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的盛况，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了这个盛况背后所隐藏的危机。开幕式用大篇幅呈现了“伦敦雾”事件，同时也极力展示英国的田园风光。虽然是略带调侃的展现，但人们无法回避环境污染、资源掠夺与生态破坏的主题。从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各个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反思人类发展的主题，环境和生态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的关键词。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工业革命后才产生并逐渐走向成熟的学科均以研究人类社会为己任，面对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现状，这两个学科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在各自学科中的重要性，并且相应产生了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两个分支学科。

　　由于社会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均是对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文化、行为等方面进行研究，所以环境社会学和生态人类学常常因研究对象的相似而被相互混淆或难以分辨。也因为这些相似性，这两个分支学科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中又经常相互借鉴、相互补充，进而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虽然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在形式上都是以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也有相互借鉴、吸收和融合之处。然而，两个学科本身对于生态环境的概念判断、学科发端、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别。

　　作为舶来的学科，社会学与人类学向来不缺乏西方理论的借鉴和概念的引入，而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作为这两个学科的分支，同时又是众多舶来学科中的“后生”，在中国尚处于始发阶段，其产生和发展更需要在脉络上理清头绪。虽然学科融合与范式借鉴一直是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环节，然而必要的学科区分和还原各自特征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本文试图从环境与生态的概念辨析、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区隔等方面进行论述，阐述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与生态人类学研究需要走向融合的原因。

　　一、 两个分支学科对环境与生态的概念辨析

　　如果将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最本质的区别看成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区别，那么就忽略了环境与生态作为两个分支学科对自然世界的态度。对于限定性词汇的选择，决定了两个分支学科不同的研究路径。

　　一般认为，自然环境是由岩石、地貌、土壤、水、气候、生物等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其中，自然环境又可分为天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不管如何区分，自然环境始终是包罗万象的，并且具有这样两个特点: 第一，独立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人类社会发源于自然，可以说人类社会不可能独立于自然存在，而在人类社会发源之前便存在的自然环境则是可以独立于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二，区别于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之物。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1］。从泰勒对文化的定义不难发现: 在人类社会文化之外的一切自然界事物，均可以被定义为自然环境。因此，自然环境区别于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文化之物。

　　然而，环境社会学所讨论的环境概念又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环境”有所区别。卡顿和邓拉普虽然在环境社会学的范式研究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且划定了环境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的界限，可惜的是他们从未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环境”做出更深刻的论述。对环境社会学中的“环境”做出清楚界定的是日本环境社会学家饭岛伸子。她认为环境社会学所研究的“环境”主要是指自然的、物理的和化学的环境，用于区别传统社会学关于文化的、社会的环境［2］。饭岛伸子不仅把自然环境作为环境社会学考察的对象，也把人类创造的物理、化学环境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讨论。

　　这些人类创造的物理、化学等环境原则上是不独立于人类社会存在的，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之物的一部分。从饭岛伸子对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可以发现，环境社会学所说的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和人为创造的“自然环境”两个部分。这些人为创造的“自然环境”并不是指人类有能力创造“自然”，而是在这些自然之物的基础上添加人为因素，或者以人力改变现有的环境要素。其中，按照人类的活动方式可以分为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自然保护区、生活居住区等; 按照人类的活动区域可以分为村落环境、城市环境、区域环境、全球环境; 按照人类感官的接受方式可以分为声环境、光环境、核环境等。因此，环境社会学所讨论的环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独立于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物部分; 其次，是由于人类社会文化与技术的发展创造或是构建出来的环境存在方式。有环境社会学家则认为，环境社会学的环境概念强调因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驱动的生产和消费趋向而引起的环境污染和退化［3］。虽然这种观点秉持了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所揭示的环境三维功能中环境作为垃圾站的方面，然而却忽略了环境作为居住地和资源获取地的方面。

　　生态之于环境有雷同之处，从狭义上说，都与人类生存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指家或者环境。可以这样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生态一词包含了两个重要信息: 首先，环境与生物两两相关，虽然生态也含有生物生存的大气、阳光、能量、水、森林等环境因素，但是因为生物存在于其中才能把这些共同构成的因素叫做生态。简单地说，生态是由生物和其环境所构成的。其次，生态强调关系的整体性。生态学研究本身建立在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系统论的方式决定了生态学将生物与周围各种环境之间的关系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生态就是这些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

　　生态人类学所强调的“生态”一词，也遵循了这个法则，即生态的整体性内涵和系统性内涵。日本著名生态人类学家秋道智弥等认为，生态人类学虽然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必须努力去研究各种人群生存方式的整体性［4］。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来看，“生态”一词基本包含的是自然生态系统，这与生态学所强调的生态是相符的。在生态人类学诸多流派中，“系统生态学”虽然不能被称为生态人类学的发端，然而其影响力是巨大的，甚至决定了生态人类学的走向。霍尔和法根认为生态是指: “一组事物以及该组各个事物之间及其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和”［5］。格尔茨则认为: “生态学系统这一概念是文化、生物和环境之间不断相互作用观点的逻辑结论”［5］。生态人类学把人类放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位置，把人看做是生态系统的其中一个环节，这种整体性思维决定了生态人类学天然地注重人的自然属性以及这种属性所带来的人类知识和行为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状态。所以，生态人类学的生态一词并不考虑人类所创造的那一部分如物理环境及化学环境，而大多强调人如何在自然形成系统中被归类和放置。

　　二、区隔: 国外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的区隔最主要的方面并不在于“环境”和“生态”两个概念的不同，而在于两个学科产生的背景、发端、学科取向、分析单位以及范式等众多方面的不同 。

　　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均产生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时代背景的相似并非偶合，现实社会的矛盾和需要催生了其成为一门学科的必要性。随着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环境破坏型和资源掠夺型的发展已经渐渐受到怀疑。蕾切尔•卡逊在 1962 年出版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中描绘了自然环境因受到人类创造的化学物品污染的图景变幻。而后的 20 世纪 70 年代，罗马俱乐部的一部《增长的极限》宣告了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式发展的又一次质疑。这两部著作分别从排放和利用方式两个路径控诉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时代背景和集体反思促成了各个学科都转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近代以来的工业发展，在促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对立日益加剧”［6］。特别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公害污染集体爆发阶段，从美国的“多诺拉烟雾事件”到英国“伦敦烟雾事件”，再到日本“水俣病”、“四日市哮喘”、“骨疼病”、“米糠油”等四大公害事件，发达国家均受到了来自环境的报复。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大规模石油开采、矿产开采和原材料开采达到一个新的顶点，这些掠夺又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的匮乏。世界环境破坏、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掠夺加剧促使了人类开始反思种种过失，这一时期同时发生了大规模针对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有组织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与传统的阶级对立的环境运动有所不同，因此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他们分别就其根源、主张、运动的组织形式和策略等进行研究，从而开辟了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6］。社会学家们在此时也注意到了环境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欲催生一门新的、指涉环境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诞生。这样看来，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不仅有环境问题和环境运动的助长，同时也兼有社会学自身的学科自觉。与此同时，人类学家们并不对环境运动这个现代社会的产物做出任何反应，虽然同样的严重性使得人类学家们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有所觉悟，但是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却是人类学学科的自然警醒，人类学一直以来并不以研究工业社会见长，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异文化和传统社会。受到世界潮流的冲击，人类学需要考虑自身的前途的发展，也不得不将自己的目光被动地投向了生态环境。

　　社会学与人类学分别从各自的路径寻找环境关切，而其中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行动关切更多的是社会学。由于传统社会学受到西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的讨论大多是以如何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抗争、如何利用和消耗自然为主要目的，因此，社会学在长达百年的理论和方法论演变中从未过多考虑研究对象的改变。卡顿和邓拉普则认为，社会学对于“社会事实”的讨论，在面对环境维度的介入后显得苍白无力，与早期的生物地理决定论相对的此结论显然使得社会学家们忽视了物理环境这个重要的因素［7］。1978 年，他们在《美国社会学家》杂志上发表了《环境社会学: 一个新范式》一文，将以往的社会学和即将讨论的社会学进行了范式区别。他们将这两种范式称为“人类例外范式”( 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 HEP) 和“新环境范式”(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 NEP)［7］。前者是传统的主流社会学所秉持的思维和研究范式，后者是社会学在回应环境危机时所应发生的范式转换［8］。

　　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从哲学中脱离出来，形成一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一门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虽然针对“人类社会”，但不是从与自然的对立中发端，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区别于以往的哲学研究。并且，传统社会学在看待文化时，大多以系统论作为根基，结构功能学派则毫不掩饰地认为文化是属于社会系统的其中一个范畴。而人类学和社会学面对自然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标榜自己学科的纯洁性，特别是对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关切度，然而人类学由于其与生俱来的关怀性和探讨文化形成过程的方式时体现的全面性，正如唐纳德•L•哈德斯蒂所说: “人类学历来是一门‘总体论’的学科”［5］。其在学科创立初期便对人类社会与文化如何脱胎于自然环境进行了大量思考。因此出现了“环境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的对立。环境决定论认为物质环境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原动力的作用，而后者则认为文化起决定性作用［9］。初期的人类学虽然一开始便对生态环境有所关注，而不像社会学那般后知后觉，然而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也是极其明显的。大量的资源掠夺与环境破坏使得人类学也在反思“决定论”的可靠性，学者们不得不对“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进行反思批判，因此讨论环境与人类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互动论”成为这之后催生生态人类学的重要依据。

　　在研究导向方面，社会学向来是以“问题”的形式出现，即环境问题的爆发成为环境社会学关注的焦点。普遍的共识认为，人类现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大多与工业化的发展有关。由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随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传播，因此环境社会学也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对工业化以后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研究导向。这些问题不仅包括水污染问题、气候变化问题、资源利用与破坏问题、环境公害病问题，也包括由这些问题引起的关于人们对环境行为、环境关心、环境意识、环境抗争和环境 NGO 的发展等一系列主题的综合思考。虽然生态人类学的产生也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全面爆发有关，但由于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导向是关注传统社区的文化、制度、结构与人类的行为等，因此对现代工业所造成的问题并不敏感，同时由于受到传统人类学研究导向的影响，生态人类学并不以问题本身的爆发为其研究导向，而是旨在探讨人类在某一生态环境中生存的方式，如描述刀耕火种、狩猎、畜牧等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或者对这几种生活方式中人们的营养状况进行比较，亦或关注在某种生态环境中产生的人们的信仰崇拜与神话传说。总之，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是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在研究表现形式上的最大相异之处，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一主题进行了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在分析单位方面，社会学的视野总是较为宽泛的，常常以国家和全球作为主要分析单位。社会学的起源来自于对工业社会的反思，而环境社会学则来自于对工业社会中环境问题的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隐含地论述了全球化与工业社会之间的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它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0］。在这个自由竞争时期，工业社会的全球化形势并不明显，但是已经端倪初现。在 20 世纪中叶以后，工业社会已然完成了其全球化的使命，而工业社会所产生的问题也随即成为全球的共有问题。社会学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理所当然将这些全球共有问题作为其重点讨论的对象。如社会学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环境社会学也将贝克的理论视为其重要理论基础) 均是在这一时期之后产生的。而人类学的分析单位显然要比社会学缩小了范围，人类学传统的猎奇心理和殖民背景将人类学推向了社区研究的范围之内。虽然后期的人类学特别是政治人类学( 民族政治学) 也开始进行跨族群和跨地区研究，但是总体来说，人类学的分析单位仍然在某一区域之内和某一社区之中，对这个社区的民族志写作主要是对其经济、家庭结构、亲属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刻描述。生态人类学也继承了人类学这样一种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其研究并没有突破社区特别是传统社区的界限。

　　在理论流派和方法论方面，环境社会学继承了传统社会学的方法论，以传统社会学的三大方法论即实证研究、人文主义研究和批判研究为自身的方法论基础，但是在理论研究领域由于研究对象的改变，因此也对传统社会学理论发出了攻击的信号。环境社会学家们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包括邓拉普和卡顿的新生态理论、施奈伯格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摩尔和斯帕尔戈林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约翰•汉尼根的建构主义理论等，也包括日本环境社会学界出现的受害者结构分析、受害者—受益者分析以及生活者视角等。虽然环境社会学从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吸取营养，却由于在研究对象上增添了环境的因素而显得不完全等于传统社会学。与此同时，生态人类学却与传统人类学渐行渐远，不管是理论流派还是方法论上均呈现出与传统人类学不同的气象。生态人类学从传统的“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中转向而将“互动论”作为自身范式的安身立命之本，在理论上形成了诸如人种学、历史生态学、生态系统范例研究等特殊的理论流派，在方法论上则产生了如文化生态学方法、生态唯物论、生态系统研究等以区别传统人类学的进化论、传播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人格学派、象征学派等一系列纯粹研究人类文化的学术流派。生态人类学与环境社会学的相似之处在于因为对研究对象的重新考虑而形成了相应的理论流派、因为研究对象的改变而形成对研究范式的再思考。

　　三、融合: 中国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必要

　　区分环境社会学和生态人类学并不是要将保持学科纯洁性作为本文讨论的重点，而旨在澄清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和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含混不清的关系。虽然学科纯洁性的声称并非社会科学研究所提倡，然而这样的区分却有利于加深中国环境社会学和生态人类学初期建设阶段对于自身学科理解，不至于因为一些语素和研究对象的相似而混乱。由于环境社会学和生态人类学在西方已经发展多年，随着学科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理解，其研究的问题逐渐呈现重叠的倾向，而研究范式也呈现出相互借鉴的态势。在现阶段的中国，由于这两个分支学科均属于较晚的舶来品，环境社会学和生态人类学可能需要在区隔中走向相互的融合。我们所要理解的是融合并不是合并，而是指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取长补短。

　　首先，在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下，传统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单纯的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物种的灭亡、资源的掠夺和环境的污染呈交织状出现，如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波及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不管是南极大陆还是青藏高原，均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而出现冰雪消融的迹象。日本学者印南敏秀主编的《里海的自然与生活》( 里海の自然と生活) 较为详尽地描述了里海、湖泊的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其所收录的文章从史料分析、实地调查几个部分对水草、海草等与人类的经济开发、循环利用以及文化影响均有所描述，特别强调了社区利用的循环模式之重要性。这些调查不仅仅强调社区的作用，而是以社区为平台，讨论全球气候变迁、海洋变化所带来的日本海域和人类之间发生的关系改变［11］。张倩曾经对锡林郭勒的草原退化现象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包含了环境社会学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定义和理解，也包括了生态人类学对牧区游牧文化和牧民与草原生态之间关系的思考［12］。任国英等对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表明:一方面，需要从生态人类学角度对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澄清; 另一方面，由于自然保护区是工业社会产生以后的新事物，因而自然保护区之下所呈现的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传统农村出现的问题，更多的是现代社会所赋予的新的环境定义［13］。笔者对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不仅从环境社会学的角度澄清了自然保护区的现代属性、世界属性和公共属性，也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人们的生计逻辑和村落领域逻辑对其环境意识的产生所造成的影响，以此寻找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环境保护的途径［14］。传统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卷入了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浪潮之中，如果单纯地看待传统社区的生态与人的关系，势必造成一些误读。因此，我们的研究也需要多学科的视角交叉。环境社会学和生态人类学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某一问题进行不同的解释，而这样的学科综合又有利于多层次的问题呈现。

　　其次，相互借鉴成为催生新的思想产生的动力。中国的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均为舶来学科，两个分支学科在现阶段也都未能建构出相应的本土理论和研究范式，由于两个学科分属于不同的研究范畴和研究体系，因此，缺乏必要的对话与理解。而在这一点上，日本环境社会学和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素材，由于日本早于中国从西方引入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其学科体系相对完备和成熟。并且其一贯的实证取向使得日本学者抛开了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之间的范式区隔，转而专注于研究问题的呈现与解决。如作为既是人类学家又是社会学家的鸟越皓之，其创立的日本环境社会学本土理论“生活者视角”范式既综合了环境社会学建构学派的观点，认为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主观建构性; 也同时从人类学的视角坚持了要以当地人的“生活世界”和“生活状态”出发看问题。一方面，鸟越皓之讨论的大多数研究对象均为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环境问题，如资源掠夺与工业消耗、自然保护区的问题以及环境运动的兴起等; 另一方面，鸟越皓之吸收了生态人类学对于生态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描述，不仅从生态学的角度考虑人类生活空间和自然空间的关系，也从人类所从事的渔业、农业、牧业、采伐业等行业讨论人类的生存方式［15］。现阶段的中国环境社会学与生态人类学逐渐开始了研究重合，特别是环境社会学从城市走向农村，生态人类学也逐渐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使得两个学科之间需要相互了解和相互借鉴，从而增加催生本土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最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呈现，要求学科之间的碰撞与对话。洪大用在论述中国环境问题的八大特征时强调中国的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交织，而大量环境问题也在向农村扩散。如在甘肃定西，由于生态环境恶劣，植被稀少，燃料、肥料和饲料缺乏，人们不得不以草皮做燃料。失去植被的土地导致进一步的生态恶化，而生态的失衡又使得贫困加剧［16］。在中国农村地区，人们面临的情况较过去复杂而繁琐: 一方面，农村需要发展不得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的原动力; 另一方面，牺牲生态环境又使得农村陷入新一轮的贫困。由于贫困问题、发展问题和生态问题等多种问题的复杂呈现，使得各门学科在陈述某一问题的时候不能从单一的学科视角来描述和分析，学科之间的碰撞和对话才是呈现这些问题复杂性的有效方式。我们可以相信生态人类学能够从营养的角度论述黔东南某苗族聚居地的生存状况，也相信其能够呈现大兴安岭鄂伦春族人对驯鹿的饲养模式。我们能够相信环境社会学能够解释这些苗族人现在的食物可能受到来自农药和化肥的污染而正在遭受和城市人同样的疾病困扰，而鄂伦春族人也在经历着因为全球气候变化而不得不缩减驯鹿数量，由此可能造成生活陷入贫困的苦恼。虽然这些假设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论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变得复杂多样，我们不得不寻求新的、综合的方式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参考文献:

　　［1］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 文化研究的历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0．

　　［2］饭岛伸子． 环境社会学［M］． 包智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4．

　　［3］秦华，科特尼•弗林特． 西方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概论［J］． 国外社会科学，2009( 2) : 4 －11．

　　［4］秋道智弥，市川光熊，大塚柳太郎． 生态人类学［M］． 范广融，尹绍亭，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2．

　　［5］唐纳德•L•哈德斯蒂． 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渊源: 《生态人类学》导论［J］． 郭凡，译． 世界民族杂志，1991( 5) : 18 －26．

　　［6］洪大用． 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J］． 社会学研究，1999( 2) : 83 －96．

　　［7］Catton W R J，Dunlap R 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J］．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1978，13( 1) : 41 － 49．

　　［8］洪大用，罗桥． 迈向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 4) : 1 －10．

　　［9］罗康隆． 人类的生态困境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取向［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 6) : 40 －46．

　　［10］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2 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 作 编 译 局，译．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1994: 275．

　　［11］印南敏秀． 三河湾の海里山の綜合研究 3/里海の自然と生活［M］． 周防大島町( 山口県) :みずのわ出版，2012．

　　［12］张倩． 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脆弱性: 以内蒙古荒漠草原的一个嘎查为例［J］． 社会学研究，2011( 6) : 171 －195．

　　［13］任国英，杜鹃． 生态与生计: 神农架下谷坪土家族民族乡动物与人争食考察［J］． 民族研究，2011( 5) : 49 －55．

　　［14］羅橋． 生計、村落の領域と環境に差序分别:草海自然保護区の村民のロジック研究［J］．爱知論丛，2013( 1) : 1 －18．

　　［15］飯島伸子，鳥越皓之． 講座環境社会學: 第 1卷/環境 社 会 学 の 視 点［M］． 東 京: 有 斐閣，2001．

　　［16］洪大用． 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 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3 －20．

　　【作者简介】罗桥( 1985 － ) ，男，贵州贵阳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环境社会学、文化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