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到低速发展阶段；以英国退欧和特朗普胜选为标志，反全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许多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逆全球化。未来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事关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格局演变方向。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在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抓住机遇、化解挑战，是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

　　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表现为商品、服务及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影响和约束这种跨国流动的规则和秩序。前者是由技术进步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所决定的，因此经济全球化从低级到高级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后者是由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导致逆全球化浪潮的因素大致有三类：一是一国之内不同群体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在经济全球化的繁荣阶段，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上升，这与国际分工的深化密切相关：和比较劣势产业的从业者相比，比较优势产业的从业者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更大。还要更深刻地看到，这种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很大程度上和政府不作为密切相关。不久前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合组织国家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降低基尼系数的幅度平均为37%，其中美国仅为22%。

　　二是不同国家之间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与一国之内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恶化不同，对国与国之间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认知更多体现为各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升降。过去30年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大幅上升，而发达经济体所占份额大幅下降。后者通常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全球化，但这种简单化的认识是很片面的。

　　三是国际经济规则无法适应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要求。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理论上劳动力应该和资本、技术一样实现跨国的自由流动。但实际上这种流动从未真正实现过，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保证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的多边规则。以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例，尽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对自然人流动制定了相应的规则，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抵制，所涉及的自然人只限于“服务提供者”，且相关规则不能与成员方的出入境管理、移民管制、就业法规相冲突。即便如此，来自发达国家对移民的敌视正在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目标。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不仅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外来移民的法规，而且决定在美墨边境修筑隔离墙。长期以来对移民持宽容态度的欧盟也开始改变立场，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盟“不可承受之重”。需要说明的是，导致逆全球化的这些因素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并不被人们所关注，而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这些因素就会演变为反全球化的口实。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长达十年的低速增长客观上助长了逆全球化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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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未来5—10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与展望：

　　第一，在全球层面，经济全球化是时代大潮，深入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一方面，以“买本国货、雇本国人”“制造业回流”为代表的保护主义有可能会损害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的基础；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区块链、3D打印、基因、大数据、清洁能源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蓄势待发，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比如，区块链技术的进步不仅能解决互联网交易中“第三方平台”的信任难题，而且直接派生出了数字支付中的比特币。这将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国际间交易方式，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升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保护主义不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永久性障碍。

　　第二，在多边层面，以美国为代表的保护主义势力对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与体制持消极立场，从而对经济全球化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经济全球化所依托的贸易、投资、金融规则和机制首先是多边层面上的。然而，近年来美国开始公然质疑多边规则和多边机制的合理性。比如，在《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明确指出，过去20年间世界贸易组织的弊端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美国要求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全面改革。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与欧盟、日本一起倡导构建“零关税自贸区”，试图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另起炉灶。很显然，这些破坏多边规则和机制的做法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护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未来多边层面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向何处去，最终将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