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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富:做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
2018年04月16日 08: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崇富 字号

内容摘要:在30多年学术生涯中,我除了承担过一段时间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承担过硕士生指导教师,承担过并且还在承担着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教学任务,以及承担过职务性教学和科研的管理工作以外,一直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先是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时代》(我写部分)、《永恒的魅力——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我写部分)、《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研究》(我撰写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教程》、《现代哲学思维的智慧》、《马克思主义150年》。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要带头研学、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真理、明辨是非、修正错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持继承运用和发展创新的统一,力求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作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学术自传

  我出生于湖北鄂城县(现为鄂州市)一个贫寒的农家。解放后,即使是土改前,由于家庭困难,而上不起学。土改中,我家分得了土地和耕牛。1952年,我9岁时,才发蒙上学,其后辍学一年,也跳级一年。读高小和保送进初中,都要寄宿住校,主要靠生产队集体供口粮;考入高中和大学就读时,主要靠国家的人民助学金,才使我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其求学之路之艰辛,是现在学生们所难以想象、难以克服的。我从读小学到都初中的5年间,在食堂就餐从来没有吃上一口新鲜菜,仅靠蒸食米饭和自带的酶干菜;当时,小学、初中、高中离我家,分别有3、15里和30里到45里的路程,无论是前期的走读,还是周末回家和返校,没坐过一次车船,都是步行。有时边走路、边看书,在农村土路经常摔跤,常常走回家或到校了,一本书也就看完了。这是我双眼近视的一个重要原由。

  我出于对党和人民由衷的感恩之情,而且深知家贫求学不易,所以,我学习比较勤奋和高效,各科成绩都较好。有这样两件趣事:整个初一学年,正处于农村最困难而基本无主食的年月,我几乎天天要下湖挖野藕,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故此,平时基本没上学。直到学年考试前10余天,我才回校参加复习考试,而且包括语文、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在内的各科成绩,居然在年级都名列前茅。这使老师和同学们大为不解,而作笑谈!

  读高三时,在全年级四个班一次“最难的”物理学考试中,物理学郭伦老师“打赌”说,这次考题不会有同学都能做对,而我却侥幸得了个满分。高考前,语文老师建议我报考文科,物理学老师则建议我报考理工科,最后我折衷地以“第一志愿”,报考了认为与之都有关的(人大)哲学专业。当时哲学最时兴红火,报考者趋之若鹜。后来,据系里到我省招生的麻保安老师悄悄地告诉我:在湖北全省以“第一志愿”,报考人大哲学系的800余名考生中,他只录取了我一人。

  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当时实行五年制。因为,我们上刚过大二,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在校6年,才毕业分配。实事求是地说,我在上大学的前两年,学到的专业知识的确不多。而实际地使我打下哲学原理专业初步基础的,是在大学后四年利用当“逍遥派”,读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内的不少名著;而最为关键的,是我在新时期所考上第一届研究生的三年深造,才由导师引领,才使我由当年的农家的一个放牛娃,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科学研究之路。

  导师引进门,修行在各人。在30多年学术生涯中,我除了承担过一段时间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承担过硕士生指导教师,承担过并且还在承担着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教学任务,以及承担过职务性教学和科研的管理工作以外,一直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先是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后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相关的现实问题研究。我的理论研究工作和学术思想发展的大致轨迹是:

  第一,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重点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现代化的前沿问题探索。

  这期间,我国哲学界对认识的本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存在比较突出和尖锐的学术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机械的唯物主义”、“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即使是能动的“反映”概念,也是在指一种“光学现象”,是“拟物式比附”。断言“认识的本质”,不是主体人对外界客体的“反映”,而是主体头脑的“选择”和“重构”等看法。1987年,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和西北大学哲学系在西安举办的“反映论和现代科学”全国研讨会上,我与王振武等学者发生了是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还是以主体的信息“选择论”、或“重构论”颠覆和代替它的争论。为了有力地回应这类责难,就须以对当代实践和最新科学成就的总结为基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其反映论现代化,深入而系统地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阐述得到精确、深化和发挥。

  为着配合夏甄陶先生从哲学“目的”范畴入手,对认识的根本基础——社会实践作结构性分析,以进一步阐明认识的主体性,而我则从列宁提出的“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的科学假说着手,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分析借鉴古人和国外的有关思想资源,以当代信息论、控制论、量子力学、电子计算机理论、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和仿生学等科学成就,作为知识基础,以给予进一步的论证和阐明,努力使之成为得到众多科学事实支持、证实的一种正确的哲理性学说,进而较深入地论述了人类思维的一些机理,以及它同“机器思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据此,我在有关论著中,提出或进一步阐明了以下一些观点和见解:

  (1)从哲学上,对人类认识的反映机理进行了论证和阐述,并给予“反映”范畴以明确的哲学界定,认为“反映”范畴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意义,并力图揭示出“反映”和“信息”的本质联系。而这为正确理解现代人工智能、自动控制和所谓“机器思维”中的信息过程的哲学本质,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2)以科学实证知识为前提,比较深入和系统地论证和阐述了反映形式的阶梯性的多级质变和历史性的进化过程,阐明了思维发生的自然史前提;

  (3)提出和阐述了为各种反映形式所共有的本质特性,即反映的选择性、反映的相符性、反映的能动性,以及它们随着反映“主体”的历史性进化,而发生过的多质态的进化、飞跃及其相互联系的机理。这有助于认识和解释人类感觉、表象和思维的一些功能之形成机制;

  (4)力图在现代科学的水平上,进一步阐明了人类思维的个体发生对于思维的系统发生的重演(律)关系,以深化对思维规律的认识;

  (5)概括、提炼和初步论证了“人类认识格局的系统建构”,以“主体势”和“认知定势”概念的阐明,而对认识史上康德提出的思维“图式”问题,力求给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改造和发挥。这样,就能够在坚持和发展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基础上,对思维的科学抽象、理论概括、信息选择、逻辑构造、观念创新和社会遗传等功能,给予更有力度的论证和阐明。如此等等。

  这些思想观点和一些哲学见解的深化和发挥,在我的论文《论反映》、《列宁提出一切物质都具有放映特性的思想渊源》、《论反映映的三个本质特征》、《哲学基本问题与反映范畴》、《反映范畴与信息的本质》、《论真理的本质规定》、《动物心理的发展和思维的萌芽》、《认识的个体发生对种系发生的“重演”》、《认识活动与脑的生理机制》、《认识的主体性与“思维图式”》等等,以及合著的《认识发生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现代哲学思维的智慧》等著作的有关章节中,都有相应论述。

  第二,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理论论争中,力图站在思想交锋前列而尽自己的工作职责。

  遵照邓小平在80年代初指导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他提出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应当站出来说话”、“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的要求,我从 1983年就开始撰写和发表了诸如《“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方法论剖析》等论文,以后一直在这样做。特别是当“八九”政治风波刮起后,我同其他四位较我年长的学者一道,曾自动组成个笔名为“吴戈”的研究小组,大家议论、由我执笔,在同年6月4日前,就写出了题为《从政治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长篇时论文章,发表在同年6月5日付印的《学习》月刊上;此后,由我执笔或个人独立撰写,并接连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大多以“吴戈”或我个人的笔名和实名,发表了题为《善良的爱国愿望为什么会走向反面?》、《“美国之音”的表演与“和平演变”的策略》、《关于“比”的方法论问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多元化与自由化》、《评“真理多元论”》、《评资产阶级“多元化”观点》、《“新启蒙运动”意味着什么?》、《坚定信念要以科学的世界观为基础》、《牢记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坚持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导向》、《资产阶级民主与政治多元化》等20余篇理论文章,发挥了较大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其中,有的被新华社发通稿,有的被多家报刊转载,有的在央视“新闻联播”中也被提及,有的还被美国合众国际社置评。

  此后,我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对“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沉思”课题的立项资助,写成和出版了《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的学术专著,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度,较为深刻和准确地分析了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性悲剧和惨痛教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指导全党全国人民反对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特别是新时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理论,以及对其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进而,在展望今后这方面的中外政治、经济、思想、外交等必将到来的长期的、多种形式的、隐蔽或公开的反复较量的国际战略态势,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视角,力图从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上,作出自己的理论思考,并且提出了战略和策略应对的建议。

  第三,出于本单位的教学和科研及其管理工作需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转向注重研究以其哲学(重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为支撑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有关课题。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走上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及其管理的工作岗位,并且开始带思想政治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是哲学)的硕士研究生;从1997年调回我院工作后,又走上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管理的工作岗位。这种工作变动,就不允许我继续重点搞专业面很窄很深,并同现实问题关系比较间接的认识论研究,而必须转向以其哲学(重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乃至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研究。

  其中前十年,我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重点而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包括结合现实,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如我作为第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教程》,在表述体系上还是有一些特点的)及其一些重点、热点和难点原理的研究和阐发,诸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本质,其本体论(世界观)与其历史观、认识论等分支学科的关系的阐明;其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普遍性意义及其以社会实践及现代科学成就作为立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发展创新的知识基础问题的论述,以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决定论同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决定论、线性决定论的关系和区别的深入分析,主体与客体、真理观与人生观、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对象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乃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关键性地位,还有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相统一的关系等一些基本观点、基本原理的阐发等等,都多少有一些进展,或自己的见解。

  其后十年,我注重结合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内在统一问题;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由理论转化现实的哲学前提即实践基础问题;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及其某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的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所倡导、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探索、其人生价值观问题和党建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而其重点,则对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运用、发展和创新,并包括对邓小平理论及其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马克思主义解读的研究和论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解决、化解社会矛盾问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观点,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基本制度与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的关系问题,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等等问题的研究和论述。要言之,我认为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基本制度、理论体系,即在我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即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尤其是坚持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既要脚踏实地从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起步、而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又要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如此等等。

  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探索和论述,主要体现在我主编和个人撰写发表的一些著述中,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时代》(我写部分)、《永恒的魅力——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我写部分)、《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研究》(我撰写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教程》、《现代哲学思维的智慧》、《马克思主义150年》等著作,以及论文《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试论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三个代表”︰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动摇》、《跳出周期率︰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等,以及其他先发表于报刊后收入《李崇富选集》的诸篇论文和理论文章中。

  第四,我积极参与实施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研究和写作,并完成了所承担的任务。

  从2004年开始,在实施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我确定为“科学社会主义概论”课题组的成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成员及其专题研究的首席专家。我参与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已于2011年审定出版)的研究和前期的撰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部分起草了初稿;而后则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进行后一项任务的专题,即“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基本观点”的研究和撰写工作。我为首席专家和主持人。

  从2005年年初至2008年12月20日,由该课题组的同志参与收集材料,由我主持和编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论述选编》;进之,由我执笔在这基础上撰写出《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基本观点》(综述报告),并以前者为根据和附件;进而,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现实情况,由我撰写出题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研究报告”,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由该课题的组织和责任单位中央编译局组织专家三审通过,予以定稿;专家们肯定我们这份“研究报告”已经做到了“四个分清”(即在该理论问题上,做到分清哪些是需要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错误的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而给予很高评价。以上两个报告,先后已于2008年1月8日、2008年12月20日通过中央编译局审定和上报。

  由于该项研究成果本身的是否公开出版和发表要待上级决定,所以,我们课题组将其基本精神和理论观点改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 阶级和革命的基本观点研究》第10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我本人也以“访谈”和“论文”等形式,发表了在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正确地理解、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见解。

  第五,我担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主要领导工作9年来,为团结和组织学会会员和有关理论工作者围绕现实重大问题,而开展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

  我们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是1981年1月成立的全国性一级学术团体,其组织比较健全,开展学术活动比较规范,社会影响也就比较大、比较好。

  在我主持工作期间,除了指导和组织学会及其各研究分会和专业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开展灵活和小型的研讨活动以外,每年都坚持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需要相结合,选定一个中心议题,召开一次全国性、较大规模的学术年会。会上,通常先由我作主题演讲,继之开展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会后,通常由我作第一主编,把研讨的主要理论成果,选编和出版一本论文集,在全国公开发行。这些文集是:《“三个代表”与历史唯物主义》(200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邓小平理论》(2004)、《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唯物主义》(2005)、《历史唯物主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6)、《改革开放三十年与历史唯物主义》(2007)、《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08)、《新中国六十年与历史唯物主义》(2009)、《生态文明研究与两型社会建设》(20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90年》(2011),等等。

  另外,在我担任我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管理工作期间,以及退出管理岗位后,一方面是在国内同行间经常进行的一定形式的学术合作和学术交流;还承担和完成上级交办的某些任务。另一方面,也曾经多次率团或参与院里组团,到多个国家进行过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其间,也接待或参与接待过多个国家、多批次外国学者和友好人士来我院、我所进行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

  总之,我的治学体会是:就我们党员理论工作者而言,除了应像所有学者一样,要严谨治学,学无止境,淡泊名利;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要带头研学、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真理、明辨是非、修正错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持继承运用和发展创新的统一,力求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作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

  李崇富

  二○一一年十月

作者简介

姓名:李崇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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