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一个普通日子，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的渔民，从海底打捞上来一只长满海藻和珊瑚的陶罐。闻讯赶来的在印尼从事沉船打捞的德国公司发现了一艘在海底已经沉没千年之久的古船，6万多件珍贵文物从海底“浮出”，其中90%以上的陶瓷来自中国湖南长沙窑。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黑石号”。沉船系阿拉伯人在东非、阿拉伯、印度沿岸使用的双桅或三桅三角帆船，其中有一个瓷碗上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即公元826年的印记，考古学家结合对其他器物的考证，确认沉船年代为9世纪上半叶。一个关于中国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就此被打开。

　　回望历史，人类先后开辟出陆路、水路与空路，而同时能连接古今与东西的无疑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见证了人类文明无数次兴衰更替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思想之路，如今再一次焕发新活力，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更与方兴未艾的中国水下考古息息相关。

　　映日帆多宝舶来

　　实际上，早在《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从现在的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至印度洋已程不（今斯里兰卡）的海上通道。唐代贾耽（730年—805年）则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的2条海上通道为登州（今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明代郑和航海图则更加全面清晰地描绘了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经南海、印度洋通往西亚与东非的航路。这些古代中国通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的海上通道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

　　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学术研究则始于20世纪初。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指出“丝路有海、陆两道”。1974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发表《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一文。1982年，大陆学者陈炎发表《略论海上丝绸之路》。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与沉船的逐步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渐趋繁荣，其影响也逐渐波及社会大众层面。

　　在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秦汉时期，广东徐闻与广西合浦是当时的始发港，广东南越王墓发现的象牙、波斯银器与广西合浦汉墓群出土的玻璃杯、玻璃串饰、金饰等，被认为是最早的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而来的异域奢侈品。另外，被中日广为传诵的徐福东渡的历史背景和日本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与《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人条曰“光武赐以印绶”的高度吻合，说明经朝鲜半岛通往日本的海上通道在秦汉时期也已形成。秦汉帝国奠定了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并就此形成了东达日本、南到印尼、西至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早期海上航线。

　　此后虽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但海上丝绸之路并未阻断，而是进一步得到发展。公元7世纪，随着隋唐的统一强盛迎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无论是短暂隋朝的4次日本遣隋使，还是唐代12次遣唐使以及鉴真东渡，都是海上丝路东线繁荣发展的佐证。而唐代僧侣义净于671年乘商船经苏门答腊前往印度、唐朝于714年在广州始设“市舶使”管辖海外贸易，都充分说明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西线的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