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把科学和技术放到(本来就在)社会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等)和生活(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中，把本来就由科学、技术参与或支撑的社会生产、生活视为(本来就是)科学、技术的活动场域、生成条件和整合基础。这种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启示，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科技认识的选择性、人本性、时空性和相对性，充分表明在科技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是人类把握现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关键词:科学技术与社(STS);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把握世界

　　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研究颇有意义，因而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有的从学科范式来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主要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内在逻辑关联;有的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本身作为一个自明性理论工具，专门用以研究科技、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理论和实际问题;有的则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作为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一个研究领域(方向)，侧重研究科学技术(创新)的社会生成等问题，凡此种种。我则倾向于把当前学术界对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多视角研究加以整合与提升，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以期在科技全球化时代，为人类携手创造全球科技合作的美好未来提供方法论支持。

　　一 破解“斯诺命题”的重要思维向度

　　所谓的“斯诺命题”，即一位英国学者C．P．斯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颇有影响和见地的著述中所提出的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命题。斯诺集中尖锐地提出并论证了“科学文化”(ScientificCulture)与“文学文化”(LiteraryCulture)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两种文化”的分裂，是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困境和矛盾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斯诺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由合一而分化的现实以及现代社会一系列深层矛盾的“原罪”的深刻揭示，可谓入目三分、一语中的。

　　“斯诺命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且为人们广泛关注，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的集中展示与暴露。虽然人们逐渐地认识到现代性问题并不是一个处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可以抽象讨论和简单选择、取舍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演进、嬗变的机制问题，但是人们仍然难以容忍风生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论。从16世纪开启，现代性仿佛一艘历史巨轮从中世纪启航，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发现”而揭开了现代社会序幕。到18世纪晚期，经过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现代性穿过风云激的19世纪而逐渐走向成熟。人们无法否认，现代性无疑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但同时现代性也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宁静与和谐，彻底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存在方式，使金钱成了万物的尺度，使用价值完全“听命”交换价值，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意义而是利润，对竞争和效率的崇尚和迷恋使现代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出发点是急功近利。

　　然而，人们对这些重大的综合性社会问题的批判、反思与消解，不仅涉及自然科学，而且需要不断创新的人文社会科学，更需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遗憾的是，在斯诺看来，发轫于18世纪中叶以来的英国工业革命是以“知识(自然科学技术)就是力量”的科学文化传统为支撑的，人文社会科学(技术)一直游离于工业革命系统之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已经彻底断裂，而自然科学(技术)早非常迅速且十分紧密地与现代工业革命粘合在了一起。［1］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所创造、掌握和运用的科学知识日益增多，但人类创造、掌握和运用科学知识的智慧的增长却受到了现代性的束缚，当下更难以自觉地利用这些科学知识医治现代性创伤。正所谓“我们不是医生，而是病人”。现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所遭遇的各种危机，貌似政治、经济、、金融、能源、环境等问题。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没有真正结合所至。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技术)不能隔裂，这不仅具有知识论的价值，而且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内在精神资源和思想动力。从哲学视角考察，自然、人和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哪个环节发生断裂，都可能引发难以想象甚至不可挽救的灾难和风险。

　　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结合为一体进行方法论开拓，把“科学”、“技术”、“人”、“社会”整合到一起进行“四位一体”的研究，把现代社会中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等融为一体进行整体把握，无疑给破解“斯诺命题”提供了一个重要思维向度。

　　二 现代科技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视角

　　为什么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可以为我们破解“斯诺命题”提供了重要指导性线索，以至于成了我们把握现代社会的重要思维向度?这是由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具有鲜明的超越学科壁垒，实现现代学科交叉，多重视角互补的认识论价值决定的。

　　众所周知，认识论是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功能、前提、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哲学学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往往把思考的重点放在“认识与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的演绎上，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得出“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论公式。但认真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在传统认识论中“实践”被抽象了，特别是实践的社会内涵、历史内涵、文化内涵被遮蔽了，认识主体的个性特征、社会环境及生成条件消失了，使传统的认识论变成了主体缺位的认识论，或者传统的认识论的主体很抽象，因为，“谁”、“如何”、“什么环境”、“认识什么”等问题没有得到必须的揭示和说明。

　　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则正视现代科学技术认识、创新、传播的现实，全面把握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其一，把科学技术放(还原)到具体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赋予科学技术具体性、生动性、鲜活性，而绝不是言之无物的科学技术概念;其二，把现代社会理解(还原)为有科学和技术支撑或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具体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系统和社会环境，赋予现代社会具体性、生动性、鲜活性，而绝不是言之无物的社会形态概念;其三，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作为相互关联的系统来考察，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的真谛。人类社会不过是由人、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的产物构成的有机体。人是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人、人的活动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实际上就是科学———认识活动、技术———改造活动、人的活动的产物———人的科学和技术活动的对象化三者的有机统一。所有这些，恰恰给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的认识论启示。

　　1．科学技术认识的选择性。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启示我们，科技认识的生成、发展既有不可选择性，同时又具有选择性，是两者的统一。从社会条件的给定性来看，科技认识只能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认识现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认识具有不可选择性。但同时，社会条件、社会环境也是由人来创造和改变的，一定的社会制度、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是一定的社会的人们创造的产物，因而，科技认识生成、发展以及作用的发挥又具有选择性。

　　从一般认识论视角分析，全部世界的总和是所谓“自在世界”，只有进入人的认识视野的世界才是“世界图景”。自在世界也称天然自然，首先，自在世界是人类世界产生之前的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产生前，客观的自然界早就独立地存在和发展着了，这是人类世界产生前的先在世界。其次，自在世界又是人类活动尚未深入到的自然界。自然界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是无限的，永远存在着人类活动尚未达到的部分，即尚未被人化的部分，世界的这一部分仍然属于自在世界。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以自身所需要的框架去观察、描述和解释世界，其实质是以个人经验的普遍性去把握世界，进而形成具有经验共同性的“世界图景”。由认识主体需要而形成的“世界图景”，又直观地呈现认识的主体。换言之，“世界”以认识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为内容而给予认识主体，认识主体又以认识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为中介而直观“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主体”和“认识”的三者关系中，“认识”既是构成主体的世界图景的手段，又是“世界”在主体的表象和思想中的“图景”。因此，认识的普遍性与共同性是“世界图景”构成的中介与实质内容的统一。认识主体在主体需要框架与经验直观的统一中达到对世界的自我理解，以及认识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当代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提出，“可批判性的条件至少是，批判的对象必须是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是自觉反思的对象，而不再是不能言传的东西。但是，构成这样一种批判对象的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能够用这种方式加以批判呢?这不能只是经验本身，因为经验不过是过去的存在。要使经验成为批判性的，就需要用如此一种方法来表述经验，以使得经验能够成为反思的对象”［2］5。这就是说，“世界图景”只能是以具有批判性的科学概念框架去构建，而在一般的常识的世界图景中，“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3］瓦托夫斯基认为:“在科学本身的基础上，铭刻着其带有共同经验、带有共同的理解方式以及带有共同的交谈和思想方式的历史连续性的印记，因为科学并不是一跃而成熟的。它是通过合生、修正、彻底重新表述而与传统和各种尚未成熟的概念并肩成长起来的。科学已经创造了十分严格和优雅的人造语言，但是，它这样做时，还是不得不讲述我们共同的自然语言，并把在我们的普通语言和理解中所表示的世界跟出现在科学对话的非常语言和理解中的世界联系起来。”［2］89而所谓的科学，既同常识相联系，又超越了常识，进而形成科学认识的概念框架。

　　2．科学技术认识的人本性。勿庸讳言，人类崇尚“知识就是力量”的哲学命题，目的在于发现、发明和创新知识(科学技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这就充分表明，科学技术认识就其本质而言具有鲜明的人本性。当然，科学技术的人本性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体人的至高无尚性。然而必须注意，文艺复兴以来500年的历史，几乎使人们比较彻底地铸就了这种主体至尚的思维定式:人们的逻辑、论说、认知、行为，以及人们的情感方式等都必须仰仗和遵循大师和先哲学业已“前定”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即所谓的“笛卡尔主义”，这种“主义”确定了主体人的独立地位和主体与客体的两分法，进而导致了数百年来“科学技术等于理性”，“科学技术等于进步”的似乎不正自明的“真理”。但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类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造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类开始追问科学技术认识的人本性何在?批判与反思中，人们终于发现，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构成了时代进步的轴心。今天的科学技术早已发展到当年的牛顿、伽利略等难以想象和置信的地步，然而，人文文化却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渐行渐远的局面，这不仅表现在“两种文化”的分裂与疏离，而且更表现为人们包括哲学家们时至今日仍然重复着柏拉图甚至孔夫子先哲的文本，这种主体形而上学顽固性还相当明显，阻滞着具有解释力、整合力、改造力和创新力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创新与重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为科技与社会、科技与自然、科技与人文协调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思考方式。

　　3．科技认识的时空性。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为科学技术找到了存在的场域，实际上也就找到了人们认识的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相对于自然物而言，其自身可能是一种独立存在。而对认识主体———人———而言，时间和空间都是在社会生产、生活、生命中自我生成的。在时间维度上，人们的科技认识是一种历史、演进的活动，人类每一代人的科技认识都是前一代甚至前几代人的科技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认识或创新。所以，科技认识必然是以继承以往的科技认识成果为基础的。在空间维度上，科技认识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活动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每个人的科技认识同样离不开他人的科技认识，每个人的科技认识成果都是社会科技共同体科技认识成果的一种体现，是对社会科技共同体认识成果的再认识和再创造过程，具体的历史的科技认识是这“两个维度”的统一。正如马克思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社会“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4］回避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变量，所谓人们的科技认识是维以想象的。

　　4．科学技术认识的相对性。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启示人们，科学技术认识永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认识，社会意识、社会认识、社会文化、社会宗教等对人们的认识都有影响甚至制约。因而，认识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和暂时的。人们在认识的过程中，应当用辩证的思维来思考认识主体、认识手段、认识过程和认识结论。“思辨性是哲学方法的关键。思辨性带来了歧义性和难以检验性，也带来了与实证方法不同的功能。之所以在对世界的认识中需要运用思辨方法，首先是因为这种方法对科学思想发展具有开拓作用。其次，科学理论中常常包含在一些无法用经验直接说明、也无法从理论本身推导出来的基本假设，在该理论范围内，这些基本假设是超验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5］在认识的过程中，需要确定认识的对象，对其特征运用辩证的思维和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得出对对象的全面的认识。从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新技术革命，已经导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站在这场历史变革的前头，成为优胜者，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科学技术认识，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以适应当代科学、技术、社会“立足现代，扬弃前现代，面向后现代”的基本趋势。

　　三 人类把握现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和实践精神的掌握的。”［6］

　　而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工程性，其根本宗旨在于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与社会有机结合，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特别是使社会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持续健康发展。

　　科学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一项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相关活动的事业。技术则是人们改造世界的知识体系，法国思想家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曾经列入了“技术”条目，认为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从学科技术发展的历史看，一般地说，“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一个新兴的交叉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的新兴特点，决定了到目前为止，STS学科的性质、范畴、边界、方法等问题，还都需要深入思考与研究的问题。但是可以明确的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把作为文化现象、作为人的认识和改造活动、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和技术，放到(本来就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把本来就有科学、技术参与或支撑的社会生产生活视为(本来就是)科学、技术的活动场域、生成条件、存在基础。其使命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编织之网或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深刻的揭示与理解。我们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但是为了使这种认识多少具有实在内容，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设计与创新建立在科技与社会的构架基础上，科技与社会构架在很大程度上规约人的目标选择、支配人的思维方式。质言之，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实际上是人类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真实图景的能动把握、理性自觉和把握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关注科学技术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才能理解现代社会;只有关注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规约，才能理解科学技术的生成、功能、效应。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的社会，现代科技以现代社会为场域。现代科学技术一旦离开于现代社会规约，现代科学技术就将成为“潘多拉的箱子”或一匹脱了缰的野马。现代社会一旦远离或没有科学技术参与和支撑，现代社会就将走向死寂。所以，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便合乎逻辑地成了人们把握现代社会、把握现代科学技术、把握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换言之，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就是既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把握科学技术，又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中把握现代社会，是人类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双重把握。只有这样，科学技术与社会才能在人类的创造性伟大实践中得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作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或一种世界观，无论哲学的、艺术的、宗教的，还是实践的，其具体内容和形式都不是一劳永远逸和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不间断的思想探索和思维创新过程。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亦然。其核心价值理念在于调整人对自我的传统认同，调整人对科学技术的传统认同，调整人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关系的传统认同。面对当下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呼唤人们反思现代科学技术，反思现代社会法制和伦理，反思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具体地说，既从人文反思科技，又从科技反思人文，质疑现代社会以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自然科学技术价值观念，逐步实现哲学世界观的历史性创造与更新。

　　【参考文献】

　　［1］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1－50．

　　［2］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3］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

　　［5］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

　　(田鹏颖：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沈阳110034)