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约翰·罗伯逊曾这样评述苏格兰启蒙运动：很少有社会像18世纪的苏格兰那样经历着政治制度业已确立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尖锐冲突，也很少有思想家们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那样对这一问题做如此透彻的思考。因而，尽管苏格兰启蒙运动已经远去了两个世纪，但苏格兰启蒙学者关于人与社会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对我们仍具有很大的启迪与价值。

　　启蒙运动是18世纪欧洲的一场孕育了现代性的思想变革运动。而现代性的大问题，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思考“祛魅”后的世俗社会中的人与社会秩序的构建问题。对此，苏格兰启蒙学者作出了富有见地的理论探索。

　　卢梭曾感叹，“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遗憾的是，在启蒙时代，有关“人”的知识不仅非常不完备而且还相当混乱，甚至互相对立与排斥。这种混乱与对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关于人之构成要素中，如感觉、理性、情感、经验等，何者更为主导与关键；关于人之性善与性恶之争；关于人之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不同看法。这些问题形塑了苏格兰人性与社会启蒙的主题与方向，大卫·休谟更是要雄心勃勃地建立“人的科学”。

　　在人性论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首先重点论证了“人是情感的动物”。尽管他们并不是第一个持有该观点的人，但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人把这种观点作为其体系的核心论点，致力于对人之自我的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作出区分，研讨二者关系尤其是其一致性。其次，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推进了道德判断根据的转向。以卡德沃思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主张，道德和其他科学知识一样，是理性的科学，因此，分辨善恶的能力与辨别真伪的能力一样，均依靠理性；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伦理学者则认为，道德上的善恶来自经验和苦乐感，是主观感觉的产物。而苏格兰启蒙学者把道德善恶判断的最终依据转向了人之情感，深刻地指出：“理性单独决不能成为任何意志活动的动机”，“理性在指导意识方面并不能反对情感”，“道德的区别不是从理性得来的”。

　　在市民社会的人性启蒙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面临着双重使命：既要把人从禁欲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又要避免滑向纵欲主义；既要声张自我牟利的正当性，又要将社会引向公序良俗；既要正视古典美德共同体一去不复返，又要展示市民社会是一个“全民嘉年华”的年代。因而，在对人性的理解上，休谟、斯密、弗格森等人有一个共通之处：既不像曼德维尔那样把人看作是自私自利的坏蛋，也不像哈奇森那样把人视为心怀天下的仁慈家；而是站在两者的中间，承认人有利己的一面又具有有限慷慨的一面（休谟），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斯密），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弗格森）。

　　正如霍布斯、洛克等契约论者所反复强调的，市民社会的主体是自私的、谋利式的个人，无论是休谟、斯密，还是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都承认这一点，甚至认为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但他们又都极力反对将自私视为人之唯一秉性。在他们看来，人的情感丰富多样，既有自我情感也有社会情感。在《人性论》中，休谟通过层层论证既排除了人性无限的慷慨仁慈，也排除了人性之极端的自私自利；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就反复论证了这一核心观点：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他都有怜悯或同情的本性；弗格森在著作中反复强调人既坚持“自我持存原则”，也信守“社会法则”。

　　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人性，市民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苏格兰启蒙学者面前展现出一条新路，即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此有最为清晰的表述：“凭借公众对其作用的认识，社会可以在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爱或感情的情况下，像它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并且，虽然在这一社会中，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或者一定要对别人表示感激，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新的基础上将曼德维尔式的悖论私恶即公益转换成了“自利—道德感—公益”，从而将曼氏的寓言故事发展为一个调节机制，并且扬弃了理性主义的自负与狂热。

　　苏格兰启蒙学者的人与社会理论中，值得一提的是，市民社会兴起之初，在着力张扬人之谋利式经济行为正当性同时，他们对分工的异化、德性的腐化、公共精神的缺失等也显露出深深的忧思，显示出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深邃的辩证眼光与智慧。

　　约翰·罗伯逊曾这样评述苏格兰启蒙运动：很少有社会像18世纪的苏格兰那样经历着政治制度业已确立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尖锐冲突，也很少有思想家们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那样对这一问题做如此透彻的思考。因而，尽管苏格兰启蒙运动已经远去了两个世纪，但苏格兰启蒙学者关于人与社会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对我们仍具有很大的启迪与价值。

　　（作者单位：安徽建筑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