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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我的理想与追求
2018年04月02日 09: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海鹏 字号

内容摘要:2009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在《历史研究》发表了《6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了《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等论文,进一步从理论和事实的角度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我和我的学生龚云合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年),我和我的另一学生赵庆云合著的《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牟安世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可以算作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作品。从1984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一文以来,二十多年来,我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结合毛泽东同志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理论范式和学科体系.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学术自传

  学术人生——我的理想与追求

  序言

  我今年已近73岁了,谚曰: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看来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可与阎王对话的时候了。回顾一下自己一生来历,也是一件趣事,也就腼腆写来,不顾是否合适了。

  一.我的求学经历

  我出生在1939年5月,那正是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日本侵略军曾到过我的家乡。比我大两岁的同乡还记得这一点。我似乎没有留下印象。我的家里很穷,父母是农民,兼做一点小熟食生意,以维生计。听父亲(1896年出生)讲,大革命时期,汉川县一带是农民运动发展很好的地区。1927年,我的母亲怀着我的哥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张海涛)到附近马口镇游行,高呼打倒列强的口号。那年我哥哥出生了。苏维埃运动时期,我父亲也参加了。解放初,我的伯父(1887年出生)告诉我,他们早已知道朱毛和红军。我的大姑妈(1875年出生)却说,她不知道辛亥年武汉发生的起义。1946年,我上了私塾,读了一年。1947年,族人们出资办了一所汉川县私立两铭小学校,就办在张氏宗祠里。我从私塾转到小学校,读二年级。

  我的家乡距离汉口不过50公里。1946年以后,时局不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反映到这个穷乡僻壤。经常有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乡公所保丁到乡下骚扰,有所谓“盗坛队”四乡横行劫掠。乡下人一听到狗咬,就知道出事了,赶快来拉着儿女“跑反”、逃难。我也经历过多次这样的逃难。记得有几次半夜,父亲把我拉到菜园里,躲在草丛中,匍匐地下,大气不敢出一声。大约1948年,我的家乡还驻扎过一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我们上学路上最怕他们的军犬。这支部队虽是美式装备,纪律并不好,在小店里吃东西不给钱是常事。

  1946年,某日,家乡人张印谱(共产党员,解放后当过武昌红星面粉厂厂长)带领乡人缴了一群来乡下收税的乡丁们的枪,引来强烈的报复,国民党军人包围了我的村子,往房顶上放了稻草,准备焚烧。气氛极为紧张。记得我家大门紧闭,母亲把我们笼在怀里,一声不吭,似乎在等待着最后的时刻。据说经过更上层的交涉,算是免除了这场灾祸。

  这一年,我的母亲听说在外当学徒的哥哥跟着共产党走了。有一天夜里,她拉着我的手匆匆忙忙摸黑到一个地下交通站人员家里,打听情况,急冲冲说要叫一匹马到汉口去,把哥哥拉回来。地下交通告诉她,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不得不作罢。我的母亲就在这年去世了。

  1948年,乡人称作“老四”(即新四军,实际上是中共的地方武装人员)的人,半夜把住在我家附近的乡丁缴了枪,还砍死了两人,尸体就放在我家门前右边。我早上起来就看到了。

  1949年5月,未经战事,武汉就被解放军解放了。但是我的家乡却小有战事。父亲带着我和我的姐姐、妹妹逃难途中,还在回头看炮弹落在哪里,据说乡人有人受了伤。解放军还在家乡挖战壕,我们跳到战壕里帮忙。

  这时候,我满了十周岁,迎来了解放。

  我所读的这所私立小学,来往任教的老师都是有进步思想的。我记得唱过的歌曲,都是进步歌曲。著名的革命作曲家汉川人宋扬做的《读书郎》,《古怪歌》,还有一首《山那边呦好地方》,几乎天天都在唱。

  1950年,我读五年级。同学中有一位张江普读六年级,他要报考初中,鼓动我和另一位陪他考。张江普考上了,我们两人榜上无名。1951年我小学毕业。那时候家里很困难,我在五、六年级都买不起课本,同桌一位名叫提啽,家里是地主,在汉口还有不小的生意(张吟秋,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解放后是武汉市政协常委)。我与提啽共一套课本。我考上了初中,提啽落榜。我所上的中学在马口镇,名为湖北省立马口中学,是省里的重点中学。这所中学离家乡15华里,每周六下午回家,周一早到校。

  1951-52年,汉川县土改工作铺开。我大体上了解了家乡土地改革的进程和农民的情绪。土改工作队成员有大学教授,多是知识分子。土改期间,镇压反革命,斗争恶霸地主,分浮财,分田分地,这些过程,我未曾亲自参与,但都亲眼所见。我家分到了两亩水田,一点浮财(一只旧皮箱),还有一间房子。

  1954年7月,我从马口中学初中毕业,考取了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毕业前夕,空军部队到马口中学招考空军地勤人员,许多同学报名。我也想报名,第一关就被淘汰了,身高不够,我那年身高只有139公分。我的一位同乡同学被录取了。1954年是湖北的大灾年,从春到夏,一连下了三个月大雨。长江水涨空前,为了保护武汉市安全,省政府把汉水大堤炸开了,汉川、汉阳、天门、沔阳、洪湖等县一片汪洋。我的家乡完全成了泽国。父亲带着妹妹和伯父一家搬到了数里远半山坡的一户人家暂住。到了九月,大水还没有退尽。那年我满了15岁。家里无钱,没有路费,四处汪洋,不知道如何去孝感上学。过了报名期,我也就不想它了。这样,我回家当了农民。那时候还没有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的说法,从报上得知,那年全国初中毕业回家当农民的大概只有几个人。

  1954年8月——1956年8月,我在家乡当了两年农民。两年中,我从父亲学会了种田的基本知识,插秧、割谷,样样都做得不错;到十里外的垸子打草、割柴、拉纤,踏雪到乡公所领救济粮,等等,充分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两年中,有两件大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参加修筑水利工程,一是参加互助合作运动。水利方面,先是参加了汉川县南河乡南屏垸,开挖新河,大约一个月。这一个月,炼成了我的肩膀和脚板。那时挖河,没有任何机械,全凭双手、双肩和双脚。接着在1955年到沔阳县参加杜家台水利工程。这是湖北省的重点水利工程。这项工程是在汉水南沔阳县境内杜家台建一座分洪闸,闸后挖一条长21公里分洪道,再建一个分洪区,工程目的是为了减轻长江、汉水涨水压力,也为了武汉市安全。政府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各县农民都参加。我家乡的一支挖河队伍在公明山工地干活,住在大棚里,吃的是工地提供的米饭和自带的咸菜。河宽800米,开起工来,人山人海,处处吆喝之声,极为壮观。我在这里干了大约两个月。

  在工棚里,在微弱的灯光下,汉川县来的干部传达中央有关互助合作的文件,传达了毛主席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讲话精神。乡人讨论是建立初级合作社,还是建立高级合作社,发言热烈。有人主张,既然初级合作者还要发展到高级社,何必不一步到位呢?这种主张居然得到了多数人同意。所谓高级社,就是农田入股,耕牛等大农具入股,农民干活记工分。从公明山工地回到家乡,就在原有三个互助组基础上成立了新兴高级农业合作社。复员回乡军人张明仁(华清)担任社长,我担任会计。一时群情昂扬,生产情绪很高,加上1955年秋季大丰收,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政策颇有好感。

  农业合作社成立以前,本村共有三个互助组,我在其中一个有12户人家组成互助组担任记工员。秋天棉花收成好,三家互助组各成立一家轧花社,替农户把籽花轧成皮花。我在其中一家轧花社管账。有人告诉我要建两套账本,我不以为然,坚持只建一套账本。完税时发现,另两家营业额大,只完税二十多元,我这一家营业额小些,却完税八十多元。我这才知道,做假账,历来都有。秋末,三个互助组联合成立轧花组,担任会计。

  1956年,合作社一切正常。一些比我年长的同乡人,力劝我继续上学。我那年17岁,他们说跟他们一起种田,势必把人糟蹋了,耽误了前程。于是,我动了心。6月,我到汉川县一中复习了一个月,与一位应届毕业的同乡睡在一个床上,共看一份复习提纲。我考上了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那位同乡考上了武昌金口农校。

  1956年9月,我到孝感高中上学,被编在三班,这个班后来被命名为理想班,在学校是有点名气的。1954年,孝感专区把马口中学的高中部全部搬到了孝感,我一上学,孝感高中的老师几乎都认识,原来我在马口中学的同学也都在这儿,一下熟人很多。老同学抬举我,在一年级下学期,我进了学生会膳食委员会,住进食堂,负责监督大师傅,慢慢打交道的人更多了。高二,我退出了学生会膳委会,在班里被选进班委会,先后担任文体委员和学习委员。高中三年,除了正常的课堂学习外,还参加了不少劳动,参加了学校的大炼钢铁。学校在孝感城郊种了田,1958年冬深翻土地,一下挖了一米深。很快就知道,这种深翻是不科学的。又在环河外种了田,请一个生产队王队长作指导。1958年孝感朋兴乡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水稻亩产超万斤,县委大墙上贴了喜报,人民日报头版有报道,我曾约几个同学前往参观。后问学校劳动基地王队长,王队长把嘴一撇说,把土挖起来也没有那么多。这是一个真正农民的看法。

  1959年7月高中毕业,我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前夕,我被批准加入共青团。也是毕业前夕,空军到学校招飞行员,我和许多同学一样报了名。那时青春涌动,很想从军。我被淘汰了。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又规定高中生免服兵役,考上大学就没有机会当兵了。后来知道,几乎没有一个人被录取。又,学校遴选留苏学生,此次全校未选中一人。因这时候,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也许是营养不良所致。

  我在初中一年级学了英语,二年级转学俄语。高中三年也是学俄语。自以为俄语尚可。那时候我从书店订阅的苏联出版社会科学系列小丛书,大体上都可以看懂了。我是抱着强烈的愿望,指望可以考上外语系,所以,前三个志愿填的都是外语系,第四个志愿是历史系。不巧,还是被历史系录取了。

  武汉大学是一所非常知名的综合大学,五年期间,校长都是党的一大代表李达。记得每年新年半夜12点一过,李达校长就在广播里致新年祝词。听罢新年祝词,同学们欢庆新年,有时通宵达旦。历史系系主任是著名的世界史学者吴于廑。党总支书记,先是老红军李焕潮,后是世界史教研室教师李梓楠。历史系安排两门通史课,世界通史是吴于廑先生主讲,中国通史是唐长孺先生主讲。另外,汪贻孙先生讲中国近代思想史,姚薇元先生主讲中国近代史。王宗华先生主讲现代革命史。彭雨新教授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张继平副教授主讲世界近现代史。施子瑜副教授讲西方史学史。石泉副教授讲历史地理。吴于廑、张继平、施子瑜都是从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老教授还有李剑农、谭戒甫、曹绍濂等。李、谭二先生年老体衰,已经不上课了。曹先生被错化成右派,在历史系资料室整理资料,也不能上课。那时候,刚刚过了1958年的教育革命,提倡老教授上课,我等适逢其会,深受教益。

  大学期间,有几件事还记得:

  一、出席过学校的一些重要会议。1960年4月,作为“优秀学生”出席了武汉大学群英会。1962年五四青年节,被评为历史系模范团干部,同时担任甲班班长。1963年2月,出席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主办的全校第三届团员代表大会。我代表历史系团员就加强对青年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共产主义教育问题作大会发言。3月,作为班里选出的学生代表出席武汉大学第十五届学生代表大会。1964年,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接待以甲斐静马为团长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访华代表团对武汉大学的访问。

  二、学习方面。可以记述的,有如下数事:1960年6月,学习了《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后,一时心动,写出《论战争与和平》一文,寄给了北京《红旗》杂志编辑部,未见下文。年轻人幼稚,与此可见。一年级下学期到二年级上学期,被指定参加历史系组织的教学改革、大编讲义的活动。我参考了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等书,编写克里特、迈锡尼古代社会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的成就和社会处境部份讲义稿。总体上讲,大学生撰写讲义的活动是不成功的,但我个人在活动中读了一些书,思考过教材大纲和教材体系问题,受到了一定的锻炼。1961年11月完成《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读书札记,作为课堂作业。姚薇元教授批道:“能详细参考史料,发挥自己见解,表现了独立钻研的劲头和能力。但本题枝蔓较多,文章结构不紧。” 1963年撰写学年论文,题为《试论秦汉之际的游侠》,指导老师赵婷评为4分。写成《读普鲁塔克〈梭伦传〉心得》,作为外国史学史读书笔记。这篇札记的结尾说:“总之,从《梭伦传》看来,普鲁塔克主要是道德论家,而不是历史家。它赋予编造故事的才能,却无视历史的真实。他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引申出一系列的故事来,又从故事中隐喻了自己的道德观。它有时通过故事的叙述说明自己的观点,有时夹叙夹议,有时则长篇大论。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读他的著作是困难的。如果我们不对普氏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不参考其它史学著作来了解前代历史,我们会对《传记集》遇到鱼目混珠的困难,分辨不清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普氏的伪托。这种情况,正是初学读史的困难。”吴于廑先生批道:“有见解,有发现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也清楚确切。望在此基础上努力精进。”又完成《关于均田制的几点想法》和《从旧史学看史学的阶级性》两篇读书笔记。这年10月,系里指定唐长孺教授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唐先生出的论文题目是《北齐政权的评价》,唐先生指出:历史研究的方向是做社会制度史的研究。同月,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的研究生,开始阅读侯着《中国思想通史》、范着《中国通史简编》和郭着《中国史稿》。1964年2月,经历史系党总支推荐,报考北京外交学院研究生班。据说,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通知,外交部长兼外交学院院长陈毅将在外交学院办两个研究生班,每班30人,为未来外交战线培养外交人才和国际关系方面理论研究人才,要在全国重点文科大学中招收学生。我原已报名参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考试,已经把侯先生所着《中国思想通史》读完一遍,已办理了准考手续。临考试前大约一个月,党总支通知我,要我放弃报考侯外庐,转而报考外交学院。考试结束后,许多同学前来祝贺。考试过后,我感到时间紧张,原定毕业论文题目《北齐政权的评价》不想做了,历史系同意我翻译一篇论文。世界近现代史教研组指定了2003年第6期苏联《近现代史》杂志上一篇论苏美建交三十年的文章,作者依斯拉爱梁Исраэлян。我用一周时间翻译完毕,世界史教研室老师评了5分。系里总支书记认为这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需要消毒,要我写一篇批判文章。1964年5月,我完成《苏美外交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毕业论文。随后改题为《试论苏美建交的原因》,寄给了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我后来知道,编辑部收到了此文,近代史所余绳武、王学庄看过此文,副所长黎澍似乎也很高兴。当然,此文最终未能发表。

  三、在校期间,列席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还听过若干知名学者的学术报告。1961年10月,有幸与同学数人前往汉口武汉市人民委员会礼堂,列席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主办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吴玉章、范文澜、李达、吕振羽、吴晗、白寿彝、邵循正、黎澍、李新以及辛亥老人李书城等。武汉大学校长兼湖北省社联主任李达致开幕词,就史学界对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做了评述,特别指出,湖北学者要加强对湖北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要回答为什么辛亥革命要在武昌首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吴玉章代表中国史学会讲话。他首先讲到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然后讲到研究历史,要鉴别史料,对文字史料固然要审订,对回忆录和访问记也要严加核实。因为历史事件的参加者不是历史家,他们只能叙述历史,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历史。在甄别史料的基础上,要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老老实实的治学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信史来。吴老讲话后,开始论文报告。此前,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报告会,汪贻荪教授做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

  会后,学校邀请了来汉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吴晗、白寿彝、黎澍先生给研究生作报告。范老认为王朝名称是学习历史时很好的符号,何必硬要打倒呢?还谈到了帝王将相与历史上的民族战争问题,指出元朝和清朝历史都必须重新估价。吕振羽主要谈学习和研究历史为什么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他认为,以这样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以这样丰富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传统,不产生毛泽东思想则是不可理解的。他说: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样发展为当代的马列主义的武器可供你运用,我们有丰富而庞大的历史文献可供你采择,如果你是一条鱼,那你就如进入了水的世界;如果你是一只鸟,那你就如同进入了无边的苍穹。真是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你是英雄,就请你显武吧。吴晗报告主要讲历史知识普及问题。历史系指定我和其他两位同学记录吕振羽的报告,由我负责整理成文,送交历史系存档。

  1962年起,还听过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报告《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的阶级性及其社会作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吴则虞先生有关王充与论衡的学术报告,《红旗》杂志编辑关锋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几个问题的报告,《哲学研究》主编林聿时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报告,谭戒甫教授关于先秦诸子和研究方法的报告,吉林大学金景芳教授作关于井田制、宗法制度和中国思想史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吕叔湘作“青年语文工作者的修养问题”的学术报告。通过这些学术报告,我受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学术熏陶,认识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

  四、还听了几个重要的政治报告。1961年9月,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邀请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报告。张体学说:三年来,农业生产大受损失,连年减产,去年全国只收了粮食2700亿斤,棉花2600万担。今年灾情比去年严重,但产量可能比去年略高。1958年以前每年出口100亿斤粮食,库存400亿斤。1959年后,每年进口粮食100亿斤。我们明年一二月份可能吃进口大麦。湖北再安排灾区500万人民生活后,城市人口尚缺一亿斤粮食,所以明年五月可能要吃豆饼。工业方面,重工业是煤的问题,轻工业是原料问题。如果天时顺利,二年内我们就可以改变局势。我们必须认清困难,准备以三五年时间度过灾荒,争取国民经济大好转,人民生活大提高。张体学指出:困难对青年人是大考验,青年人必须从困难中锻炼自己。他劝大学生好好考虑当前困难,要有充分信心克服困难。想通了,发奋读书,想不通就不要想,自有共产党来安排。大学生读书是第一要务。这样的政治报告,对当时武汉大学的师生好像是一场及时雨,是很起作用的。在校期间,我们吃过进口杂面,吃过红薯干,似乎没有吃过豆饼。1964年年初,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向全校教师和文科四五年级学生传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传达了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报告,传达了周扬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讲话。其它的,还听过许多时事报告。这些报告,对当年的大学生了解国内外形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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