动全球史学史书写的进一步发展。在人类不同群体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之中,分析包括欧洲史学传统在内的各地方、各民族的史学传统如何受到不同交流网络和全球空间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不同群体的学术或文化变革,研究者就可以构建出全球史学史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将更加充分地说明史学思维方式的全球演变如何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

 

  注释:  

  ①何兆武:《思想与历史:何兆武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②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10、19页。

  ③Daniel Woolf,“Foreword”,in 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 (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1,Beginnings to AD 60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ix.

  ④[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Ⅶ页。

  ⑤同上,第55、59页。

  ⑥同上,“序言”,第Ⅳ页,第193页。

  ⑦Eckhardt Fuchs,“Introduction”,in Eckhardt Fuchs and Benedikt Stuchtey (eds.),Across Cultural Borders:Historiography in Global Perspective,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2,p.1.

  ⑧Ibid..

  ⑨Ibid.,p.3.

  ⑩Ibid.,pp.5-6,9.

  (11)Ibid.,p.9.

  (12)Ibid.,p.12.

  (13)Ibid.,p.15.

  (14)[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导论”,第2页。

  (15)同上,第3页。

  (16)同上,第5—8页。

  (17)同上,第13页。

  (18)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 (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1,Beginnings to AD 600.

  (19)Daniel Woolf,“Foreword”,in ibid.,pp.ix-x.

  (20)Ibid.,p.xi.

  (21)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Editors’ Introduction”,in ibid.,p.1.

  (22)Daniel Woolf,“Acknowledgments”,in Daniel Woolf,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xxv-xxvi.

  (23)Daniel Woolf,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

  (24)Daniel Woolf,“Preface and conventions”,in ibid.,pp.xx-xxi.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页。

  (26)何兆武:《思想与历史:何兆武自选集》,第291—293页。

  (27)José Rabasa,Masayuki Sato,Edoardo Tortarolo,and Daniel Woolf (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3,1400–180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317.

  (28)Ibid.,p.544.

  (29)Ibid.,p.537.

  (30)Daniel Woolf,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pp.313-314.

  (31)Ibid.,p.318.

  (32)[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第141页。

  (33)何兆武:《思想与历史:何兆武自选集》,第285—287页。

  (34)John Bowle (ed.),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New York:Hawthorn Books Inc.,1958.

  (35)Ibid.,p.185.

  (36)Ibid.,p.23.

  (37)W.Allen Wallis,“Preface”,in David L.Sills (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ume 1,New York: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Inc.,1968,p.xvi.

  (38)Alvin Johnson,“Foreword”,in ibid.,pp.xi-xiii.

  (39)David L.Sills,“Introduction”,in ibid.,pp.xix,xx,xxii.

  (40)David L.Sills,“Introduction”,in ibid.,pp.xxiii-xxviii.

  (41)David L.Sills (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ume 6,New York: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Inc.,1968,pp.368-480.

  (42)D.R.Woolf,“Introduction and Editorial Conventions”,in D.R.Woolf (ed.),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I,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98,p.xiii.

  (43)Ibid.,p.xiv.

  (44)Ibid.,pp.xiv-xv.

  (45)D.R.Woolf (ed.),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I,p.288.

  (46)D.R.Woolf (ed.),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II,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98,p.968.

  (47)Kelly Boyd,“Editor's Note”,in Kelly Boyd (ed.),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1,Chicago: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1999,p.vii.

  (48)Kelly Boyd,“Editor's Note”,in Kelly Boyd (ed.),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1,pp.vii-viii.

  (49)Kelly Boyd (ed.),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1,pp.77,471.

  (50)“Thematic List”,in ibid.,p.xxxi.

  (51)Kelly Boyd (ed.),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2,Chicago: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1999,p.1331.

  (52)William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After Twenty-five Years”,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No.1(1990),pp.1-21.

  (53)William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in William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With a Retrospective Essa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p.xv,xx,xxii.

  (54)C.H.Philips,“Preface”,in D.G.E.Hall (ed.),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eoples of Asia:Historians of South East As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First published 1961,Reprinted 1962,p.v.

  (55)“Contents”,in ibid.,pp.vii- viii.

  (5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第153页。

  (57)Daniel Woolf,“Foreword”,in 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 (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1,Beginnings to AD 600,p.ix.

  (58)Benedikt Stuchtey and Eckhardt Fuchs,“Introduction:Problems of Writing World History:Western and Non-Western Experiences,1800—2000”,in Benedikt Stuchtey and Eckhardt Fuchs (eds.),Writing World History 1800-200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7-44.

  (59)Ibid.,p.4.

  (60)Ibid.,p.5.

  (61)Ibid..

  (62)Ibid.,p.6.

  (63)Ibid.,p.8.

  (64)“Foreword”,in ibid.,p.v.

  (65)“Introduction:Problems of Writing World History:Western and Non-Western Experiences,1800—2000”,in ibid.,p.10.

  (66)“Foreword”,in ibid.,pp.v-vi.

  (67)Francesco Boldizzoni and Pat Hudson (eds.),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Economic History,London:Routledge,2016.

  (68)Francesco Boldizzoni and Pat Hudson,“Global Economic History:Towards an Interpretive Turn”,in ibid.,p.1.

  (69)Ibid.,p.10.

  (70)Vincent Barnett (ed.),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Global Economic Thought,London:Routledge,2015.

  (71)D.R.Woolf,“Introduction and Editorial Conventions”,in D.R.Woolf (ed.),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I,p.xiii.

  (72)Georg G.Iggers,“Ranke,Leopold von (1795-1886)”,in D.R.Woolf (ed.),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II,pp.761-762.

  (73)Daniel Woolf,“Acknowledgments”,in Daniel Woolf,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p.xxvi.

  (74)Eckhardt Fuchs,“Introduction”,in Eckhardt Fuchs and Benedikt Stuchtey (eds.),Across Cultural Borders:Historiography in Global Perspective,p.4.

  (75)Ibid.,p.2.

  (76)Ibid.,p.16.

  (77)“Introduction”,in D.G.E.Hall (ed.),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eoples of Asia:Historians of South East Asia,p.2.

  (78)Francesco Boldizzoni and Pat Hudson,“Global Economic History:Towards an Interpretive Turn”,in Francesco Boldizzoni and Pat Hudson (eds.),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Economic History,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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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董欣洁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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