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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我的经济学理论研究道路
2018年04月09日 08: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金碚 字号

内容摘要:一、关于竞争力和竞争力经济学的研究1992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即中国正式宣布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关于报业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传媒领域和研究报业经济学,对我来说是一个“遭遇战”。三、关于产业(工业)经济学的研究产业(工业)经济学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研究成果获多项重要奖项。五、关于国有企业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我在就在国有企业工作,也在政府的工业企业管理部门工作过,对国有企业的实际状况有深切的了解。其中,《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论文)、《国企改革在理论与实践的艰难探索中前进》(论文)、《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专著)、《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论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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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术 自 传

  我从1969年参加工作至今,已40多年。由于历史的巨大变迁,与其他大多数学者相比,我有更曲折和丰富的社会经历和阅历,终而走上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道路,同少年时对数、理、化的酷爱和希望成为自然科学家的理想似乎南辕北辙。但是,40年来的工作、学习和科研经历,同国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密切相关,切身感受着国家的进步和个人所做的微薄贡献的联系,是一种真正的人生幸运。

  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我主张,作为主要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将理论成果应用于实践,创造科学研究成果的现实应用价值,应是治学的方向。特别是,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所研究的学问和所完成的科研成果是有科学价值的,那么,就应该努力学以致用,以实践的成效证明理论的真理性。所以我认为,对于应用经济学,能够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成果才是更有现实价值的成果,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学者才是真正掌握了社会科学精髓的学者,尤其是,能够让所领导的组织(机构或团队)具有整体竞争力的学者才是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学术带头人。

  数十年来,我的经济学科研成果和学术观点不仅产生于理论研究,而且形成于理论的实际应用所得到的不断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竞争力和竞争力经济学的研究

  1992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即中国正式宣布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意识到,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和竞争力将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因此,此后不久,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就开始研究产业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十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竞争力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并始终居全国领先地位,获得多项重要奖项,而且形成了一个理论应用于实际的研发体系和团队,在社会科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上取得显著成效。

  1995—1997年,我主持承担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其总报告获得1999年度“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学术专著《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第一批重大科研项目时,我主持的“中国产业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又被列入。该课题的核心理论成果《竞争力经济学》(专著)出版后,受到同行专家高度评价,被广泛认为奠定了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先后获得“中国图书奖”和“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关于竞争力经济学的基本体系逻辑是:经典的经济学所进行的研究和分析是以假定“企业同质”为基本逻辑前提的,即假定企业都是具有经济人理性的、精于计算的,并按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决策和行动。但竞争力研究的目的却是要解释“企业异质”,即为什么有些企业竞争力强,有些企业竞争力弱;或者,什么样的企业能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什么样的企业一定不会有竞争力。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即逐步放松假设条件的逻辑框架。对竞争力可以不同的假设条件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进行分析和研究。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对竞争力研究做出贡献,但由于各分支学科的假设前提和分析工具不同,所以,所关注的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也有一定的区别。竞争力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竞争力理论经济学、竞争力应用经济学和竞争力研究。在抽象层次上的研究主要运用理论经济学的逻辑方法,而当进入较具体层次的研究领域,则越来越倾向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结合。

  10多年来,这一重大理论成果被逐步开发为一个持续性的应用性项目,由于我兼任中国经营报社的领导职务,有条件组织工业经济研究所和报社两方面的资源。在中国经营报社设立竞争力工作室(后组建为研究院)作为该项目的常设组织机构,与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合作,完成和发表了多项成果,包括每年出版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和举行“中国经营报企业竞争力年会”等,均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由于中国经营报的参与,竞争力研究成果也受到传媒界的高度关注。2004和2005年,我们与新闻出版总署合作进行报纸竞争力评估,并举办了全国第一和第二届报业竞争力年会,取得很大的社会反响。我们的研究团队还接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托,研制《报纸评估指标体系》,奠定了报纸评估论证制度的基础,并且在2003年全国报刊整顿工作的实际运用中取得良好效果,受到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和使用部门的高度评价。

  中国竞争力研究成果还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我的个人专著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Industry (《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一书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7)。

  二、关于报业经济学的研究

  进入传媒领域和研究报业经济学,对我来说是一个“遭遇战”。1999年,我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营报》社陷入严重混乱,研究所党委受报社请求派我以主办单位领导的身份担任总编辑,后任社长。经10年努力,不仅扭转乱局,而且使中国经营报发展成全国财经类报纸的市场化经营领先者和全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类报纸之一,受到业界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高度评价,总署历任领导均来报社进行视察座谈,以示对中国经营报的肯定和支持;我也被聘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业管理专家顾问。同时,《中国经营报》的子报《精品购物指南》也发展成为全国都市消费类报纸的领先者。2005年,我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管理出版社又陷入经营困境,所党委决定改由我分管,对出版社进行整治。出版社领导班子带领全社,艰难奋斗,实现了三年脱困目标,终于使出版社走上良性发展道路。鉴于“两报一社”的良好运行态势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200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授权工业经济研究所组建中国经营传媒出版集团。

  2002年,我结合办报实践完成了国内第一部《报业经济学》理论专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并得到业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被业界称为“中国传媒经济学领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里程碑之作”(《今晚报》常永新文,2006,9,27)。《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在《光明日报》发表专论《一本书和一条路》,文中说:“《报业经济学》是我国第一部以经济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报纸产业运行和发展的专著,是我国报业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对建立和发展我国传媒经济学的一个理论贡献。”“金碚将现代经济学的新成果、新方法运用于对报业经济学的研究和办报实践,而办报实践的成果又反过来丰富和印证了他的研究内容。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在我国报业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市场化、商品化、企业化趋势的情况下,为了应对机遇和挑战,报纸的决策层不仅需要杰出的新闻专家,而且需要杰出的经济专家。这在国外早有先例,凡是执掌重要报业集团的领袖人物,几乎都有从事经济研究、经济活动的经历,而中国则刚刚开始,或者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金碚的贡献绝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指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光明日报》2002年7月25日)

  《报业经济学》提出:报业经济学是研究报纸的经济性质、生产、流通、消费以及报业运行的经济规律的专门经济学分支。报业经济学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分析工具,对报纸产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密切结合报业经营管理的具体实际,对报纸生产过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编辑活动与经营活动的关系,内容版面和广告版面的关系、报纸定价和广告定价的原则、报业市场的竞争关系等,进行经济学描述和分析。报业经济学将现代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方法例如,信息不对称理论、博弈论、战略经济分析等运用于报业研究。而且,也研究政府参与和管理报业的有关经济理论。

  三、关于产业(工业)经济学的研究

  产业(工业)经济学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研究成果获多项重要奖项。其中,从1996年起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出版《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持续14年,产生重大影响,并多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工业是改革、开放最前沿、最大胆、最彻底的领域;是中国目前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话语权增强的现实基础。工业是中国唯一可以同发达国家比试的“法宝”。可以说,工业是中国的经济脊梁。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远未完成,中国面临的所有重大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离开发达的工业都不可能解决,所以,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走工业化的道路。只有发达的重化工业,才能解决中国的城市化、交通运输、国土整治、资源开发、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和国土治理,以至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问题。所以,发展更为强大的工业,仍然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遗憾的是,“工业经济学”却表现势微。针对这一现象,我主编完成了国内第一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新编工业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

  此外,撰写出版的《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等专著和教科书成为高校广泛使用的教材和参考书,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专著《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韩文),由韩国南海出版社出版(1998),在韩国学术界产生良好影响。

  四、关于对外学术交流的研发创新

  经过对传媒经济的研究发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传播环境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媒体要“走出去”必须具有适应于西方国家传媒环境的媒体形态,并且应着力于进入西方国家的核心人群,才能发挥影响力。其中,能反映中国经济现实以及中国经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性杂志,可以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因此,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领导陈佳贵副院长的全力支持下,我整合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营报社以及社科院外各方面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得到《中国日报》原总编辑朱英璜先生的鼎立相助,以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支持,组织创办了China Economist《中国经济学人》(英文)期刊。我们采取了完全创新的办刊模式,在短期内就达到了高水平、高质量的办刊目标,引起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等外国传媒的高度关注。目前,China Economist已成为向国外读者传递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最新研究成果和信息的重要渠道,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的有益探索。

  除此之外,我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和组织创新。其中,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同意大利国土与环境部的多项长期合作项目,取得显著成绩。其中,仅合作项目之一“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究班”一项就已连续6年共选派全国1000多名专家、政府官员及企业管理者赴意大利学习考察,取得非常良好的社会效果,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五、关于国有企业的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我在就在国有企业工作,也在政府的工业企业管理部门工作过,对国有企业的实际状况有深切的了解。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更使我有了深入国有企业研究的条件和责任。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兴趣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我提出和形成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的代表性理论,即“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这一理论研究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重要奖项,特别是受到实际经济工作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普遍认同。

  “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即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优缺点,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绝不是普遍地适用于大多数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少而精”才是国有企业的理想状态。

  1997年,我出版了一部专著《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围绕核心论点“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以及在改革中须正确认识和解决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由于该书具有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受到很大范围的读者欢迎,多次再版,成为畅销书。此后,我又不断发表了多篇论文和多部专著。其中,《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论文)、《国企改革在理论与实践的艰难探索中前进》(论文)、《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专著)、《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论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研究》(专著)、《新型国有企业现象的初步研究》(论文)等先后获得了多项重要奖项。迄今为止,我仍然坚定地认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这一理论必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一。在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就是被作为一种特殊企业,在特殊时期发挥特殊作用的。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国有企业也终将被定位于特殊企业的地位,并在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中得到正式确立。

  六、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研究和阐释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发展经济学,发表数十篇论文和专著。2006年,发表论文《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载《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6年15期)。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的中央调研任务中,金碚担任了关于科学发展观调研课题组的执行负责人,撰写了调研报告《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若干问题研究》上报中央,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向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会议进行了汇报,受到中央的重视。

  回顾数十年来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要说“理论贡献”,我实在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作为。只不过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学具有特殊的用武之地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历史把经济学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社会大众特别希望知道经济学家们如何说,政府决策者也想听听经济学家们的意见。于是,经济学成为显学,甚至真的有点“帝国主义”的味道,无论是属于你的还是不属于你的地盘,好像你都有权利自由出入。其实,同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家只要离开了自己真正深入研究过的领域,并不会比其他人更高明;经济学家即使有了理论研究的成果,也并不表明在现实问题的决策意见上一定可以正确无误,即使这个现实问题是属于自己专长的理论研究范围。例如,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几乎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曾经准确预见(尽管有些经济学家确实发出过对经济前景悲观性的警告),现在也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可以有把握地准确预测哪怕是半年一年以后的经济形势。因此,经济学家们在总结自己的理论贡献时,千万要有自知之明的理智。

  当然,应该肯定,中国经济学家60年来,特别是对30年来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人们时常会讨论中国经济学家是否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的问题。其实,中国经济学家的真正理论贡献是:抛弃了过去的意识形态教条,重新学习经济学(曾经在大学里学过的那一套大多不太管用了),并把自己不久才掌握的经济学知识普及到社会,从而为改革开放注入经济学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可以说,这一代中国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否定自己过去所坚持的观点和自己所相信的理论。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除非是没有在中国经历,否则,只要是与中国60年或者30年的历史血肉相连的中国经济学家,没有人的理论是“一贯正确”的,每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是从自己相信的错误理论(或者过时理论)中走出来的。所以,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叫做“思想解放”,实际上就是否定过去的错误,而且是根深蒂固的错误。中国经济学家不必为否定自己而惭愧,也不要以标榜自己的“先见之明”而得意。改革、开放、发展、创新,就是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如果说,能够否定别人的理论错误是一种科学进步,那么,有勇气否定自己过去的理论错误就是更伟大的科学进步,因为,凡是突破性的科学进步都是从否定了众人也包括科学家自己过去的错误认识中诞生的。

  金碚

  二〇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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