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头条新闻
论郭沫若《一封信的问题》的写作与评价 ——兼谈前见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
2019年12月15日 08:05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 作者:廖久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要:1946年出版的《鲁迅书简》中收录了鲁迅致姚克信,该信提到,敬隐渔说他将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信寄给创造社后“永无下落”。1947年,许寿裳发表《亡友鲁迅印象记》说创造社“把这封信抹煞”了。郭沫若随即写了《一封信的问题》,认为不可能存在“把这封信抹煞”的情况。鲁歌根据新时期披露的“敬隐渔信”和鲁迅日记认为:“郭沫若的辩驳与说法则基本上是不妥当的”。事实上,郭沫若当时不可能看见这些材料。我们只能说郭沫若的辩解受到资料的限制,不能说郭沫若的辩驳不妥当。鲁歌等人之所以误判,是因为“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蒙蔽了他们的眼睛。通过逐段驳斥鲁歌《关于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一封信》,可以在分析中明了事实真相;以此为例,说明了前见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郭沫若 鲁迅 鲁歌 《一封信的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度基地重大项目“‘天才’敬隐渔相关问题论考”(SC18EZD011)阶段成果。

  作者廖久明,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教授(乐山614000)。

 

  在郭沫若作品中,以下四篇涉及“一封信”的问题:《〈鲁迅传〉中的误谬》(1935年1月1日)、《魯迅を吊る》(1936年10月22日)、《伟大的战士,安息吧——悼念罗曼·罗兰》(1945年1月18日)、《一封信的问题》(1947年8月30日)。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度基地重大项目“‘天才’敬隐渔相关问题论考”(SC18EZD011)阶段成果。其中,《一封信的问题》写得最详细。在戈宝权的《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在《南开大学学报》1977年第6期发表之前,该文可以说是人们了解敬隐渔的主要材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读一下,戈宝权在写作《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时,对敬隐渔的介绍实际上主要来自郭沫若的《一封信的问题》或以此为线索。[1]鲁歌曾如此评价该文:“郭沫若对鲁迅的辩驳是没有道理的,他的说法基本错误,创造社压下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信不予发表,弄得此信‘永无下落’,本来就是不对的,郭沫若同志既不了解情况,又进而为之辩解、护短,则更是错上加错。”[2]王锡荣认为“鲁歌的分析应该说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进一步澄清了戈宝权先生没有涉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这样两点:对于这事,鲁迅说的有没有错?郭沫若说的对不对?答案是:鲁迅所有提法并没有错,郭沫若除对‘信’的形式认定外,各种理由基本不成立。这就排除了很多扰乱人们视线的障碍物,把整个问题的结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结论的基本轮廓显现出来了。”[3]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现不揣浅陋写作本文,按照该文内容先后谈谈自己的看法,还请方家多多批评指正。

  一

  鲁歌在《关于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一封信的问题》的开篇如此写道:

  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它问世以后不久即获得了世界进步文化界的好评。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致《阿Q正传》的法文译者敬隐渔的信中就对它作过很高的评价,但可惜这评语的全文已经无法找到了。鲁迅此事发过很深的感慨,他在1933年12月19 日致姚克信中说道:“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社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这事已经太久,无可查考,我以为索性不必搜寻了。”鲁迅逝世后,鲁迅夫人许广平曾把鲁迅这封信的手迹编入《鲁迅书简》影印发行。曾经是创造社主将的郭沫若同志读了这封信的原稿后,写了一篇《一封信的问题》,发表在1947年10月出版的《人世间》第七期上,后收入《天地玄黄》一书,解放后又收入《沫若文集》第13卷,对此事进行了辩驳,认为不可能有罗曼·罗兰的这样的一封信,创造社也决不会抹煞这一封信。是鲁迅先生说得对?还是郭沫若同志说得对?弄清这一问题对了解《阿Q正传》在国际上的评价与地位,对认识鲁迅与创造社之间的关系,对实事求是地评论与判定鲁迅与郭沫若这两位重要作家的言论、观点的是与非,对科学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世界进步文化史上的这一积案,都是有益的。以前我对这一问题也没有弄清楚,经过一番钻研之后,才把问题弄明白了。现不揣浅陋地谈谈我的看法,仅供鲁迅、郭沫若研究者、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以及广大读者参考。

  郭沫若在《一封信的问题》的开篇如此写道:

  今天展读《人世间》第六号许寿裳先生所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有这样一节:

  他又告诉我:罗曼·罗兰谈到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说道,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因之罗氏写了一封给我的信托创造社转致,而我并没收到。因为那时创造社对我笔战方酣,任意攻击,便把这封信抹煞了。……鲁迅说罢一笑,我听了为之怃然。

  许先生叙述很娓婉,而于措辞之中却严正地寓有春秋褒贬的笔法。鲁迅的“一笑”自然表尽鲁迅的宽大与不念旧恶,而寿裳先生的“怃然”则既悲文物之堙灭,复悯人性之卑劣,真是慨乎其难言了。

  不过这个问题却是值得追究的一个问题。[4]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鲁歌的说法与事实不符:郭沫若不是看见《鲁迅书简》中鲁迅1933年12月19日致姚克信就写作《一封信的问题》,而是看见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才写作该文。许广平编、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简》的出版时间是1946年10月;据落款,《一封信的问题》写作于1947年8月30日,郭沫若在该文中如此写道:“半年前承一位朋友送我一册许广平编印的《鲁迅书简》, 这是鲁迅手笔原稿的影印。我看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答Y的信上,正由鲁迅的亲笔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可知,《鲁迅书简》1946年10月出版后,直到1947年2月左右才“承一位朋友”送给郭沫若,尽管从中看见了鲁迅的该信,却并未写作文章辩解,直到看见许寿裳发表在《人世间》复刊第6期(1947年8月20日)上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后,他才写作《一封信的问题》。鲁歌的说法给人的感觉是:郭沫若一看见《鲁迅书简》就写作该文,这是无视事实的说法,非常令人遗憾!尽管鲁歌在自己的文章中高度评价搞清楚“一封信”问题的重要意义:“弄清这一问题对了解《阿Q正传》在国际上的评价与地位,对认识鲁迅与创造社之间的关系,对实事求是地评论与判定鲁迅与郭沫若这两位重要作家的言论、观点的是与非,对科学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世界进步文化史上的这一积案,都是有益的”,如此做法却注定他达不到目的。顺便指出,郭沫若的《一封信的问题》发表在1947年10月1日出版的《人世间》复刊第2卷第1期,鲁歌文中的“发表在1947年10月出版的《人世间》第七期”的刊期应该来自于《一封信的问题》中的以下文字:“今天展读《人世间》第六号许寿裳先生所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查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重印的《天地玄黄》,该文在第561—568页,查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13卷,该文在第476—483页,均没有交代出处。由此可知,鲁歌文中的“发表在1947年10月出版的《人世间》第七期”只可能来自推断或照抄他人推断出来的说法:既然许寿裳的文章发表在“第六期”,那么郭沫若的文章就应该发表在“第七期”。

  鲁歌在引文中如此写道:“以前我对这一问题也没有弄清楚,经过一番钻研之后,才把问题弄明白了。”似乎本文所写观点、材料都来自鲁歌自己,但是,与戈宝权的《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对读一下不难发现,至少文中出现了五次的“‘一封信’指的是罗曼·罗兰给敬隐渔的信”的观点来自戈宝权的以下文字:“现从不少线索中查明,罗曼·罗兰并没有直接写过信给鲁迅,只不过在他复敬隐渔的信中谈到他对《阿Q正传》的评语,这从前面初次发表的敬隐渔在1926年1月24日写给鲁迅的信中的话,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理由是:鲁歌并没有说明一度认为该信“是指罗曼·罗兰给鲁迅的信”的自己为什么后来改变了观点,并且从他引用的资料中无法得出该观点。戈宝权在写作《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时,“承北京鲁迅博物馆同意”,把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致鲁迅信(以下简称“敬隐渔信”)“初次公开发表出来”,“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解决了非常重要的问题”。[5]鲁歌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引用了该信的第一段,由于他没有交代出处,是否也来自戈文只好存疑。

  二

  鲁歌如此写道:

  上面所引的鲁迅致姚克信中的文字,可以说没有任何错误。鲁迅说:“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鲁迅非常清楚,那“一封信”指的是罗曼·罗兰给敬隐渔的信。郭沫若没有弄明白鲁迅的意思,误以为“一封信”指的是罗曼·罗兰给鲁迅的信,有的研究者也作了这样的误解,于是认为鲁迅所说有疏误。这是不应该的。

  认真看看“鲁迅信”可以知道,鲁迅只在信中说“那是一封信”,该信到底是写给鲁迅的还是敬隐渔的,鲁迅并未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指责“郭沫若没有弄明白鲁迅的意思”?

  看看鲁歌文章中的以下文字可以知道,他也一度认为该信“是指罗曼·罗兰给鲁迅的信”:

  现在有的研究者和读者之所以认为鲁迅在这一问题上是错误的,郭沫若是正确的,关键在于没有理解鲁迅致姚克信中所说的“那是一封信”的真切含义。我过去也以为那是指罗曼·罗兰给鲁迅的信,其实不对,鲁迅的意思是说那是罗曼·罗兰给敬隐渔的一封信。如果把“那是一封信”的真正含义弄明白了,就可以看出鲁迅在这一问题上并无一点错误。

  在笔者看来,鲁歌终于“把‘那是一封信’的真正含义弄明白了”,是由于看了戈宝权的《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而该文发表在《南开大学学报》1977年第6期上,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阿Q正传〉在国外》。我们怎能要求郭沫若1947年写作《一封信的问题》时就“弄明白鲁迅的意思”?应该是没有看过《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的缘故,即使是该文发表后,仍然有人如此认为:“敬隐渔曾从罗曼·罗兰那里带来一封给鲁迅的信,但他却将信寄给了创造社。”[6] 由此可知,郭沫若1947年写作《一封信的问题》时没有“弄明白鲁迅的意思”很正常。

  实际上,根据鲁迅友人许寿裳、胡风的相关文字可以知道,就“一封信”的意思而言,鲁迅一度也理解为罗曼·罗兰给自己写了一封信:

  他又告诉我:“罗曼·罗兰读到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说道:‘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因之罗氏写了一封给我的信托创造社转致,而我并没收到。因为那时创造社对我笔战方酣,任意攻击,便把这封信抹煞了。……”鲁迅说罢一笑,我听了为之怃然。[7]

  我每周总要去找一次书刊。一次,正遇见鲁迅也在那里。他一面走着看两面书架子上的书刊,一面和李小峰谈话。他选出了创造社出的《洪水》。李小峰问他,罗曼·罗兰给他的信,转信人是不是会转给他。他说,不会的,一定销毁了。当时从报刊上知道,在法国的敬隐渔把《阿Q正传》译成了法文,送给罗曼·罗兰看。罗兰看了以后,托敬隐渔转了一封信给鲁迅,说阿Q的苦脸要永远留在人间 。敬隐渔大概是把这封信寄给国内什么人转给鲁迅的。当时,我连上前向他致意的意思都没有。我知道,我是不配向他请教什么的。[8]

  第一段引文出自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根据上下文难以准确判断其谈话时间。第二段引文出自胡风的《追忆鲁迅先生》,回忆自己1926年在北京看见鲁迅的情形。尽管两人的回忆内容有所不同,却都说罗曼·罗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罗氏写了一封给我的信托创造社转致,而我并没收到”、“罗兰看了以后,托敬隐渔转了一封信给鲁迅”。由此可知,鲁迅确实一度理解为罗曼·罗兰给自己写了一封信。

  三

  鲁歌如此写道:

  从以上记载可知,敬隐渔至少曾有七封信给鲁迅,鲁迅也至少有三封信给敬隐渔。可惜的是,除了1926年1月24日敬隐渔写寄给鲁迅的一封信之外,其它各信至今尚未发现。但从这仅存的一封信中,也就可以知道鲁迅1933年12月19日致姚克信中的话完全是事实而非捏造或疏误。罗曼·罗兰写寄给敬隐渔的评《阿Q正传》的信,的确是由敬隐渔寄给创造社了,该社一直不予发表,难道这不是“很讨厌”鲁迅的一个明证吗?鲁迅说“而从此就永无下落”,这也是事实,到鲁迅写此信时已有七、八年之久,而关于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的信竟一点消息也没有;到现在也已有五十八年之久了,关于此信不是仍无下落吗?此信不但被压下,而且很可能已被销毁了,这样也就造成了一个“永无下落”的结局。鲁迅说“这事已经太久,无可查考,我以为索性不必搜寻了”。关于此事,正确完全在鲁迅方面,但他对此不愿计较和追究,这正说明了鲁迅的胸怀是广阔的。而后来郭沫若对鲁迅的话予以反驳,我们认为是没有道理,也不应该的。

  引文中的“以上记载”指鲁迅日记中记载的与敬隐渔有关的内容,鲁迅日记直到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时才收录;在敬隐渔写给鲁迅的三函中,保留下了1926年1月24日、3月29日两函,“承北京鲁迅博物馆同意”,戈宝权在写作《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时,把1926年1月24日函“初次公开发表出来”,鲁歌得以看见。[9]就好像鲁歌无法看见收入张杰编著的《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的1926年3月29日信一样,郭沫若1947年写作《一封信的问题》时也无法看见鲁迅日记和“敬隐渔信”,所以,该文出现了不少错误,这是资料未公开造成的,不能责怪郭沫若。“敬隐渔信”只是如此写道:“原文寄与创造社了”,[10]“鲁迅信”只是如此写道:“从此就永无下落”。由此可知,引文中的“该社一直不予发表”未免武断了些,因为“永无下落”既有可能是“该社一直不予发表”,也有可能是投递过程中遗失了。许寿裳却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如此写道:“因为那时创造社对我笔战方酣,任意攻击,便把这封信抹煞了”,[11]与“鲁迅信”的说法不完全吻合。所以,即使以“鲁迅信”的说法为标准,郭沫若也有必要写文章说明情况。

  四

  鲁歌如此写道:

  1931年8月,日本朋友增田涉在上海开始写《鲁迅传》,并经鲁迅过目作了修改。1932年2月,作者在东京又作了一次修改,发表在同年4月出版的日本杂志《改造》特别号上(原文为日文)。其中也谈到了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论问题。中文的意思是这样的:七、八年前,鲁迅的《阿Q正传》曾译成法文,刊登在罗曼·罗兰主持的《欧罗巴》杂志上。从那以后,鲁迅的名字就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逐渐为人们所知了。罗曼·罗兰对这部作品的充满激情的评论曾经寄到中国,但不巧却落在了与鲁迅对立的“创造社”的手里,故而被压了下来没能发表。

  这里所写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郭沫若读了这些文字后很不高兴。这是郭沫若第一次接触这一问题。后来这篇《鲁迅传》曾由“顽”译出,从1934年12月出版的《台湾文艺》第一卷第二号起连载。他们寄了一份给郭沫若。这是郭沫若第二次接触这一问题。郭沫若当时很动感情,写了一篇《〈鲁迅传〉中的误谬》,说他相信创造社的朋友们不至于卑劣到这样的地步,要把这件事弄一个水落石出,对此问题进行了反驳,发表在1935年2月出版的《台湾文艺》第二卷第二号上。在发表此文之前不久,增田涉已知道了郭沫若要发表辩驳文章的消息;鲁迅也知道了这一情况。明明是错误的还要辩驳什么?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鲁迅在1935年2月6日夜致增田涉的信中对郭沫若及其做法作了有力的讽刺:“《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可参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3卷第618—619页)。这里对郭沫若的评论,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之辞。读了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篇》等著作之后,就会加深这种感觉,从而佩服鲁迅评语之尖锐与准确。

  根据上面的考证可以知道,“这里所写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与事实不符,但是郭沫若并不知道实情,所以他只能“以全人格来保障着说一句话”:“创造社决不曾接受过卢兰的‘那篇历史的批评文字’”,并且如此写道:“卢兰和敬隐渔君都还现存着,可以质证”。[12]郭沫若“敢以全人格来保障着说一句话”,说明他绝对不相信创造社“毁弃”了罗曼·罗兰的信,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看见以下文字肯定不高兴:[13]

  他的《阿Q正传》被翻译于法国,而登载在罗曼·卢兰所主宰的《欧罗巴》……这一个大文豪的卢兰,对他——鲁迅特地写了一篇很感激的批评,寄给中国去。然而很不幸,那篇历史的批评文字,因为落于和鲁迅抗争之“创造社”的手里,所以受他毁弃,那就不得发表了。[14]

  看看以下文字可以知道,增田涉的《鲁迅传》在《改造》上发表时郭沫若“不曾翻阅”,直到中文版《鲁迅传》在《台湾文艺》发表并且寄了一份给自己后,他才“写了一封信给台湾的青年们”:

  他的《鲁迅传》在《改造》上发表时我不曾翻阅,到这次由贵志翻译了出来,我才看见。[15]

  在抗战前一年我还在日本亡命的时候,看见了增田涉的《鲁迅论》,发表在《改造》杂志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这篇文章被台湾的一位文艺青年翻译成了中文,登在他们的杂志《文艺青年》上,因为他们寄了一份给我,我便接触到这个问题的第二次的提出。我当时写了一封信给台湾的青年们,说明我相信,创造社的朋友们不至卑劣到这样的地步。当时敬隐渔还在,罗曼·罗兰也还在,我以为是可以弄得一个水落石出的。台湾的朋友们把我的信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了,惹得那位霸气十足的英雄增田涉又回骂了我一通,说:他就恭候着我的一个水落石出。[16]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郭沫若看见《鲁迅传》的情况,两段引文所写内容不一致:第一段引文说只看见发表在《台湾文艺》的中文本,第二段引文说还看见过发表在《改造》的日文本。第一段引文出自1935年1月1日写作的《〈鲁迅传〉中的误谬》,是陈述当时发生的事实,第二段引文出自1947年8月30日写作的《一封信的问题》,是对过去发生事情的回忆,基于此,笔者认为第一段引文所写内容符合事实。

  现在我们以《〈鲁迅传〉中的误谬》所写内容来分析郭沫若写作该文的情况。试想想,在《台湾文艺》编者已经将刊物寄来的情况下,郭沫若难道不应该指出自己认为的“《鲁迅传》中的误谬”么?采用的形式还是书信:“启者,承你们寄了一份《台湾文艺》的新年号来,实在多谢得很。”[17]所以,在鲁歌“佩服鲁迅评语之尖锐与准确”的同时,笔者就此事要佩服郭沫若的息事宁人:不但只用书信的形式指出“《鲁迅传》中的误谬”,看见增田涉“回骂”自己的文字后,郭沫若没有“回骂”,只是在12年多后写作《一封信的问题》时称增田涉是“霸气十足的英雄”。

 

作者简介

姓名:廖久明 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职称: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韩卓吾)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论郭沫若《一封信的问题》的写作与评价.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