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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见证中日千年友好交流史 ——日本汉学家东英寿在北京大学举办学术讲座
2019年08月27日 10: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任冠虹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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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学家东英寿教授发言 记者任冠虹/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记者 任冠虹)8月23日,日本汉学家东英寿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举行了题为“《欧阳文忠公集》的编纂及其传入日本的过程——以新发现欧阳修书简96篇为线索”的学术讲座。

  东英寿教授现任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教授、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九州中国学会会长,也是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汉学专家。在今天发现新史料的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他在历经二十余年文献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并确认了96篇不为世人所知的欧阳修亡佚书简,改写了欧阳修研究乃至整个宋代文学研究的面貌,在中日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在讲座中,东英寿教授首先从学术角度厘清了欧阳修全集的重要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图)、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宫内厅)、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天理)这三地藏本之间的关系。据东英寿教授介绍,现存欧阳修全集之底本,可追溯到南宋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刻本。今日存世的南宋本,在多地有藏,其中比较重要的藏本,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本。此三者现存卷帙多寡不一,但过去的研究一直认为它们都是周必大原刻本。东英寿教授通过比较刻工姓名后发现,国图本和宫内厅本所藏出自同一系统,天理本属另一系统,但三地藏本均非周必大原刻的初刻本。究其原因,在于周必大本刻成后,南宋人又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续添,利用补刻之际将新见的欧阳修作品增补进去。国图本、宫内厅本是在周必大原刻本基础上经续添而成,而天理本则是在国图本的基础上又经过一次续添而成,因此新增96篇书简。

  关于天理本如何流传至日本,以及96篇书简为何仅在日本被发现,东英寿教授也做了详细阐述。他认为,现存大家熟知的国图本比周必大庆元二年初刻本增多19篇书简。这个藏本比较贵重,在中国历代朝廷中被传承。据史料记载,因喜好欧阳修文,在明代第四位皇帝仁宗为太子时,以这个藏本为底本主持编纂了内府本,该内府本成为定本,后世之欧阳修全集皆以明内府本为底本。而相比之下,天理本系统虽比此国图本系统多出96篇书简,但它在宋代是一个市面上通行的本子,较为易得,并不珍贵。因此,日本镰仓时代遣使入华购书,买不到珍贵的国图本,而购回了在后面刊行的天理本。此本始藏于金泽文库,在江户时代为京都的伊藤仁斋古义堂所得。1941年古义堂藏书归入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这样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也随之被转藏于天理图书馆,并于1952年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由于天理本是对南宋朝廷所藏国图本进行了增补而刊行的版本,在南宋末年流行于民间,不算贵重,因而在当时的中国未能得到妥善保存,于南宋末年的战乱中失传。然而,日本将其作为从中国购回的贵重汉籍进行谨慎保管,因而流传至今。囯图本则因其历朝传承的珍贵性而得以存入皇家流传。96篇书简中有40篇,曾为国图系统本所吸纳,但后来也是在流传中佚去。另外,国图藏有多帙南宋刊《欧阳文忠公文集》,其中有一种残本,载有96篇书简中的40篇。因此,宋人末次续添的96篇完整书简,独存于天理本之内,乃世间孤本。而天理本在日本被定为国宝,很少为学者所利用,因此它们也就尘封至今。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剑教授在评议中指出,东英寿教授的研究十分重要,不仅解决了《欧阳文忠公集》三地藏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出实物、实地调查对于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张剑教授进而认为,文献学异常复杂,当今虽然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但仅仅依赖网络资源或既有目录学书籍的著录是远远不够的,“不亲见其书就容易上当”,只有亲自调研,考察原书,才有可能出真成果。同时,他指出,《欧阳文忠公集》在日本的有序传承反映出文献交流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古代中日之间有如此频繁的文化交流,许多中国古籍幸赖东邻而传世,才能使古人的东西得以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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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任冠虹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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